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在七十年代，我在公社卫生院当护士。那时的农民不能搞副业，挣的那点工分有时还不够一家人全年的口粮钱，家里养只老母猪就是他们的小银行了。每天早上农妇直奔鸡窝，把所有的母鸡屁股全摸一遍，把有蛋的母鸡依旧关在鸡窝里，等它下完蛋后，才能放出来，鸡蛋就是农民的零花钱。农民有了病，不到严重了，是不会到医院的，尤其有孩子送来时，已是及其虚弱，脱水严重，血管瘪瘪的了，我在给病孩扎头皮针时，因为血管太不清楚了，有时几针都不能扎准血管，这时，孩子已经哭得嗓音嘶哑，断断续续，扶着孩子头的母亲眼泪吧哒吧哒的往下掉，我早已是满头大汗。

    每年的春秋两季是小儿肺炎的高发期，还没有来得及送或者没钱不能送医院就夭折的孩子是可以用批量来形容的，按照当地的风俗，孩子死了是不能埋了的，只能扔在荒郊野外，让野狗、狼或者猪吃了，在春天或者秋天时，我们坐着马车下乡去巡回医疗，在路上曾经看到过许多遗弃在山坡上的死孩子。看着那些来去匆匆的孩子，我们的眼眶都湿润了。那时的农民想要卖房子凑钱都是不可能的，因为在农村，手里存有一定数量现金的人太少了，而且也不可能随意买卖房屋。没有钱的农民就只能任疾病在身体里肆虐。

    在七六年，医院里收了一个肠梗阻的病人，是一个六十岁左右的老人，情况已经是十分危急了，病人马上被送上手术台，打开腹腔一看，肠管已经变黑坏死，穿孔，腹腔里都是粪便。那次手术，我是器械护士，切除坏死的肠管，冲洗腹腔，把医生和护士累得筋疲力尽，手术室里臭气熏天。医生大骂病人的儿子：这么晚才送来，是不是想害死你爹呀。就是这样，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老人抢救过来，但是危险期没有完全过去，还没等到拆线时，病人的儿子就来办出院手续了，理由就是没钱治了，医生告诉他们，现在把老人接回家，很可能还会出危险的。他们搓着双手，无奈的苦笑着。因为路远，担架是绑在两条毛驴身上，一前一后扛着的，还在昏迷中的老人被抬上担架，几乎全院的医护人员都出来送这位老人，目送他踏上死亡之路。没有几天噩耗传来。

    三十年后，重返当年插队的村庄，乡亲们来看我们，我们发现少了一些熟悉的面孔，就急切的打听，当年一起干活的哥们姐们都还好吧？说出一个熟悉的人名，才知道已经去世了，再说出一个熟悉的人名，还是已经死了。我们默然，想起在回到村子之前，曾先到当年工作过的卫生院去看了看，那些文革中毕业于医学院的老大学生和中专生早已不在，碰到了一个当年最蹩脚的护士，现在胸前挂着个“医师”的牌子，我看到“医师”这两个字时，脑海里闪出四个字“草菅人命”！可以说由于商品社会的形成，人才可以顺畅的向大中城市流动和集中，留在乡村医院的医护人员的水平和素质都远远的低于计划经济时期，而现在的农民想要看病，需要走更远的路，花更多的钱。可是在内蒙古科尔沁那片土地上，贫困依然与农民相伴。三十年前瘦小的我们，现在已经是白白胖胖，很富态的站在依然黑瘦却已苍老的农民面前，端起他们的和三十年前一样的茶杯，看着茶杯外边粘着的一只肥硕的苍蝇，找回了当年的感觉。

    驱车出了村子，看到在北山上的一个个坟包，乡亲指给我们看半山上的一个新坟，那是和农民结婚了留在村子里的北京女知青的坟，她的肺一直不好，这年的春天没有挺过来…….。我们含着眼泪久久的看着那个坟包，直到车子拐了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