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朱征夫9月1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民生问题不能取代民主问题》，认为生活困难的群众可能疏于主张民主权利，但并不意味着他们不需要民主，“民生问题解决了，不等于民主问题就当然解决了，肚子吃饱了，孩子能上学了，老人能看病了，并不直接说明当家作主了。”

　　朱征夫委员提出了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民生问题与民主问题密不可分，人们有改善民生的需要，也有行使民主权利的需要，不能认为只要帮助群众解决了生活上的困难，就可以忽视他们的民主权利诉求。今年3月，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也在《半月谈》杂志上发表过类似的意见，认为改善民生和发展民主是一种相辅相成、互为促进的关系，不能将两者割裂开来，不能“以发展民生去替代民主”。

　　在不少人的惯常思维中，民生问题相当于“吃饭”，民主问题相当于“说话”，“吃饭”直接关系到人的生存和生活，“说话”则是人们解决了生存、生活问题之后的权利问题，前者自然比后者更加紧迫而重要。从一般常识的角度看，吃饭的价值的确优先于说话的价值，但同样是从常识的角度看，一个人能不能吃饱饭、能吃什么饭、以什么方式吃饭，等等，又与他能不能说话、能说什么话、以什么方式说话密切相关。一个人吃饱饭可以更好地说话，但如果他只能吃饭而不能说话，他的吃饭其实是缺乏保障的。所以，不能简单认为“吃饭”一定比“说话”更重要，更不能认为只要“吃饭”问题解决了，要不要“说话”就无所谓了。

　　一个人是如此，一个群体、一个国家也是如此。当前，各级各地政府都在采取得力措施，积极致力于改善民生，我们更要明确一个基本的逻辑关系：民生问题本质上更是民主问题，改善民生的关键更在于发展民主。

　　改善民生首先需要公共财政加大对民生的投入。近些年来，特别是十六大以来，各级财政不断加大对民生领域的投入，这一方面是因为确立了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理念，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近年来经济持续增长，国家财政收入和政府预算外收入都大幅度攀升，具有了加大民生投入的条件。但大量既往事实表明，预算内外的收入被“取之于民”后，并不是直接“用之于民”，中间往往还有一个管理和沉淀的环节，这里面难免存在着损耗、浪费甚至腐败现象；到了“用之于民”的民生投入阶段，也可能出现不同程度的“跑、冒、滴、漏”。

　　可见，改善民生绝不只是一个“财政收入增加了，可以更多惠及百姓”的简单问题，同时更应该是一个各级人大认真审核和监督政府预算，讨论和决定政府如何“取钱”（取之于民）、“管钱”和“花钱”（用之于民）的复杂问题，是一个标准意义上的民主问题。普通百姓和社会公众既是国家民生政策的受惠者，同时也应当是民生政策的监督者——既要加强对各级人大的监督，促使他们在人大的平台上理直气壮地行使监督政府预算的权力，也要通过各种形式直接行使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依法介入政府“取钱”、“管钱”和“花钱”的过程。

　　各级人大强化对政府预算的监督，公众积极介入政府的财政行为，直接指向建立公共财政的伟大目标。在去年全国人大会议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温家宝总理满怀激情地表示：“我们要推进财政体制改革，使公共财政更好地进行结构调整和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更好地改善民生和改善生态环境”，“一个国家的财政史是惊心动魄的。如果你读它，会从中看到不仅是经济的发展，而且是社会的结构和公平正义的程度。”我们建立公共财政的过程，既是一个欢欣喜悦的重视和改善民生的过程，也必将是一个“惊心动魄”的发展和扩大民主、用民主（民权）为民生提供更加坚实的法治保障的过程。

　　我们说民生问题的实质也是民主问题，改善民生的关键更在于发展民主，并非要从“以发展民生去替代民主”的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而是要强调发展民主对改善民生具有的保障和支撑功能。总之，民生问题不能取代民主问题，发展民生替代不了发展民主，而如果不发展民主，发展民生的目标也注定无法实现。

              2009/09/02 0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