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出土的晋人写本"三国志"

　　1965年，著名史学家郭沫若先生发表两万字长文《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他根据1964年在南京出土的谢安伯父谢鲲墓志和王羲之堂弟王兴之夫妇墓志上的隶书碑文，认为“天下的晋书都必然是隶书”，而行书《兰亭序》“既不是王羲之的原文，更不是王羲之笔迹”。新论一出，立刻在全国引起轰动。持续多年的兰亭论辩从此拉开帷幕。

　　在随后的争论中，郭沫若又撰《新疆新出土的晋人写本三国志残卷》一文来加以进一步证明自己观点。郭氏文中的例证便是百年来新疆地区出土的敦煌吐鲁番学重要文献，一卷为出土于吐鲁番，后流入日本的《吴志·虞翻陆绩张温传》八十行残卷；另一卷则为出土于新疆吐鲁番英沙古城之南，距苏公塔一公里处一座佛塔遗址的《吴志·吴主传》残卷（现藏新疆博物馆）。先毋说郭文的结论是否武断，但就其对以上书迹的论述与研究来看，新疆地区的书法遗产的地位，可见一斑。

吐鲁番地区发现的写本三国志

　　魏晋及前凉时期，楼兰成为西域长史的治所。随后便神秘地消失在阳关之外，流沙之间。惟只剩得“孤城当瀚海，落日照祁连”。然而就在这座古城沉睡了千年之后，光绪廿五年（1899）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却在“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及望目，唯以死人枯骨为标识”的罗布泊北岸意外地发现了“楼兰古城”，遂在欧洲引起轰动。而日本净土真宗本愿寺家第22代家主大谷光瑞正在伦敦留学，回到日本后他便以探寻佛迹为名，三次来中亚探险。1908年，大谷光瑞又一次派僧人橘瑞超和野村荣三郎到新疆考察，次年橘瑞超又在楼兰发现了汉文简纸文书40余件，其中包括著名的《李柏文书》，轰动一时。

　　这些木简与残纸中有书法及书史价值的，被称做“楼兰书”。楼兰简书虽出土数量不多，但其书法却极为精彩，其隶草已脱略了汉简的生拙之味，更加流美娴熟。而除木简外的残纸书法便具有更大的艺术价值。楼兰残纸的现世，为我们展示了魏晋时期中国书法的真实面貌。

　　而其中最为著名的《李柏文书》更是目前所发现的年代最早的中国纸本书信实物标本。李柏为前凉时西域长史，其名见于《晋书·张轨传》。文书为前凉西域长史李柏写给焉耆王龙熙的两封内容大致相同的书信草稿，字体方圆兼备，使转自如；点划静动相宜，结体聚散分明，虽略带隶书笔意，却行气流畅，已显露出东晋流行的行书风貌。

 

　　著名学者启功先生在其《论书绝句》中盛赞楼兰残纸说：“风流江左有同音，折简书怀语倍深。一自楼兰神物见，人间不复重《来禽》”。在先生看来，若早能发现楼兰残纸，何必摹勒书丹？并说：“其字迹体势，虽互有异同，然其笔意生动，风格高古，绝非后世木刻石刻所能表现，即唐人响拓，亦尚有难及处。”

　　而旅台著名学者徐复观先生更以楼兰文书的下限年代东晋咸和四五年，证明“王羲之可以写出世传《兰亭帖》的字体，并且在楼兰书中可以找出与世摹王羲之《姨母帖》相似的墨迹。至于当时简牍多用楷行草书，由此更得到了铁证。”以反驳郭氏的观点。证明传世《兰亭序》确为右军书迹。兰亭论辩这场“惊动”最高领导人的“笔墨官司”，至今可能也难有最终结论，但两方皆以新疆地区出土的书迹作为佐证，足见这些瘗没在千年流沙中的遗产在书法学术中的重要意义。

新疆出土的晋人写本"三国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