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玉为沈从文《龙凤艺术》 一书设计封面
最近，将黄永玉所有写沈从文的文章，以及沈从文所写黄家的文章和书简，编选了一本《沈从文与我》，已由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
看似一本小书，历史内涵却极为丰富，文化情怀与亲友情感，呼应而交融，呈现着无比灿烂的生命气象。因为，沈从文与黄永玉之间的故事，实在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厚重之书。
且让我们先读读他们两个家庭的渊源，读读他们叔侄之间的故事。
翻开这本小书，我们读一部大书。
黄永玉题签《沈从文与我》
常德的浪漫
黄永玉与沈从文的亲戚关系相当近。沈从文的母亲，是黄永玉祖父的妹妹，故黄永玉称沈从文为表叔，近一个世纪时间里，两家关系一直非常密切。其中，还另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沈从文亲历黄永玉的父母相识、相爱的全过程，并在其中扮演着一个特殊角色。
一九二二年的湖南常德，一个小客栈里寄宿着两个来自凤凰的年轻漂泊者，一个是沈从文，另一个是他的表兄黄玉书。沈喜爱文学，黄喜爱美术。在沈从文眼里，这位表兄天性乐观，即便到了身无分文拖欠房租，被客栈老板不断催着他们搬走的境地，他依然于自嘲中表现出诙谐与玩世不恭。根据沈从文的回忆，黄玉书结识了同样来自凤凰的姑娘——杨光蕙，凤凰苗乡得胜营人氏，任常德女子学校美术教员，两人很快恋爱了。
关于黄玉书的这一感情进展，沈从文说得颇为生动形象：“表兄既和她是学美术的同道，平时性情洒脱到能一事不作整天唱歌，这一来，当然不久就成了一团火，找到了他热情的寄托处。”更有意思的是，沈从文说他开始替表兄写情书。每天回到客栈，表兄就朝沈从文不停作揖，恳请他为自己向杨姑娘代笔写信。沈从文在湘西从军期间，曾是长官的文书，代为起草文件，偶尔还为人书写碑文。当读到这篇《一个传奇的本事》时，我们方知他还是表兄的情书代写者。谁想到，在一九二三年前往北京闯荡社会走进文坛之前，他竟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开始了文学写作的预习。
就这样，两个相爱的凤凰人，在另一个凤凰人的帮助下，进行着浪漫的爱情。一九二三年，沈从文离开常德，独自一人前往北京，开始他的文学之旅。表兄说得不错，几年之后，他所欣赏的表弟真的成了文坛的新星。
沈从文走后，黄玉书仍留在常德。同一年，黄玉书与杨光蕙在常德结婚。一年后，一九二四年八月九日（农历七月初九），他们的长子在常德出生。几个月后，他们将他带回凤凰。
不用说，这个孩子就是黄永玉。
漂泊中“翻阅大书”
世上能让黄永玉心悦诚服的人并不多。但在为数不多的几个人中，沈从文无疑排在最前面。多年来与黄永玉聊天，我听到他提得最多、语气颇为恭敬的，总是少不了沈从文。在黄永玉与文学的漫长关联中，沈从文无疑是极为重要的一环。
我认识黄永玉其实与沈从文有关。一九八二年，在采访全国文联大会时我认识了沈从文，随后去他家看他，在他那里第一次读到黄永玉写他的那篇长文《太阳下的风景》。看得出来，沈从文很欣赏黄永玉。我的笔记本上有一段他的谈话记录，他这样说：“黄永玉这个人很聪明，画画写文章靠的是自学，他的风格很独特，变化也多。”当时，我主要研究现代文学，对沈从文、萧乾有很大兴趣。这样，我也就从沈从文那里要到了黄永玉的地址。由此相识，几近三十年。
1982年黄永玉陪同沈从文 重逢两人的母校——文昌阁小学
不少人写过沈从文，但写得最好的是黄永玉。一九七九年岁末，黄永玉完成了长篇散文《太阳下的风景》，文章中的最后一段话，总是让人产生丰富的想象，感触良多。
“我们那个小小山城不知由于什么原因，常常令孩子们产生奔赴他乡的献身的幻想。从历史角度看来，这既不协调且充满悲凉，以致表叔和我都是在十二三岁时背着小小包袱，顺着小河，穿过洞庭去‘翻阅另一本大书’的。”（《太阳下的风景》）
的确，他们两个人有那么多的相似。
他们都对漂泊情有独钟。沈从文随着军营在湘西山水里浸染个透，然后独自一人告别家乡，前往北京。黄永玉也早早离开父母，到江西、福建一带流浪。漂泊中成长，在漂泊中执著寻找到打开艺术殿堂大门的钥匙。
两人有很大不同。沈从文到达北京之后，就基本上确定了未来的生活道路，并且在几年之后，以自己的才华引起了徐志摩、胡适的青睐，从而，一个湘西“乡下人”，在以留学欧美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京派文人”中占据了重要的一席之地。黄永玉则不同。由于时代、年龄、机遇和性格的差异，他还不像沈从文那样，一开始就有一种既定目标。他比沈从文的漂泊更为频繁，眼中的世界也更为广泛。在十多年时间里，江西、福建、上海、香港、台湾……他差不多一直在漂泊中，很难在一个地方停留下多少日子。漂泊中，不同的文学样式、艺术样式，都曾吸引过他，有的也就成了他谋生的手段。正是在一次次滚爬摔打之后，他变得更加成熟起来。在性情上，在适应能力上，他也许比沈从文更适合于漂泊。
“他不像我，我永远学不像他，我有时用很大的感情去咒骂、去痛恨一些混蛋。他是非分明，有泾渭，但更多的是容忍和原谅。所以他能写那么多的小说。我不行，忿怒起来，连稿纸也撕了，扔在地上践踏也不解气。”黄永玉曾这样将自己和沈从文进行比较。
“生命正当成熟期”
是沈从文起了“黄永玉”这个笔名。
一九四六年前后，黄永玉最初发表作品时是用本名“黄永裕”，沈从文说，“永裕”不过是小康富裕，适合于一个“布店老板”而已，“永玉”则永远光泽明透。接受表叔建议，黄永玉在发表作品时，不再用“黄永裕”而改为“黄永玉”。从此，“黄永玉”这个名字得以确定，沿用至今，本名反倒不大为人所知了。
沈从文对黄永玉的影响，在我看来，并不在于文学创作的具体而直接的影响与传承，因为两个人其实的文学理念、风格，有着一定差异。我更看重的是，他们之间更为内在的一种文学情怀的关联，一种对故乡的那份深深的眷念。
黄永玉回忆过，他儿时曾在凤凰见过沈从文一面，即沈从文一九三四年回故乡探望重病中的母亲，以给张兆和写信方式创作《湘行散记》之际。黄永玉当时只有十岁，匆匆一见，只问一声“你坐过火车吗”，听完回答转身跑开而已。
抗战胜利之后，在北平的沈从文意外得知，表兄的儿子已经成为木刻家，活跃于上海木刻界。从此，漂泊在外的叔侄二人，开始有了联系与交往。
1947年黄永玉为沈从文小说《边城》所作木刻插图
一九四七年年初，黄永玉将四十余幅木刻作品寄至北平，希望得到表叔的指点。《一个传奇的本事》即在这一背景下写作的，这是目前所见沈从文对黄永玉其人其画的最早涉及。
沈从文当年不仅本人欣赏与喜爱黄永玉的木刻，还将他推荐给他的朋友和学生，如萧乾、汪曾祺等人，希望他们予以帮助和支持。此时，黄永玉刚刚走进上海，其木刻艺术崭露头角,沈从文的这一举荐，无疑丰富了黄永玉的文化人脉,对其事业发展起到了一定推动作用。一九四七年在上海，汪曾祺与他开始成为好朋友；一九四八年在香港，萧乾促成黄永玉在香港大学举办了一生中的第一次画展。于是，年轻的黄永玉，在一个更大的舞台上脱颖而出，赫然亮相。
从容
“文革”刚刚结束，黄永玉便把沈从文作为他第一个用心描述的“比我老的老头”，绝非偶然。他们之间，实在有太多的历史关联。换句话说，在黄永玉的生活中，表叔一直占据着颇为重要的位置。三十多年时间里，他们生活在同一城市，有了更多的往来、倾谈、影响。
在我的藏书中，有两本有意思的书与他们叔侄有关。一本是一九五七年黄永玉出版的插图集《阿诗玛》，为该书题签的是沈从文，而且是用不大常见的隶书；另一本是一九六○年沈从文出版的专著《龙凤艺术》，封面上的苗族妇女速写，是黄永玉专门为此书而画。两本互有关联，恰是那一时期两代凤凰人的文化唱和。
同在一座城市生活，沈从文与黄永玉来往颇为频繁，颇有惺惺相惜之感。沈从文的侄女沈朝慧（后由沈从文抚养）不止一次告诉我，五十年代以来，在亲友中，沈从文与黄永玉关系最亲近。一次，沈朝慧这样对我说：
爸爸和表哥关系一直很好，很融洽。表哥从香港到北京后，我们两家来往最多，每个星期都要聚。我是一九五九年“十一”从凤凰来跟着爸爸的。六十年代，我经常陪爸爸去表哥家。当时，我们住在东堂子胡同，他们住在北京站旁边的罐儿胡同，离得不远，沿着南小街一会儿就走到。妈妈出差，或者参加“四清”去了，我们就去得更多了。爸爸很喜欢和表哥在一起。因为，在我们家里，饭桌上吃饭，妈妈和哥哥们，喜欢谈些社会上的、政治上的事，大哥那时比较幼稚，经常与爸爸辩驳，二哥偶尔也插嘴附和。我向来不关心政治，也不相信任何事。那个时候，爸爸在家里很难沟通，他的情绪一直也很压抑。
老太太晚年有很大改变，变得开朗了。其实，她也很不容易。做一个名人的妻子，很难。“文革”期间，他们相互能谅解，与过去不一样了。
1950年沈从文与黄永玉在北京
表哥从一开始就与我们家里的人不一样，他总是与爸爸聊很具体的生活的事情，讲开心的事，让爸爸高兴。
表哥也很关心爸爸。有了稿费，就买个圆桌子送来。六十年代，知道爸爸喜欢听音乐，就买个大的电子管的收音机送过来。
（二○○八年二月十四日与李辉的谈话）
亲情、方言、熟悉的故乡、相同的非党艺术家身份……多种因素使得他们两人少有隔阂，交谈颇深，哪怕在政治运动此起彼伏的日子里，往来也一直延续着。艰难日子里，正是彼此的相濡以沫，来自湘西的两代人，才有可能支撑各自的文化信念而前行。
沈从文是黄永玉写得最多、也是写得最丰富生动的一个人物。他钦佩表叔精神层面的坚韧，欣赏表叔的那份从容不迫的人生姿态。他写表叔，不愿意用溢美之词，更不愿意将其拔高至如伟人一般高耸入云。《太阳下的风景》、《这些忧郁的碎屑》、《平常的沈从文》……他以这样的标题，多层面地写活了一个真实、立体的沈从文。
在黄永玉笔下，沈从文平常而从容，总是怀着美的情怀看待这个世界。因热爱美，沈从文才执著于对美的研究。过去，他倾心于文学创作，在《边城》和《湘行散记》等一系列作品中，升华生活之美，渲染或营造心中向往之美；如今，在远离文学创作之后，他又将古代服饰研究转化为对美的发掘。拥有此种情怀的沈从文，与黄永玉有另外一种与众不同的交流。
从容，欣赏美，沉溺于创造，这样的沈从文，竖起一个高高的人生标杆。
沈从文写“黄家前传”
姓黄？姓张？哪怕到了八十几岁，黄永玉自己也说不准确黄家姓氏。自儿时起，他听前辈说过，他们黄家原本姓张，但为什么后来改姓黄，黄家的人死后的墓碑上为什么照例刻上“张公”而非“黄公”，原因不明。
不过，沈从文“文革”期间偶然一次“心血来潮”，开始写一部长篇小说，第一章题为《来的是谁》——“黄家前传”浮出水面。
这是沈从文一次特殊的文学创作冲动——借写黄永玉家族而写湘西的历史沧桑。
“文革”期间沈从文在黄永玉位于京新巷的陋室“罐斋”
一九七一年，沈从文从湖北咸宁文化部的干校，致信河北磁县干校的黄永玉。据沈从文信中所述，黄永玉之前曾致信表叔，建议表叔以小说来写“家史及地方志”。黄永玉没有想到，表叔真的听从他的建议，劳动之余开始动笔，很快写出长篇小说的第一章，并且是以黄家故事开篇。在写给黄永玉以及黑蛮、黒妮“两小将”的信中，他充分论述对以小说写历史、写故事的文学见解，自信但不免又有些忐忑不安，对能否完成小说，前景不敢乐观。
沈从文远比黄永玉更熟悉黄家自身故事。黄永玉的曾祖父是沈从文的外公，沈从文前往北京进入文坛之前，陪伴沈从文一同漂泊湘西的又是黄永玉的父亲。黄家的渊源，想必曾是两位表兄弟滞留洞庭湖时的话题。沈从文对黄家家世的追根求源，好像有着特殊兴趣，尽管许多年过去了，以黄家家世来写一部小说的愿望，却在沈从文心中一直没有消失。如今，在咸宁“五七干校”劳动时，他终于找到了重续文学之梦的最好方式：为黄家写一部小说。
黄永玉至今难忘当年收到沈从文小说手稿的情景。
时在一九七一年六月上旬。在 “五七干校”劳动的黄永玉，突然收到沈从文厚厚一沓邮件：
“我打开一看，原来是有关我黄家家世的长篇小说的一个楔子《来的是谁》，情调哀凄且富于幻想神话意味。……那种地方、那个时候、那种条件，他老人家忽然正而八经用蝇头行草写起那么从容的小说来？……解放以后，他可从未如此这般地动过脑子。……于是，那最深邃的，从未发掘过的儿时的宝藏油然浮出水面。这东西既大有可写，且不犯言涉，所以一口气写了八千多字。”
一部未竟长篇小说的开篇，一位老人不期而至，又飘然而去，渲染出神秘、魔幻的气氛，“姓黄还是姓张”的悬念，留给小说中的黄家人。
姓黄还是姓张？沈从文的小说没有给出答案。
姓黄还是姓张？是否能够找出真实答案，也许真的不重要。人们知道的是，后来，二十几岁的黄永玉，与一位广东姑娘梅溪恋爱结婚。梅溪恰好姓张。
有意或无意，“黄”与“张”融为了一体。
沈从文为黄永玉《阿诗玛》一书题签
沈从文刚刚动笔写这一构想中的史诗般小说，很快，一九七一年九月，林彪“折戟沉沙”的历史事件忽然发生。中国局势随后缓解，滞留在“五七干校”的沈从文等人，开始陆续返京。回到北京。沈从文有了集中撰写古代服饰史的可能。这或许是小说只写一个开篇，便戛然而止的直接原因。
黄家史和故乡风俗史无法再现了。对于沈从文，对于黄永玉，都是一大遗憾。
故乡，太阳下的风景
一九八二年，黄永玉带着八十岁的沈从文一起回凤凰，住在位于白羊岭的黄家。这是沈从文的最后一次故乡行。六年后，沈从文去世，骨灰送回故乡，安葬在凤凰城郊一处幽静山谷。沈从文墓地的一块石碑上，镌刻着黄永玉题写的一句话：“一个士兵，要不战死沙场，便是回到故乡。”
沈从文翻阅过的人生大书，从此合上。他永远融进故乡太阳下的风景。
年过九旬的黄永玉，还在翻阅他的人生大书，一部正在写作中的《无愁河的浪荡汉子》，延续着故乡情怀。他不止一次说过，这部小说，如果沈从文能看到，一定很喜欢，也一定会在上面改来改去。如今，坐在书桌前的黄永玉，仿佛仍能感受到沈从文的关切目光，一直连载着的这部长篇小说中，仍能听到熟悉的声音，看到熟悉的身影在闪动。
一部大书，在延续……
原文标题：《穿过洞庭，翻阅大书 ——沈从文与黄永玉》
2015年06月05日 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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