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贤亮:知青岁月积累生活基础

知青岁月积累生活基础

　

                                       张贤亮


　　在全国政协委员、作家张贤亮看来，“知青”这个符号的产生，几乎跟新中国同龄。不严格地说，今年70岁的张贤亮属于

中国“知青”的第一代。

　 70岁的张贤亮看起来只有60岁，似乎还有一颗30岁的心脏，“别人都说我很潇洒，养了30多条狗，开宝马，住豪宅”。

电影明星潘虹轻声说他是个“上海老贵族”。如此大的反差，很难让人想起眼前这个衣着光鲜的老爷子曾经历过22年艰难困

苦的“劳改”生活。
　　如今担任宁夏华夏西部影视城有限公司董事长的张贤亮，1936年出生在南京一个旧官僚资产阶级家庭。1950年，历史遗

留原因让张贤亮全家陷入困境，“我们全家被扫地出门”。在这场变故中，张贤亮的妈妈成为全家的精神领袖，张贤亮说，

对他人生影响最大的就是妈妈，解放前“我家里有10几个佣人，两部汽车”，当在1950年什么都失去了以后，“我妈妈照样

嘻嘻哈哈的，心态好，这个非常难得。”
　　受此乐观精神遗传的张贤亮，在1954年带着母亲和妹妹，离开北京，远赴中国西部宁夏，一呆就是50年。1957年，因为

写作《大风歌》沦为“右派”，开始22年的抓了放、放了抓的劳改和劳教生涯，直到1979年平反，从此开始做作家、做干部、

做商人，回到正常生活序列。在57岁时，他“晚年得子”，创办了如今很红火的镇北堡西部影视城，成为一个成功商人。
　　回忆起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的家庭变故时，张贤亮说，“1955年，甚至在1954年的时候，北京已经开始建设新首都。那

个时候，凡是在旧社会政权里做过小差事的，历史上有些问题的，家庭成分不好的人及其子女，要被移民。目的地就是中国

的西北，实际上就是农村或者矿山。我们这一代移民实际上相当于是第一代知青，跟后来不一样的就是我们是整体地拉家带

口地走了，是比较特殊的一代。”
　　从历史上看，张贤亮他们属于第一代的“非主流知青”，“如果把知青仅仅理解成是从1966年以后上山下乡的那部分人，

自然比较片面。”
　　自上个世纪50年代出现知青现象以后，大规模的“知青运动”是在1966年以后出现的。当北京城里的红卫兵“轰轰烈烈”

地“革命”的时候，张贤亮正在西北的一个农场“劳改”，正在体验人生的艰难和政治的多变，也无意识地为后来的名作《灵

与肉》、《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积累了丰富的生活基础。
　　张贤亮说，红卫兵运动刚开始的时候，的确是一腔热血。凡是狂热的运动中，人们都会失去理智，常常做出很多违反人性

的事情，整“四类分子”，“破四旧”，“立四新”……“四新”没立起来，“四旧”倒是破了。张贤亮说，这其实不能全怪

群众或学生，因为群众或者学生的叛逆是可以疏导的，是可以教育的。一旦“革命的同路者”成为“麻烦的制造者”的时候，

最高层领导就要动手解决麻烦了。这个时候最好的“出口”仍然是“上山下乡”。
　　张贤亮总结说，中国历来解决城市社会问题的出路都在农村，历史上都是这样。农村好像是个大水库，也好像是个可以藏

污纳垢的所在。农村承担了所有的社会压力，他们是金字塔最底下的那一层，是所有“排泄物”的大容器。
　　鲜活的生命在“排泄物”的大容器里呆久了，不是被同化掉，就是要起来搅动。于是，成千上万的知青在1978年十一届三

中全会之后要求回城。随着1979年后的平反和落实政策，他们自然也要求落实政策，“因为他们去的那个广阔天地和他们想像

的以及跟领导宣传的完全不一样，他们有受骗的感觉，也有失落感，感觉到毫无所获，感觉到浪费了青春”，张贤亮说，他们

就积极要求落实政策。
　　“据我所知，在宁夏的知青差不多都走了，除非当官留下来的。”张贤亮说，他遇到过很多老板，一聊都是下过乡的“老

三届”，都混得挺好。当然，也有混得不好的，这跟个人的能力和机遇很有关系。1993年和1994年前后，曾经又有一小批知青

回城，有的境遇不好，张贤亮对此认为“这一批，回来时都四十多岁了，错过机会了。”
　　“应该说改革开放以后，这么多年来，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文革对中国在精神层面、社会层面和道德层面上所起的破

坏作用越来越明显。这不是一代人的问题，是几代人的问题。”
　　这几代人中，自然包含成千上万的知青，还有他们的后代。

《中国商人》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