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文学形成、发展的历史背景及上山下乡运动的展开
（由于篇幅所限，文革前部分介绍省略）
1968年，因文革运动而积压的全国中学毕业生l966、1967、1968三届，达1000万人。此时，高中、大学停止招生，毕业生分配不出去，新生无法升学，教师、校舍均成问题。同时经济面临持续衰退(1968年工农业总产值只相当于l966年的86．2％)，“老三届”毕业生成为城市的剩余劳动力。
中央早在1965年就制定了第三个五年计划内的知青安置。各大区计划在1966年下乡67万多人，“三五”期间将下乡366万人，l5年内共计1100-1200万人。安置方向以插队为主。“文革”运动虽然使这一规划暂时搁置，但根据国家的“三五”计划，上山下乡将是预定的方针。
1968年当“中央文革”小组得知北京25中红卫兵曲折等人主动到内蒙古牧区插队的消息后，马上赞扬他们的革命行动，并要求报纸、电台大力宣传。新华社于第二天(10月10日)发了通稿，《人民日报》配发了评论员的文章《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文章在全国产生重大影响。
1968年12月22日，毛泽东发表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全国各大城市连夜组织上街游行，热烈拥护最新指示。各地紧急动员起来，各学校、企事业和街道，相互配合，“大打动员知青上山下乡的人民战争”，动员应届毕业生下乡。《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强调：愿意不愿意
上山下乡，走不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忠不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大问题。
当时率先带队奔赴乡村的知名人物和上山下乡运动的先锋，多为中学红代会负责人和各中学红卫兵团的领导人。他们被报刊、广播电台树立为上山下乡的模范，事迹被大力宣传，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虽然毛泽东的“最新指示”中包括了大学生，但是国家花费大量资金培养大学生，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又非常缺乏，所以国家不可能象对待初、高中学生那样，真正让大学生去当农民，因此对大学生采取了暂时先下放农村参加劳动，然后逐步启用为国家干部的政策。大、中学生的政治、文化命运，由此就发生了根本性差异。“文革”时期的上山下乡运动，实际上成为高、初中学生的运动。
在“再教育”主题的引导下，一批知青典型应运而生，上海知青烈士金训华、天津知青烈士张勇就是在“再教育”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知青典型。舆论宣传将他们塑造成忠于领袖、充满革命热情、虚心接受再教育、热衷于阶级斗争的知青英雄。
知青亚社会的出现
在“上山下乡”的初、中期(1968--1974)，知青“上山下乡”大致分布在边疆、内地两大区域。新疆、内蒙古、黑龙江、海南岛、云南等地的生产建设兵团，环绕在国家疆土四周；山西、陕西、江西、四川等地的插队知青群体地区则处于国家腹地，均处于国家最边远、偏僻和贫困的地区。
兵团知青与插队知青在社会背景上有很大不同，兵团知青大多数是阶级成分比较单纯、“根红苗正”的学生，而插队知青多是不被生产建设兵团接收的家庭出身“有问题”的子女。两者在物质条件和政治、文化环境、社会形态各方面，也有着很大差别。兵团知青过集体生活，组织化程度很高，生活基本上可以得到保障，具有相对确定的社会地位，很容易被主流社会吸收、融合。插队知识青年不同于兵团知青，其社会地位很成问题，长年衣食无着，既无法在农村扎根成为农民，又无法返回城市，在社会的边缘徘徊。这些差异使得两者形成截然不同的两大知青群体，最终分化成社会化与亚社会化两种状态。
在当时还形成了介于城乡之间的第三类群体，他们由滞留或返城的知青构成，形成在城乡间串联的、流动性的群体，有明显的非组织化倾向，他们中的许多人成为城市沙龙文学的中坚分子。
艰难的现实生活迫使插队知青形成一定的互助组织，并逐步形成了独立的价值思想体系，最终形成知青亚社会圈。
知青亚社会具有一系列新文化的特征，在这个亚社会圈中，形成了成员间的平等，消解了等级观念。农业劳动打破了知青脑体分离的状态，居下的社会地位促使他们怀疑知识分子天然高尚和知识道德化的观念。他们开始学会尊重劳动者的生命价值，重视个人道德实践，认识到道德品质并不为某一阶层所天然具有，而只能通过个人行为来独立实现。这种新思想打破了知识阶层对文化创造和道德实践的垄断。
内蒙古知青邢奇在诗歌体札记中写道：“知青好在正青春，无牵无挂只一身。苦不苦，冤不冤，想想当地土生土长人。人生一世草一秋，谁应比谁贵，谁应比谁尊?可笑书生受了点罪，连篇累牍写纷纷。”(《老妇》)这篇札记反映了当时全国各地知青普遍的思想感情。这种感情实质上是一种平等、博爱的情感，它不是居高临下的施舍和谦卑，而是人的平等和相互尊重，是不分等级的相爱。这是一种社会成员间公民式的相爱。
知青亚社会圈的出现，为知青文艺提供了深厚的社会背景。一种新话语不可能凭空存在，它必须具有一定的现实社会基础。可以说，没有知青亚社会圈，就不可能有知青文学的发展。
知青文学两种文化形态——组织文学与非组织文学
兵团和插队两大知青群体，分别处于社会化与亚社会化两种状态；相应的知青文学也呈现组织化与非组织化两种形态。
全国共组建了l2个兵团、3个生产师。各生产建设兵团普遍实行军事化管理，团以上的干部均由现役军人担任。在一些建设兵团(如内蒙古兵团)每个连队安插至少两名现役军人，担任连长和指导员，军人与知青的比例为1：17。
兵团政治教育，在初期照搬军队的做法，开展“四好连队”、“五好战士”的评比。抓“内务管理”，坚持“天天读”，开展“一帮一，一对红”活动，开“班务会”和“讲评会”，开“讲用会”，办“学习班”；进行“忆苦思甜”教育，“扎根边疆”教育。知青在连队过着军事化的集体生活。
一方面兵团知青得到了物质生活的最基本保证，另一方面私人空间极其狭小。他们甚至连最一般性的文化生活(如阅读小说)都要受到连队管束，在这种环境中，不可能开展富于创造性的文化艺术活动。兵团的知青文学活动，以组织安排的“三结合创作”和各级宣传队的宣传演出占绝对统治地位。
当时的各生产建设兵团都建立了成网络的文艺组织。在师、团一级建立了专业宣传队，在连队建立“三员”(教歌员、板报员、夜校教员)、“二队”(文艺宣传队、球队)、“一室”(图书室)制度。每当政治运动来临，上级就指示各级文艺组织编演紧跟形势的文艺节目。
各兵团的政治部门组织知青业余文艺骨干，创作了一批反映兵团“现实生活”的革命作品，如广州生产建设兵团创作的《踏遍青山人未老》(报告文学集1972)，新疆建设兵团创作的《军垦美术作品赞》(1975)等。兵团的组织化文学活动，培养了一批具有文学素养、熟悉文艺政策的知青作家。
处于贫困农村的插队知青，一方面交通闭塞、物质贫困、文化信息不畅，一方面在文化生活和组织管理上享有较大的自由空间。在贫困乡村，更易于形成知青独特的文学艺术活动，建立属于自己的亚社会文化体系，例如在河北白洋淀出现的现代主义诗群，在内蒙古牧区出现的新古典主义诗群。 ．
乡村的知青文学活动与城市沙龙是不可分割的，二者相互依托。乡村为城市提供了广阔的背景，城市为乡村提供了政治信息和图书资源。白洋淀诗群明显具有城市沙龙的背景，他们的乡村文学活动与城市沙龙活动紧密地交织在一起。 、
国家管理达不到的边远地区(如水乡、草原)，本是现代文明难以建立的地区，但这些地区却成为自由主义存在的惟一处所，成为新话语产生的园地。
当然并不是所有在农村插队的知青都形成了亚社会群体，由于“文革”社会的环境和意识形态的影响，许多乡村知青长久徘徊于主流社会的边缘，希望找到进入的门径。在这种环境下，有相当一部分插队知青，主动地进行组织化的文学创作，福建闽西上杭一带的厦门插队知青业余文学群体，在这方面有一定的代表性。
内蒙古插队知青的文学活动
“文革”期间，在内蒙古草原集合了数十万知青，他们大多来自北京、天津、上海、南京、呼和浩特等城市，分别处于农区、牧区两种不同的环境。内蒙古两种地区完全不同的自然环境，决定了内蒙古知青文学出现了完全不同的两种文学。
一.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知青的文学活动
在农区(农场)，知青过着准军事化生活，文艺创作活动受到严格的组织管理，知青文学活动呈现出与“文革”社会一体化的景象。
在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连一级由现役军人担任领导，实行准军事化的集体管理，在这种条件下，任何非文革化的思想倾向都难以存在和发展。
兵团l师5团后勤处陈大强在回忆文章中说：1969年到兵团时他私下带了《叶尔绍夫兄弟》、《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几本小说，缝上一个《星火燎原》(书名为毛泽东亲笔题词)的硬皮偷偷阅读，被协理员发现，认为是读黄色小说下令烧毁。在内蒙古建设兵团2师11团某连的谭宗远也有类似经历，他阅读的《战争与和平》、《沸羹集》(郭沫若)和《大寨行》(巴金)，被下令当众焚毁，并让他和“窃书”的女战士先后在全连大会上做检查
基层连队的文艺活动，积极配合各项中心工作。兵团1师4团5连知青王文娥说，她所在的连宣传队排一些小戏外，还编排了五场话剧《成长》，内容描写某先进知青回城探亲，与返城风进行斗争，带着不肯离城的知青一同重返兵团。该剧曾在各连巡回演出。
在兵团的政治环境下，非组织化创作不可能普遍存在。内蒙古建设兵团的思想禁锢和准军事化管理，严重束缚了知青文学的自由发展。
二.内蒙古牧区的小说、散文创作
牧区插队知青相对农区的兵团知青有较大的自由空间，有利于形成知青亚社会群体，为文学活动奠定了基础，可以说是内蒙古大草原保护和养育了牧区的知青文学。
虽然牧区知青也参与了当地的阶级斗争、派性冲突和揪内人党的运动，但政治运动相对要少。l969年内蒙古牧区的一些地方开始隶属兵团管辖，使牧区的知青群体受到了组织化的束缚，出现过对牧区知青办学习班整肃的情况，但由于放牧点分散，军队干部只能开着汽车进行“串包”检查。
内蒙牧区有着特殊的自然环境，牧民自古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兵团不可能深入到分散的放牧点进行组织管理，蒙古族牧民的政治思想也较为淡薄。牧区的知青点在放牧的生活中，有着较为广阔的活动天地，所以顺利地形成亚社会群体。
牧区知青文学活动最活跃的时期是在1969---1972年，此时知青群体总的情绪是高昂、向上的，知青生活也较为稳定，这一段时间产生出了一批小说、散文、诗歌。到l973年后，随着最初的一批知青返城，开始进入一个思想动荡的时期。有的知青在当地成家，有的为返城而奔波，知青们迫于生活现实，提笔写作者日益减少，文学创作转入低潮。
三.内蒙古知青诗歌群落的诗歌
内蒙古诗群成员主要由牧区的北京知青组成，该诗群是知青诗歌创作中最重要的群体之一，他们在诗歌方面取得了独特的艺术成就。
内蒙古诗群的新体诗
内蒙古知青诗人创作了一批模仿蒙古民歌风的新体诗，它们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虽然这类作品数量不多，却大大提高了新体诗的总成绩。下面是其中两首。
《欢迎你》 李仲琪
欢迎你，亲爱的朋友!
只要你带着巴特尔的荣誉来到这里，
我会宰掉最肥的羯子，
双手捧出喷香的里脊。
我要用新鲜的牛奶，
注入锃亮的铝壶，
调进最好的黄油、奶皮子，
给你煮喷香的奶茶。
牵出心爱的骏马，
备上闪亮的银鞍，
佩上精致的小马鞭啊，
把你驮进我们美丽的草原。
(注：巴特尔，蒙古语，英雄。)
《思念》 何友中
思念老额吉，
思念你深夜为我盖被，
思念你的香喷喷的奶茶。
思念小走马，
思念你三岁把我摔下，
思念你毛茸茸的嘴蹭着我。
思念绿色的小丘，
思念你柔美的曲线，
思念白色的云在肩头飘动。
思念白雪，
思念那一张张冻伤的脸，
思念留在积雪中深深的脚印。
还有一些出色的新体诗，如《蒙古包赞》(杨光熙)、《马群下夜》(李志伟)等。在《草原启示录》(内蒙古知青回忆录)的编辑过程中，征集到知青当年创作的200篇诗作，其中新体诗占了一半，可惜有艺术特色的作品不多，民歌风还只是少数人的风格，可以讲，新体诗的阵容还是比较薄弱的。内蒙古知青的新体诗无论在数量和质量上，成绩都不如旧体诗突出。
内蒙古诗群的旧体诗
内蒙古诗群的旧体诗具有突出的艺术开创性。内蒙古诗群代表性的诗人，有李向真(北京知青，插队在东乌珠穆沁旗满都宝力格牧场)、尹占华(北京知青，插队在土默特左旗)、邢奇(北京知青，插队在东乌旗)等人，下面是其中几位诗人的诗作。
《秋思》尹占华l969
一字归飞雁，高空过我呼。
天长归路远，过了几长途。
尔雁听我语，可有我之书?
《插队五年》李向真1972
京地草方芽，塞外雪未化。
五年毡包居，隐身草山下。
日食餐奶酪，畅语共蒙话。
游牧逐水草，终年数迁家。
长车缓慢行，牛喘气喷沙。
青草黄且枯，秋羊肥似瓜。
山丹红不长，坚雪白难化。
一览千里豁，岂似陇径狭。
牧羊空寂寞，行路身孤寡。 ．
边风吹脸黑，日晒精神飒。
劲腕挂玉鞭，捷身跨铁骅。
俯身捉青烟，扬臂夺紫霞。
满眸空辽阔，望山不惜马。
草衬人更美，心红志愈大。
下面是插队在锡盟东乌旗满都宝力格牧场的两位北京女知青的诗作。
《下雨》赵秉宜 1969
天铺灰烟云簇墨，雷声压顶天欲堕。
飞沙走石电光闪，倾盆大雨从天落。
雨打毡包如鼓作，直到夜深势不弱。
疑是天空裂缝多，女娲补天不负责。
《牧羊女》 叶小静
平地一声朔风起，搅昏苍茫几万里。
请君试看飞雪处，也有几多牧羊女。
在内蒙古知青诗作中，“惜别”内容的作品占有一定比例。知青们在草原艰苦的生活岁月中结成肝胆相照、相依为命的真挚情谊，在1971年和1972年前后，第一批知青离开草原，在知青群体中引起了极大震动，引发了群体陛的感情波澜，有愧疚、有悲伤、有失落，百感交集，留下了一批感人的诗篇。如：“前途知已知何在，伤愧又下一层楼”(王石丞《惜别》1974.l0．10)；“掷泪无言送友去，归来空身对旧营”(李向真《送别》)等。《惜别》(佚名)真挚质朴：“金风吹尽兮，牧草皆黄。寒冬将至兮，生灵感伤。寂空无限兮，风摧云荡。云聚云散兮，不与人商……”这首诗在内蒙古知青中广为流传。
“打油诗”的创造
在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满都宝力格牧场，有一个热爱诗歌写作的知青群体，以北京2中的知青邢奇、施小明，北京22中的刘玉平、陈达实、董士芳五人为主。在l971—1972年间他们曾将自己写的部分“半旧体诗”编在一起，命名为《马背上的歌》，主要内容描写知青的日常生活，大多采用了“打油”体，先后出了三集，合71首。诗集复写在裁出的白报纸上，钉成几本，在各知青点传阅。
《马背上的歌》流传开后，阿巴嘎旗的北京知青刘小阳又将其他旗知青创作的诗一并收集在一起，共80首，编成《扎洛集》(扎洛：蒙古语，青年)，其中《马背上的歌》占了主要部分。《扎洛集》是油印的，印数多了，流传的范围就扩大了，它成为内蒙古知青旧体诗歌创作的一次结集。以下是东乌珠穆沁旗知青的几首诗作。
《放马杂记》之二：找马 刘玉平
正是阴历二十八，暮色一降，如蒙黑纱。
饭后急忙穿大哈。
一丘一草将人耍，远看似马，近看没马。
奔波一阵真抓瞎。
找遍山坡找山洼，北风沙沙，马蹄唰唰。
绕山一周又白搭。
主意不定真难拿，本想回家，不甘回家。
催马向南如风刮。
一声马嘶滋啦啦，马蹄飞快，心情更佳。 ·
马勤似飞不用夹。
奔去一看黑压压，马群皆在，心才放下。
持枪防狼待朝霞。 ．+
(注：大哈，蒙古语，皮外套) 。
《清平乐·冬牧》施小明
羊归何处?漫漫牛车路。茫茫雪原西去，不知搬家几度。
落日余晖尽收，寒凝大地生愁。遥望毡包新立，恰似海上孤舟。
《虹》(六首选二) 邢奇
白日追虹触手空，梦乡再遇却成功，
莫怪青春多异梦，青春色彩有如虹。
半天细雨半晴天，雨后青青草色鲜。
彩虹一架平空出，虹脚落于马脚前。
《晨》 邢 奇
晨风清柔沁心灵，草湿地润马蹄轻。
雾气横割三两峰，小花贴地如毯平。
淡青天色鸟未鸣，无声天地更无穷。
邢奇在内蒙古诗群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带动满都宝力格的北京知青共同开创了内蒙古诗群最具代表性的诗风一“打油体”，使古典语汇与现代生活语言有机地融合在一起。
邢奇的旧体诗脱离了贵族化的文人境界，如：“三碗米茶出牧去，毡靴就手揩羊脂。”(《四季》)“冬夜静读羊粪旺，氤氲暖气淡蓝烟。”(《包中即景》之五)“对趴灯下读经典，共人心中理想国。”(《包中即景》之一)“缘何自找栽跟头，初练完全照小说。”(《骑马》)“谁知对手身躯大，压人肉山动不得。”(《生活小照》之十九)等。天然的现代白话，却处处流露出古诗底蕴，诗句清新、质朴。
内蒙古诗群的打油诗，直接反映他们的日常生活。诗中充满青春活力，洋溢着幽默，“我手写我口”，事无巨细、雅俗皆入诗篇。如《草原启示录》(内蒙古知青回忆录)中记述知青联句的情景。过春节知青们在蒙古包中聚会，第一批炸糕出锅，人多糕少，有人提议作“宝塔诗”，谁先续上谁吃。大家齐声说：“高!”这个“高”字就作为“宝塔诗”的韵，立刻有人叫出“炸糕”，当“宝塔诗”续到第九层，炸糕已经出了第二锅，足够吃上一轮了，而且大家已经满足于宝塔的高度，于是边吃边对“宝塔诗”进行品评。那首宝塔诗是这样的：
糕
炸糕
赶快捞
里嫩外焦 ．
香气往上飘
充满了蒙古包
顿时肚里馋虫闹
馋得我口水往外冒
续不上诗你就吃不到
大量的“打油体”诗就是在这样的唱和之中创造出来的。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下，邢奇创作出一批既非新体又非旧体，既非生活语又非诗语的“打油诗”。这是因为知青生活中有诗，诗中有生活，生活与诗打成了一片。他用诗的语—言来讲述生活，从而使日常生活中也充满了机趣和诗情，例如他的“生活小景”写生：
《初冬未雪已寒》
初冬未雪已寒，井边饮马艰难。
冰上提桶步蹒跚，井口又小又圆。
忽然一下玩完，失脚要坠深潭。
得勒卡住人空悬，两手乱抓井盘。
(注：得勒，蒙古语，皮袍。)
《油灯半暗》
油灯半暗，小R在扯淡：北新桥里倒铁链，
岳飞真灵出现…… ‘
连说带表演，仿佛亲眼见。脚丫飞处一闪，
顿时一片黑暗。
这种打油固然下里巴人，却清纯可爱。诗歌在他们手中变成日常语言，生活语言被升华为诗歌。
以邢奇为代表的内蒙古知青诗人，将诗歌融人生活，将充满了“文人，，气息的古典诗歌，变成了“平民”化的诗歌，质朴而不失儒雅。这些诗作洋溢着人文主义精神，使传统诗歌具有了现代审美格调。
内蒙古诗群的旧体诗与白洋淀诗群的现代诗，在语言形式上、艺术取向上、文化意蕴上，形成鲜明的对比，可以说是双峰并峙。它们的艺术成就，形成了知青现代主义诗歌和古典诗歌运动的两翼。它们以不同形式的’语言，丰富了知青的亚文化体系。
（待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