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葵讲了个事，说他两个朋友的书房，一个满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书，另一个全是近十年出版。他“当即心里对这人（后者）画了个问号”。杨葵在谈读书，随即引到了社会发展导致的阶层分化与相应的心理及人生价值观的变化。也是，现在看一个人有没有档次，不看他住几百平的房子，而看房子里有多少旧家具、旧书和古董，所谓“树矮房新画不古，此人必是内务府”也。对于一个读书人来说，当然是看老书有多少了。读书讲究厚积薄发，薄发因人而异，但厚积是必须的。牵强地引申一下，坐久了，落花自然就多了。想想自己曾有十年未读书，真是惭愧。
所以这类谈读书的书，向来符合我的口味——有补课与温习的意思。杨葵说那个时代淘旧书，真能淘到名家签名本，“恨不能都是小学课本上就见到的”。现在这种幸运虽然难有，但遇见心仪的书还是很多的。有一次我在中国书店看到第一版的《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只因接了个电话，回头就被人抢先买走了。恨。杨葵谈淘书、读书、写作及一些生活感悟。最初读《零碎的欢颜》，就觉得这家伙有点禅意，再读《过得去》、《百家姓》、《东榔头》，禅意就更浓了。浓也是淡，禅意这东西怪，须影影绰绰地在字里行间透出，得喝茶一般细品。如果满纸都是，反而假了。
 该书的重头戏《写作流行病》，分十二章节，探讨形式（语言文字）与内容（文章主旨）的关系。对我这样阅读大大多于动笔的人亦有益处。开篇谈“照着说”与“接着说”。他举例，苏轼《赤壁怀古》的开头是照着孔子“逝者如斯不舍昼夜”说的，再往后就是“接着说了”，因为东坡具体到三国人物且有新意，而杨慎《临江仙》（就是毛宗岗评刻《三国演义》的开场词，即电视剧《三国演义》的主题歌）却属于对前者的“照着说”。是否如此，读者见仁见智。但看得出，杨葵对写作的要求甚高。他的办法是慎落笔、不嚼剩馍和多读书。再想我自己，有很多“硬”写出来的货色，汗颜得很。阅读上能分辨出“照着说”与“接着说”的人，说明此人已有较深的文学修养了，尤其是读古典诗文。落到写作上就更难了，这方面我没资格评论，我想说的是近几年的出版现象。之一是很多民国方面的书籍，生拼硬凑者不提，其中有些书能看出来作者的用心，却有意无意地重复别人，新意全无或者很少。我本来对民国很感兴趣，如今却因为这个原因，基本不读了。
 至于写作的极简、随缘、雅俗等等问题，既是谈造句遣词炼字，又可视为修身养性做人之次第境界。年轻时喜欢魏紫姚黄或生僻奇绝的文字，上了年纪有了些阅历，平淡朴素的文字读着就更舒服。大概与面对可乐与清茶时的选择差不多。杨葵举例说，年轻时写作或做人，可劲儿造，没问题。四五十岁了，为人还像霍尔顿，写作还像塞林格视优雅为粪土，就有点过，有点分裂。老夫聊发少年狂，可以，但内心须足够强大到能承担背道而驰的后果。在现实中，弄不好往往流于做作矫情狷狂。杨葵建议选择优雅，“优雅的文章更耐读，优雅点的人活得正常，不累。”其实我们喝茶、抚琴或读书，“本也是正常人的日子，煌煌大俗的一部分，怕就怕作文做成这样子，为人为成这样子，便忍不住想把自己从人堆里往外拔……非要往世外高人什么的哪儿拨拉，这一来就是真俗了。”
 杨葵的意见我深以为然。还有他说的“随缘”与“随习”、警句与白开水、时代与段子等等，都是从写作说到做人，转回来再或轻或重地点一下写作之道，亦是他这些年做编辑和写作的经验，颇值得咂摸。另一台重头戏《一份书账》记录了杨葵的阅读史，“也是一份关于八九十年代文学、出版、阅读的有点价值的小小文献”。相信多数读者看完后都和我一样，回忆有之，感慨有之。账里胪列的书，或买过，或读过，或听说过。现在热爱读书的年轻人也不少，但整个社会早已失去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种视文学艺术为神圣事业而毕生追求的氛围。用杨葵的话来说，“如果把年代拟人化，汉服唐诗宋词元曲，都挺符合这个人；而要符合当今年代这个人，还真得要数段子，疯魔杂乱，小聪明抖得花枝乱颤。”
读书有书账，做生意有生意账，做人也应该有本账。一岁一本，或者五年十年一本。闲时查检核对一下，益处多多。说到写作，杨葵以为“流水账恰恰是值得欣喜的”。流水意味不阻滞，账代表准确，前者亦即古人说的常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后者亦即推敲炼字。账，应该就是真实、准确，而准确正是写作上看似容易实难做到的基本功。读书、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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