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往事回顾
――一个老红卫兵的回忆与自白
1968年7月25日，北京著名高校清华大学爆发了激烈的武斗，事态不断升级。
7月27日8341 部队根据毛主席的指示，组织六厂二校“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3000人（二七机车车辆厂800人），分乘60辆卡车前往清华大学，去平息那里的武斗事态。
部队首长杨德中同志在校外组织了临时指挥小组。下午四时，雄赳赳，气昂昂的“工宣队开始向校园进发。在物理系大楼前面他们清除了路障，头戴安全帽高擎红旗的“革命主力军”们一遍又一遍地高呼：“要文斗不要武斗！”他们胸前佩戴毛主席像章，手捧红宝书反复朗诵“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齐来了……”话音未落，雨点般的大如拳头、小如鹅卵的石子向工宣队飞来，“主力军”的队伍大乱，但很快组织反击，他们以课桌为盾牌向前冲，突然“轰”的一声巨响，学生们制造的土炸弹在他们中间爆炸，重伤三人，轻伤一片，其中一人在送往医院途中死亡……
毛泽东闻讯后彻夜不眠，遂指示开会，深更半夜的，林彪、周恩来及康生、江青等中央文革成员赶到了中南海的游泳池，同时被召见的还有红卫兵五巨头：清华蒯大富、北大聂元梓、北师大谭厚兰、北航韩爱晶、地质王大宾。
毛泽东一再强调学生们要停止武斗，两派一定要联合起来。“总不能分成两个清华，两个北大吧”？并说出了：“现在是轮到你们犯错误的时候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小将们仍没有去认真思考毛主席讲话的含义是什么？
会议中间，韩爱晶发言说：“现在大家都在引用毛主席著作中的一些话以此来证明自己行动的正确性，双方在引用时可以有不同的解释，甚至有完全相反的解释，有毛主席在，有你们在的时候，容易解决，你们都不在，我们该怎么办？”
康生听了马上斥责说：“你大胆，在胡说什么？！”
这时毛泽东接过来话说：“这个问题讲的好，我年轻的时候，就爱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至于我说过的话，今后肯定会有不同的解释，必然如此，从孔夫子到佛教、基督教、后来还不是分成许多派别，有许多不同的解释。任何事物要是没有不同的解释也就不会有新的发展和新的创造，否则就停滞，就死亡了”。
革命的大联合，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毛主席的这些话是他自己典型性格的突出表现，谁又能摸透他的心理呢？
文化大革命发展到“天下大治”的实质性阶段，应该说红卫兵的历史使命已经完结，但被推上文革一线的青年学生们已经刹不住车了，在中央文革的操纵下，不断地怀疑一切，冲击一切，进而要打倒一切。毛泽东坐卧不安，彻夜不眠，他连发两道“指示”，一是派工宣队进驻大专院校实行“掺沙子”，参与上层领域的“斗、批、改”工作，清华、北大、北航等大专院校陆续进驻了工宣队。二是动员“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将全国1700多万的老三届（67、68、69）青年学生“分配”到广阔的农村大地去“修理”地球，给失控的、虚火旺盛的运动降温、“撤火”。
在文革中曾是红卫兵的一代人，他们大都是共和国的同龄人，是同新中国一起成长的青年。十七年的封闭环境使这一代人接受的完全是公式化的教育。他们对美帝，资产阶级，剥削阶级恨之入骨；对社会主义赞叹不已。这一代人对政治很关注，具有强烈的政治责任感、使命感。他们缺乏判断是非的能力，热中于“破四旧”，“打砸抢”等“革命行动”。红卫兵最终形成一场危害社会正常发展，破坏民族文化遗产，适应文化大革命需要的造反洪流，不仅给社会造成巨大损失，自己也为此付出昂贵的学费。文革中的红卫兵，无论是拆庙宇、砸教堂、烧书籍、鞭打师长的老红卫兵，还是手执长矛、冲锋枪杀红了眼的造反派，他们的行动都使世界惊骇。八国联军只烧了一个圆明园，我们自己毁了多少个圆明园？！外部世界的人，不论属于中国血统还是其他种族都感到恐怖和不可理喻，多年之后，红卫兵自己的后代们都觉得父辈们当年的行动莫名其妙，可笑可悲！
但当年红卫兵中大多数人，即使是其中有反省能力和悔悟心态的人，却不会认为当初自己的思想和行为不可理喻，是什么东西决定了他们异乎寻常的表现，是什么东西使那些野蛮和荒唐的行径对他们而言却是顺其自然的？是民族心理素质和传统文化的驱使，还是青春期动荡而反常的心理，加上超凡领袖的神话般驱动，“神话是一群人持有的最强烈的信念，信仰者感到自己属于真理的大军，正在与邪恶的大军战斗”。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这一代人是上当受骗者，我们的理想和热惰被愚弄了。“文革”并没有按照领袖和我们的理想进行，因为它和人类文明的前进方向背道而驰。
抛开种族和传统，就相同年龄段而言，往远处说，红卫兵运动和上世纪末的义和团运动有许多相似之处：同样狂热和盲信，尤其是他们都自认为掌握了某种咒符而战无不胜，也曾在使馆区闹事盲目排外。所不同的是，义和团的农民是因为无知而被满清皇室利用，而红卫兵恰恰是因为受了教育而造反。从某一点上讲，我应当感谢“文革”，它使我从虚幻中清醒。如果没有“文革”，很可能我只是一块砖，一颗螺丝钉，在建设社会主义大厦时，党把我安放在什么地方，我就心甘情愿、无声无息地在那里呆一辈子。“文革”改变了一切，领袖在驱动那庞大的政治运动机器时，如果碰巧在工具箱中捡出我这颗螺丝钉，把我往哪个部件上一安，我就会随着整部机器运动，虽然没有独立的思想和意志，但有可能出人头地，也有可能一辈子默默无闻。这正如失败和痛苦给人以教训，但失败和痛苦本身并不值得歌颂一样。
“文革”已经成为不堪回首的往事。对于我们，不论在“文革”中属于哪个派别，谈起“文革”时总带着一种怀旧感和失落感。对于我们，文革并不只是痛苦、恐怖和浩劫；对于我们，“文革”是一段消逝得太快的梦幻岁月；对于我们，“文革”是一个破碎了的梦，我们曾在这梦里寄托了自己全部的革命理想、热情和追求。
每一代人都想以某种方式肯定自己的生活经历，这几乎是一个不变的常理。文革中叱咤风云的红卫兵曾为自己过早地退出政治舞台而惋惜。他们认为自己那些纯洁的热情比什么都宝贵。我一度也把自己的红卫兵活动当成一种不平凡的历程，在这之前和在这之后，生活是那么平淡无奇。
令人注目的是千百万“老三届”知青的命运，他们当中许多人曾是红卫兵，恐怕一开始很少有人意识到，随着上山下乡列车的启动，自己原有的角色已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他们已不再是文革初期叱咤风云的所谓英雄，也不再是决定历史变化的主力军了。所有引以自豪的东西，随着火车汽笛的拉响，统统化为了清烟，飘散殆尽。身在异乡为异客，你的故乡在那里？大一岁是一岁，初中的和高中的就不一样，当过红卫兵的和没当过红卫兵又不一样。这批人中有的单纯，更具激情，更富幻想；有的困惑、感到失落；有的玩世不恭，身上的坏毛病越来越多。他们多年形成的理想主义，浪漫主义等等将会被农村的艰苦、平淡、琐碎的生活一天天消磨。他们后来遭遇的艰苦生活给他们的命运涂抹上了更为浓烈的悲剧色彩。和知青上山下乡同步的，还有在“五七” 干校里劳动的，有这样、那样问题的干部们；许多有历史问题的家庭及子女也“不在城里吃闲饭”回到原籍。在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最新指示号召下，许多重要工厂向西北三线战略大转移。整个国家被折腾得体无完肤，元气大伤。 当历史的尘埃散落，当“老三届”已为人父，为人母时，回忆起那荒唐年代里，对于伟大领袖的决定和红卫兵做出的诸多不堪回首的往事，他们宁愿淡忘；而知青艰苦生活的叙说，却成为常说常新的永久主题。
直到今天，人民只要一提起“老三届”，便会自然而然地把更多的同情、怜悯给予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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