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和政府决定深化改革开放，而全面落实这一决定有可能意味着今后多一些社会治理的新问题甚至风险，因此增加全社会的承受力至关重要。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社会长期保持了稳定，既没有遭遇对外战争，也没有经历严重社会动荡，经济社会发展这个时期也很顺利。中间虽然有过短时间的和局部的内外风波，互联网导致舆论场的活跃，但国家总的来说顺风顺水，制定的各项计划和政策也基本都落实了。

       不能不说，国家持续稳定为发展铺就了关键的政治条件，中国高度重视维护稳定，将国家的安全稳定置于各项工作的前列，这是难得的政治清醒，也得到了社会舆论的高度认同。

 

       与此同时需要看到，长期稳定逐渐造成了对甄别什么是“不稳定苗头”标准的经验在减少，我们对一些有可能导致社会失序的征兆会变得更加敏感。对这种倾向我们同样需保持警醒和反思，防止不知不觉中我们区分社会正常和非正常现象的界限出现错位。

       我们注意到，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社会识别破坏性言行的警惕性和标准都有逐渐变严的趋势，对于稳定的危机感同时在增加。我们担心，这与深化改革开放所面临的现实任务未必能相适应。

       首先应当看到，中国是当今世界政治稳定形势最好的国家之一。中国经济增长和民生持续改善大的势头比起大多数国家都相对稳定，新中国、包括改革开放期间都有过大的风浪，中国比那些时候要强大得多，维护社会稳定的资源更加丰富。

       在国际上，法国的黄背心运动差不多把巴黎“烧了”，美国的党争再次导致联邦政府“关门”，如果它们碰到这么大的事最终都“没事”的话，中国更应该对能够驾驭全局、确保不出颠覆性的大事充满信心。

 

       我们想在此提出一个看法：中国对影响稳定因素的标准定得有点过严。我们的社会其实有很强的承受力，但它被低估了，由于长期稳定，这种承受力也很少有机会验证。

       这些年各地政府对维稳投入了比较多的注意力，对各种可能导致失序的征兆都在第一时间采取了治理措施，甚至为防止那些征兆的出现做了不少努力。这样做有其好处，但辨证地看，过严的高标准有可能伴随出现抑制社会活力和弹性的副作用，压缩释放社会潜能的空间。

      还需看到的是，过度保护公众远离负能量，会损伤社会正常的免疫力，使得原本有能力与负能量并存且占绝对优势的正能量变得脆弱，对与负能量相处越来越不适应，进而依赖于更多的保护。而这些保护逐渐会成为正常社会难以承受的负担。

      所以我们主张，社会管理可以在当前大局稳定的情况下适当宽松，在锻炼社会正常免疫力的同时，为深化改革开放创造更加有利的环境。

 

       14亿人口的超大规模国家，总是会出各种各样事情的，对于“按下葫芦浮起瓢”，我们应坦然接受。国家不必有社会应“绝对稳定”的目标，各地政府也不应该有“任何事都不能出”的维稳硬指标。重视稳定不应导致害怕出事的心理，更不应延伸出为了不出事宁肯少做事甚至不做事的治理逻辑。

       改革与发展是国家长期稳定的战略性前提，任何地方都不可把稳定与改革开放对立起来。稳定应该在改革开放的动态中实现，也只有这样的稳定才是健康和可持续的，因而值得我们下力气去实现它。

       在今天深化改革开放急需全面推进的时候，我们都应当对在内部激发更多活力有决心，对国家不会因此而失序充满信心。有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中国一定能够在加快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驾驭好各种风险，长期立于不败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