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官员在哈佛受训幕后
2002年8月，坐落在马萨诸塞州查理斯河畔的美国著名学府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校园里，出现了49名中国新生。乍看上去，这些学生与其他中国留学生没有什么两样，自信、充满好奇，矜持中带有一些拘谨，但细看一下又与其他中国学生颇为不同，年龄偏大、衣着考究、胸有城府。这批特殊学生是刚刚来此学习的中国政府官员，他们将在这里接受为期8个月的专门培训。
前往哈佛受训的中国官员都是政治精英
这批官员无论从资历、学历或职务看，都属于当代中国的政治精荚人物。
据报道，2002年1月，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共同制定了一项培训计划：三方将共同开办针对中国政府官员的“公共管理高级培训班(MPA)，每年一期，每期培训60名中央和地方官员．连续5年。入选学员先在清华接受一个半月培训，然后入读哈佛。
此项计划培训对象有严格限制：以中青年官员为主，以地方官员为主(首批49人只有10人来自中央机关，其余皆来自地方)；地市司局级以上官员，在本岗位有至少两年的工作经验；46岁以下；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具有相当于大学英语四级的水平等。这些条件使所有舆论都认为，中国未来的骨干人物将会在这批官员当中产生。
培训课程主要包括公共管理应用、公共技巧、领导艺术等，围绕着现代政府管理人才而设计。
培训中国军官在美引起轩然大波
其实，从l996年开始，先后已有60名中国政府官员和48名解放军军官在肯尼迪政府学院接受培训。哈佛大学培训中国军官—事，在美国媒体中还引起一番激烈争论。
2000年夏天，中国国防部外事局副局长张邦东大校率领一个由25名军官组成的研究班在哈佛进修了两个星期。据报道，这个项目由香港富商、中国全国政协委员龚如心女士出资100万美元，得到前美国国防部助理部长、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奈伊的积极支持，旨在增进中国军方对美国决策过程的了解。这个计划也得到美国政府的同意。
对这项计划，美国传媒提出反对。《华盛顿时报》在头版载文说，25名解放军军官将在哈佛大学的肯尼迪政府学院上课两星期。授课人中很多是过去或现在涉及国家安全事务的核心人士，对美国的台海战略知之甚详。谁能保证这些机密不被泄漏?
文章详细列出25名中国军官的姓名、军衔及所属单位。他们有的来自中央军委和解放军各总部，有的来自各大军区，职务包括涉外、计划、研究、教育、战略等等。
尽管有反对，肯尼迪学院并不打算放弃培训中国军官的计划。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哈佛的中国项目没有使用五角大楼的经费，因此不受史密斯·狄雷法案的限制。二是院长约瑟夫·奈伊极力坚持。传媒说，奈伊曾积极支持克林顿同中国交往，他设立这—项目，以期增进中美双方的了解。他认为，如果把中国当成敌人对待，中国就会成为美国的敌人。此外，哈佛方面还说，中国军方在交往中也向美国学术界解释，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并不威胁美国，中国不是，也不愿成为美国潜在的敌人。
非传统课程‘‘领袖101”
100名学生在课堂上等待上课。10点整，任课教授宣读课堂须知：不得迟到，不得饮食，一举—动将被记录，不得向任何人透露课程内容。接下来，教授陷入沉默。一分钟过去了，学生觉得有点难以忍受。又一分钟逝去。最后，一名学生鼓起勇气举手提议：“也许我们应该利用这节课讨论国际事务。”又是一阵沉默，然后有人回应：“我已经听过太多类似主题。”于是提议失败，课堂再次陷入沉默。
这是肯尼迪学院著名的“领袖101’课堂上典型的—幕。“领袖101”课程是为了培训敢于冒险的未来领袖而设计。在前哈佛大学精神病理学讲师罗纳·海菲兹的努力下，“领袖l01”非传统的上课方式，已快速获得广泛认同。海菲兹不把领袖视作有能力影响或说服他人的个人，相反，他希望帮助人们面对“适应性的挑战”，即无法透过既有的解决方式解决的问题。
学生不安地望着他们沉默的教授，他们被迫面对—个‘‘适应性的挑战”。他们希望学习领导艺术，但任课教授不遂他们所愿，学生突然感到很不适应。为了解决问题，他们必须创新学习方式。“对这种学习模式的反应各式各样．”海菲兹解释，“喜欢秩序的人会立即采取行动，试图建立某种结构。其它人则会陷入混乱，甚至破坏了课堂的平衡。”
“领袖101”包括一些不寻常的内容，让学生把自己的失败经验变成公众的“资产”。在开周会时，五六个学生分析“领导失败”的例子，大多从他们自身经验出发。在神秘的“音乐之夜”，学生被要求朗读能拨动他们心弦的—首诗或一则故事，再以一首歌将自己的感受表现出来。透过这些方式，使他们与整个团队心心相幼”。
真正体现这一课效力的，是两周一次的“大团体会议”。经过几周训练后，整个团队l00人开始利用自身进行案例研究。学生的抱怨、反对、争论等，都成为进一步讨论的内容，并且影响他们不断变化的互动关系。为何某些人会比其他人更具影响力?为何某些人会成为边缘人，而有些人却成为佼佼者?任课教授担任仲裁者，有时也会加入自己的意见。在检验团体的行为中，学生可以透过经验，而非死记硬背来学习“何谓领导”。
据《商务周刊》报道，肯尼迪学院的“高层领导管理艺术”课，由世界各国的高级官员讲授，针对性、权威性无出其右。侧如，国家利益冲突问题，由菲律宾前总统拉莫斯讲授。—年下来，几十位总统、总理级的人物给中国官员上了课，他们的出场给学员以强烈的新鲜和兴奋感。
“人力资源”课则让中国学员“幡然醒悟”。老师告诉学员，人力资源管理首先是自我认识自我管理，并让每个学员通过做心理测试题来认识自己。“有一套题是让大家分别描述自己是怎样一个人，”北京零点调查集团董事长袁岳告诉《商务周刊》记者，“这套题不仅仅由自己来描述，还请你的好朋友、竞争对手、普通朋友来描述。”结果中国学生发现，自己的描述和其它3个人不尽相同。袁岳认为，这种让学员反观自身的训练要是让受训者明白，政府官员要以社会标准来树立自己的形象，而不是以自我意志为中心。
海外归来官员被委以重任
留学归国官员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将起的影响不可低估。从历史上看，中共第一、第二代领导人周恩来、邓小平等曾在法国勤工俭学，第三代领导人江泽民、李鹏、李岚清等曾留学苏联及欧洲。
事实上，中国近年来一直在派官员到西方国家学习。据《商务周刊》报道，自1999年起，北京已选派四百多名处级以上官员到海外进修，与美国、英国、加拿大、荷兰等国的十几所院校达成了合作协议。上海早在十几年前就派官员出国学习，之后，又计划送l00名高级专业人员出去进修。广东在1999至2003五年内先后送300名官员赴美国和加拿大进修。广西从2001年开始每年派出55名官员到西方培训l5个月。河南省近三年来也先后选派了57名官员到美国接受培训。
官员从海外学习归来后，大都被委以重任。国家民政部基层政权司副司长王振耀从肯尼迪学院学习回来后，被提升为救灾司司长。该部2002年提拔的副部长姜力也曾去美国进修。北京官员鲁勇去哈佛培训前，是市郊房山区区委副书记，回国后被提升为商业繁盛的宣武区的区长。鲁勇事后表示，“到哈佛最强烈的感受就是不思考不行，不学习不行，不进步不行。”
上海有官员称，将把一些经过选拔的官员送到西方发达国家学习半年，内容以专业调研和案例学习为主，从文化观念、价值取向、不同的法律体系等各方面全面了解国际规则。其实，这位官员只说出问题的一面，对中国来说，西方的管理文化、经营理念更需借鉴。
官员海外培训带动中国MPA教育
中国官员海外培训的热潮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的MPA教育市场。2002年，24所高校首批获准开办MPA课程，招生考试场面十分火爆。中国政府和非政府机构公职人员约有两千万人，目前MPA在校生仅有2400人，“赶上头班车”对日后发展无疑更有优势。
国家公务人员攻读MPA，将有幂U于促进政府管理机制和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然而，鉴于“官本位”的文化传统，MPA是否会培养一批“善于钻营者”，这个问题也值得注意。
《服务导报》伊 铭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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