金庸：“文革""中撰文支持刘少奇
金庸主持《明报》编务期间，写了大量评论文章，其中既有对于红卫兵揪斗刘少奇和邓小平表示的不满，也有对林彪和江青一伙倒行逆施的抨击……
金庸对祖国内地很向往
香港武侠小说家、著名报人金庸(原名查良镛)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和认识，也像普通人一样有一个不断认知的过程。在进入香港报界的初期，金庸对中共的认识是迷茫又充满恐惧的，原因是他的父亲查枢卿在祖籍浙江海宁县袁花镇土改斗争中作为地主受到镇压。1959年，金庸放弃写作而主持《明报》编务。他作为刚创刊不久的明报社社长和主编，每天都必须为这张报纸的头条写一篇社论，这时候金庸的政治观点便开始变得明朗起来。
纵观金庸在《明报》初创时期亲笔撰写的数以百万字计的社论，绝大部分是针对国际社会发生的重大事件，也有一些是他对祖国内地“文革”前后各项政治运动发表的意见。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观点．大都体现在内地发动“文化大革命”以后金庸执笔撰写的社论。在这场运动开始后不久，金庸几乎每天写一篇社评。所有评论又都是针对前一天在内地发生的重大事件。例如金庸对于红卫兵揪斗刘少奇和邓小平表示了极大的不满。他为此在《明报》上针锋相对地发表题为《本港“左派”拥护刘少奇》的社评。
金庸还针对林彪和江青一伙在香港《明报》上不断发表措词严厉的文章，这引起了他们的反感，但是林彪和江青一伙对于香港《明报》又鞭长莫及。当然，金庸的政治性社评也并菲至善至美，特别是他对中共一些政策的理解，由于他多年居住香港，对内地的了解难免存在片面性，所以在他主办《明报》期间，在他笔下也有意无意地出现了一些与事实相悖盼缩激之词。
不过，这并不影响金庸对祖国内地的向往，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内地形势日新月异，更加激起了金庸早日返回内地看一看的强烈愿望。不过金庸始终没有轻易提出回内地访问和参观的要求，因为他担心自己“文革”期间在香港《明报》发表的那么多过激的言论，回来后会不会受到欢迎。
改革开放以后，他的恩归之心也与目俱增，而邓小平的出山给金庸心里带来了更大的兴奋。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一直很钦佩他(指邓小平)的风骨，这样刚强不屈的性格，就像是我武侠小说中描写的英雄人物。”金庸对中国共产党所持态度发生的根本改变，在于他亲眼看到l977年邓小平再次走上了政治舞台以后国内发生的巨大变化。
面对邓小平在国内实行的拔乱反正政策，金庸在振奋之余又利用为《明报》写社评的机会，对内地出现的大好形势不断加以赞美与讴歌，特别是对邓小平和胡耀邦倡导的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睢一标准”给予了极大的关注。金庸还在社评中主张请邓小平出任国家主席。也就在1981年的春天，金庸正式向新华社香港分社提出想访问内地、亲往北京的请求。
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金庸见到了心仪已久的邓小平
就在金庸即将成行的时候，他再次通过新华社香港分社向中央提出了他此次回北京希望见到邓小平副主席的请求。当邓小平在北京获悉金庸希望得到他接见的想法以后，竟然十分爽快地答应了。这样，金庸便在1981年7月18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福建厅见到了他心仪已久的邓小平。
当时，北京正是一年中最为炎热的夏季，金庸为了尊重邓小平，特别穿上会客时才穿的笔挺西装。而邓小平则穿着雪白的短袖上衣，他见金庸这样拘谨，便示意他可以随便，于是在合影之后金庸便脱去了西装外套。他们就像一对久违的老朋友。邓小平告诉金庸，前些年他在江西的时候，就读过金庸的武侠小说，他的家人也都喜欢读金庸的作品。接着，邓小平又畅谈了国际和国内形势。
邓小平告诉金庸：…文革’使得全国人民思想混乱。十年动乱，影响了整整一代人的成长。金庸说：“十年‘文革’，使国家少了几百万人才。”
邓小平说：“粉碎‘四人帮’之后，这情形一时还扭转不过来。培养人才是长期性的事，破坏l0年，恢复至少要20年．．．．．．'
金庸对邓小平的一席谈话甚为感动，他说：“国家这么大，人口这样多，经济建没是很艰巨的工作。为了调动全国一切积极因素投入经济建设，在起用人才、提拔人才之时，似乎应当重视才能、知识、品德，不是共产党也应当有同样的机会。”
邓小平说：“每一方面都需要有才能的人作出贡献。不但要起用全国人才，外国的科学技术，外国专家我们也欢迎…·一中共过去犯了重大错误，现在我们自我批评，自己纠正错误。自己承认错误，纠正错误，是非常重要的事。”
在谈到金庸和《明报》赞成邓小平出任国家主席一事时，邓小平表示：“你们《明报》要我当国家主席，资格嘛，不是没有，不过我还想多活几年，多为国家人民办点事，一旦当上国家主席，恐怕要缩短寿命。现在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有120多个，每年有许多国家的元首到中国访问，国家主席就要迎送、接待、设宴，这许多应酬要花很多时间和精力，搞得多了就很累。”金庸对邓小平这样看轻权位，不由从心里感到钦佩，他当场说：“邓副主席本来可以当主席，但你坚持自己不做，这样不看重个人的名位的事，在中国历史上，以及世界历史上，都是十分罕见的。这令人十分敬佩。”
这次返回内地参访，让金庸大开了眼界。在返回香港后当记者问他：“当年中国大陆批邓很激烈的时候，你曾写过社论，赞扬他的硬骨头，是不是?”金庸当即表示：“是啊，单是刚强，当然不够。江青和张春桥在受审时十分倔强，有什么价值?必须不顾自身的荣辱安危而坚持正确的主张，这才令人佩服。彭德怀反对‘大跃进’和‘浮夸风’，也有这种风骨。我跟中国大陆一些朋友谈起来，许多人都赞叹彭大将军是英雄好汉。当然，邓小平不做国家主席，也是很难得的。如果你熟悉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就会知道这种事情的难能可贵……”
与中共许多元老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密
自1981年金庸亲往祖国内地访问后，他主持的香港《明报》更加主动、及时、全面、客观地报道和评价内地的政治经济形势。特别是对中国政府准备在1997年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这样的重大历史事件，金庸的《明报》显得更为旗帜鲜明。1984年春天，金庸出版了《香港的前途》一书，将他亲笔撰写的《明报》社评汇编成集，出版后他又将此书寄给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参阅。也是在这一年的秋天，金庸又一次从香港来型内地参观访问。这次，他在北京会见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胡耀邦与金庸的谈话，内容也非常广泛。金庸从北京返回香港后，把与胡耀邦总书记的谈话要点凭记忆整理出来，然后在他主办的《明报月刊》上发表出来，在东南亚地区引起很大的震动。
金庸在京与胡耀邦等中共中央高层领导人会晤后，与中共许多革命前辈和元老的关系也变得更加紧密。当他听说王震很喜欢他的武侠小说时，就在香港将一箱装满封笔之作《鹿鼎记》的小说寄往北京。王震在接到金庸的赠书后十分高兴，还亲笔写了一封回信，以表示谢意。
不久，金庸在香港就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直接参与香港1997年回归祖国怀抱的准备工作，这是作为报人和作家的金庸首次参与重大的政治活动。这一时期的金庸，已经开始从繁忙的《明报》编务工作中退居二线，他一面积极参与香港基本法的草拟，一面开始了学术研究和各种社会活动，特别是对祖国内地的经济繁荣、政治稳定，他采取了乐观其成的态度。金庸远离编务后，曾经先后获香港大学名誉博士学位并兼任该校中文系的名誉教授。l989年《明报》创刊30周年的时候，金庸毅然辞去社长职务，而改为专任明报集团有限公司的董事长。
《党史博览》 07-03-22 sk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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