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天，“毒胶囊”的新闻在国内闹得沸沸扬扬。纵观我国社会近年来最突出、群众最痛恨的问题，几乎都和法网不够严密、对法律普遍不尊重有关，比如证券市场、房地产开发、食品安全领域的问题，几乎都显示出法治才是我国发展的短板。

　　观察一个社会的法治水平，只要到街上走一走就可掂量出来。举个例子：一些狭窄的街道，两头竖着禁止停车的交通标志，但路边往往停满大大小小的机动车，行人只能曲折蛇行。交通标志是法律的警示，倘若有人违法，就应受到处罚。然而人们对这种现象熟视无睹，给人造成一种印象：法律只是做做样子，不必认真。这就是在培育新的“枉法文化”。

　　中国有一句俗话：活人哪能被尿憋死。言下之意，遇到法律法规的障碍，要寻求突破法律的办法，执法者也要懂得通融。像德国人那种丁是丁、卯是卯的思想和行为习惯，在我国往往行不通。中国人讲究通融、融通和变通，讲究灵活性。此消彼长，通融文化大盛，法治文化萎缩。

　　这种文化缺口的根子有很深的历史土壤。在我国文化传统中，法律不具备刚性品格，情大于法的现象受到普遍赞美。比如战国时期，有人问孟子，如果由法律权威皋陶作司法部长，而舜帝的父亲杀了人，舜帝会怎么处理？孟子说，舜帝会带着父亲逃到遥远的海边，过快乐逍遥的日子。舜是儒家塑造的第一个道德楷模，孟子此话定下了为亲情可以牺牲法律的典范。经过历代渲染和教育，情大于法深入人心。

　　明代清官海瑞的执法理念是另一种情大于法。他有一套准则，比如案子若涉及财产，则委屈富人，照顾穷人；若涉及面子，则委屈穷人，照顾富人。他不担心法律是否受到委屈，他关心的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是我国特有的“化”文化。

　　我国法制发育的迟缓还源于漫长的农业文明。我国古代有极强的基层自治制度。国有国法，家有家规，祠堂兼有法庭功能。许多法律问题在家族和宗族里就解决了，打官司的极少。司法体系因而极为简陋，县一级才有法庭，而且没有专职法官，法官由县令兼任，更不用说律师和陪审团之类的机制了。同时，法律条文往往简约粗疏，因为那时的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比较单纯。司法体系如此简单粗疏，漏网之鱼自然难免。

　　法治社会的标准有二：一是完备的法律，二是对法律的普遍敬畏。对于第一点，我们已经有了很大改进。建国之初30年，我国年均制定法律法规不足4.5件，如今这一数字已上升到数十件。然而，随着社会生活和经济活动的复杂化，还有许多问题没有相应的法律来规范，法治观念的淡薄就更严重些。

            注：作者是新华社高级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