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熬过了骄阳似火的酷暑，迎来了北京秋高气爽、天高云淡的金秋，这正是秋游的大好季节(2005年)。 九月中旬，单位老干部处电话通知我，单位要组织离、退休人员搞一次参观、旅游活动，具体内容是，到天津参观《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然后去看看停泊在天津郊区汉沽海边的原苏联海军退役航空母舰《基辅号》。老干部处的人在电话里问我是否有兴趣参加这次活动？我巴不得能利用这种机会和老同志、老朋友们见一见，便非常爽快地连声答应，唯恐说晚了报不上名。 这次活动的时间定在9月23日。这天是星期五，我在早上五点多钟就爬起来了，匆匆忙忙收拾完毕，随便吃了口早点，就出发了。当我发动好车，准备起步时看了一下手表，这时是早上六点过十分，而规定的集合时间是七点。我要在四十分钟内从位于南四环和南五环之间的家，赶到在首都体育馆附近的单位前门。这段距离虽然只有20多公里，可北京的交通状况实在是不敢恭维，尤其在周末的早、晚高峰期，车被堵在路上2、3个小时动弹不了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所以，自从上路后，我的心里一点底也没有，对能否按时到达集合地点没有把握。幸运的是，那天的路况还真不错，六点五十五分时，我已到达机关门前，急忙停好自己的车。 机关办公楼门前的路边一字排开地停着从旅行社租来的三辆大轿车，车上已经坐着不少人，还有几位站在车外聊天，我和认识的老同事们热情地打着招呼，大家嘻嘻哈哈地、毫无顾及地开着玩笑，远没了当年在职时的拘束，这种感觉真好！领队催促大家赶快上车，准备出发，我上了第一辆车。七点过五分，车队出发。 京津唐高速公路上一派繁忙景象，可以说是“车满为患”！两条车道上挤满了各种车辆，排成了两条望不见头、尾的，长长的“车龙”。由于有些大型载重汽车不遵守只能靠右侧行驶的交通规则，占据着快行道而不肯让行，所以“压车”现象比较严重，后面的车只好耐着性子跟着大车的屁股后面慢慢腾腾地走，因此，车速受到了影响。记得十几年前，我曾自驾车多次走过这条路，那时这条路上的车远没有现在这么多，由此也可以看出国家经济发展的步伐。很显然，这条路已不堪重负。为缓解这个矛盾，听说有关部门正在规划修建一条新的京津唐高速路。将近十点钟，我们终于进入了天津市区，仅仅一百多公里的距离竟然走了近三个小时，这还算得上是高速公路吗？ 当我们乘坐的轿车即将抵达纪念馆时，随车的导游…一位年轻的小伙子给大家简单地介绍了一下纪念馆的概况。他在描述纪念馆的建筑外形时说的一句话，引起了我的反感。他说纪念馆的建筑就像一顶古代的官帽，中间的主楼是帽子，两侧对称的配楼是标志官位等级的帽翅……。我之所以对这个比喻产生反感，是因为周恩来和邓颖超将他们的毕生精力都毫无保留地献给了他们虔诚信仰的那个美好的理想；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两位伟人在广大人民群众心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尽管那时我还没有亲眼见过纪念馆的模样，但我坚信导游的比喻肯定是不恰当的，因为纪念馆的设计者绝不会把这个纪念馆里被纪念馆的主人与封建王朝的官老爷相提并论。 天津是周恩来和邓颖超相识并开始相爱的地方；是他们为追求真理而学习、研究马克主义，并开始走上革命道路的地方。他们在“南开”读书时，曾经组识了一个叫“觉悟社”的青年学生的革命团体，为了便于保密，“觉悟社”的成员都取了化名，周恩来的化名叫“伍豪”。记得“文革”中，“四人帮”还曾想利用这点来整倒他。 纪念馆建在天津市西南郊区的著名园林“水上公园”的北侧，与周恩来和邓颖超年轻时上学的母校“南开大学”遥遥相望。当我真的站在纪念馆前面的时候，一种庄严、肃穆的气氛立即深深地感染了我。馆前的纪念广场上矗立着一座名为《高山仰止》的巨型花岗岩雕像，作品所表现的主题是，周总理的人格魅力、高风亮节、丰功伟绩得到人民的由衷爱戴，其精神光芒将与日、月同辉，与高山、大海般永存！雕塑四周是种满鲜花和绿草的花坛，还有一些青松和翠柏。在雕塑不远处，停放着一架苏式的民航飞机，周总理生前曾多次乘坐这架专机出访。纪念馆是座具有鲜明中国传统特色的建筑，正中的主楼高20多米，为重檐式房顶，主楼两侧是对称的“一字形”配楼。 走进纪念馆一楼大厅，迎面的位置是周恩来和邓颖超的汉白玉站姿雕塑，整个雕塑通高4米，作品被命名为《情满江山》。雕像右侧挂着一面鲜艳的中国共产党党旗。在雕像后面的背景墙上是一块巨大的艺术挂毯《海阔云舒》，雕像两侧的墙壁上有精美的浮雕，镌刻着“五四运动”、“南昌起义”、“红军长征”、“西安事变”、“开国大典”、“祖国建设”等历史画卷。塑像、艺术挂毯、浮雕，这三组大型艺术品完全结合，相互辉映，浑然一体，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 纪念馆主要有“瞻仰厅”、“生平厅”、“情怀厅”等三大部分组成，刚才见到的有雕塑、壁毯、浮雕的一楼大厅便是瞻仰厅，另外还有书画厅等。据介绍，这个纪念馆是经中央批准建立的，在建馆过程中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和各有关方面的大力支持，征集到各种文物、文献、历史照片、各种资料达八千多件，其中珍品就超过一百件。 我想，有关周总理夫妇的生平及他们对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所做出的伟大贡献，大家都知道，不必我在这里浪费笔墨，我只想把对自己感触较深的一些内容加以叙述。 “生平厅”包括“风采”、“追求真理”、“总理国务”、“领导妇运”、“力挽狂澜”、“继承伟业”、“英灵永驻”等九个部分，以大量精选的历史照片、历史档案和文献，以及复原场景、微缩景观、触摸式显示屏、灯箱、背投式显示屏等现代化科技手段全面、系统地概况了周恩来、邓颖超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那个光明美好的理想而不懈奋斗的光辉一生。 在这里，有周总理在中南海西花厅的办公室复原场景，里面摆放的办公桌、椅、文件柜等部分家具是由中央警卫局提供的，应为珍贵的原件；还有一件展品令人瞩目，那是前苏联政府送给周总理的“吉姆牌”小轿车，周总理曾乘坐这辆轿车多年，直到后来更换了国产的“红旗牌”轿车。在“生平厅”的一个玻璃展柜里，我见到了建国初期时，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周恩来为政务院总理的任命状；有“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的方型铜章；有周总理出席党中央会议和国务会议时亲笔签名的签到卡及出席证等；还有周总理亲笔起草的一些文件、信件、以及修改、批复的报告等。 在“情怀厅”，我看到几张周恩来和邓颖超交纳党费的收据，由此得知他们夫妻二人当年每月的工资合计不到800元，其中周总理的工资是400多元。“情怀厅”里展出的展品中有些是二位伟人使用过的日常生活用品和衣物，有一只普通的煮饭用的铝锅引起了我的注意，因为它已经非常陈旧，而且仅剩下了一个把手，这只铝锅是周总理的厨师收藏并主动捐献的。据厨师介绍，这只锅用了20多年，虽然掉了一只把手，可总理始终不让扔掉，一直用到他老人家去世。从展出的衣物看，更显示出他们艰苦朴素、不尚奢华的美德，不少衣物都是他们穿用过多年，已经很旧，但仍舍不得丢弃。比如说，有条邓颖超戴过的，用粗的毛线织成的围脖已经褪了色，那还是在延安时期添置的，这条毛围脖伴随着她走过了几十年人生的风风雪雪。还有周总理穿过的几件衬衣也引起了参观者们的注意，那几件衬衣除了领子和袖口仍比较新外，其他部分均已磨得起了毛，甚至透亮，显然是穿了多年的旧衣服。介绍说，这几件衬衣的领子和袖口之所以比较新，是因为更换过几次。想想看，作为我们这样一个泱泱大国的总理，一个经历了千辛万苦、九死一生，终于取得了全国政权的政党领袖人物，一个坚定的革命家和理想主义者就是穿着这样的衬衣去进行国事访问的，去接待国宾的，去从事国务活动的。相比之下，那些前赴后继涌现出来的贪官污吏们该做何感想呢？ 另外，“情怀厅”里还展出了周恩来和邓颖超写给对方的几封私人信件，我注意到，他们在通信中也和普通百姓一样，在开头处称呼对方的爱称，在结尾的落款处也自称自己的爱称。比如周恩来在写给邓颖超的信中称她为“超”，而自称为“来”，反之亦然。还有一封信，邓颖超称周恩来为“我最亲爱的爱人”。在这些信件中，我发现有两封信非常有意思，更能显示出他们平凡的一面，周总理在信中向邓颖超说明自己由于在外地视察、开会，连日忙于工作而未能及时给她写信，请求她的原谅，并写下了“有罪，该打！”的字句；而邓颖超在回信中也深情地表达了自己的惦念之意，也写下了“既知罪，可免打”的话。 我从这些信件中既看到了伟人们平凡的一面，也看到了他们超出常人的一面。那是在1955年“万隆会议”即将开幕的时候，国民党特务在周总理计划要乘坐的民航班机上放置了定时炸弹，至使飞机起飞后不久便爆炸坠毁，机上全体人员统统遇难，所幸的是周总理因故临时改乘了其他飞机而避过此劫，并安全抵达了印尼赴会。当邓颖超得知了这个令世界震惊的消息后，在写给丈夫的信中，她一方面对丈夫的人身安全表现出极度的担忧和关心，同时也表达了对丈夫所从事的使命的真正理解和支持。她在信中表示“我们所从事的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是为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而工作的，我们为此而付出的任何代价都是值得的…”。 “情怀厅”还有反映1976年4月5日发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的所谓“四、五事件”的内容。这是一次人民群众自发的，旨在惦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革命运动，曾遭到“四人帮”的残酷镇压，“四人帮”被粉碎后由中央给予平反。展品中有当时的历史照片和《天安门诗抄》中的一些诗句，比较著名的有“扬眉剑出，我哭豺狼笑……”、“只见灵车去，不见总理归……”等等。 我用了将近一个半小时将纪念馆的所有展厅都参观了一遍。在参观的过程中，我始终怀着崇敬和景仰的心情，我相信所有到这里参观的人都会是这样的。据说，现在对周恩来的评价也有争论，有人认为他在“文革”中为了保全自己，也做了不少违心的事、错误的事，是现代版的“愚忠”典型……。此外，我在前几年去香港出差时，曾见到过一本写周恩来私生活的书，对这本书里内容的真伪性也有不同的意见。 我的观点是，周恩来是个有血、有肉、也食人间烟火的伟人。说他是凡人，是因为他有凡人的躯体，他也要吃饭，也要喝水，也有情，也有爱，也有常人的生理需求，也有局限性，也像常人一样有缺点，也会犯错误，而不是无所不能的神；说他是伟人，是因为他有非凡的智慧、才能和魄力，他有大智大勇，有超出常人的坚强意志，为了他所信仰的那个伟大事业，他能几十年如一日地不懈奋斗，为此而甘愿献出自己的毕生精力和心血。基于这样的观点，我想我们不该苛求于既是凡人，又是伟人的周恩来吧？在“文革”那样严重的形势下，全国一片混乱，各级领导干部几乎全部受到冲击，国家的国民经济体系近于瘫痪，到了即将崩溃的边缘，在这样的情况下，周恩来只能是利用自己在中央的位置忍辱负重，独撑危局，尽其所能地减少“文革”给国家和人民所造成的损失，有效地保护了不少干部和知名人士。为了保全自己而不得不说些违心的话，做一些违心的事，这也许是他的无奈之举，也是在那种特殊的环境下不得已而为之的吧。试想，如果周恩来也被打倒，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完全落在“四人帮”一伙人的手里，那么损失是否会更大？被迫害至死的干部和知名人士会更多？其后果也会更加不堪设想。所以说，周恩来在“文革”中所起到的是“力挽狂澜”的作用。若要分析和挖掘造成“文革”悲剧的社会根源和深层次原因，应该站在更高的高度上，以更加理智和求实的态度去进行，而不能把这笔“帐”算在哪位个人的身上。想起了毛泽东曾经说过的一句话“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我不否认，周恩来不是完人，因为世界上根本就没有完人。 在瞻仰厅旁边还有一间灵堂，里面有周总理逝世时，邓颖超送的花圈，挽联上题有“小超悲送”的字句。灵堂正中的玻璃柜中放着一只做工精细的骨灰盒，介绍说，这只骨灰盒曾分别盛放过周恩来和邓颖超的骨灰。根据他们二人生前的遗愿，他们的骨灰都撒在了祖国的江海里，尽管他们夫妻二人身后没有子女，没有留下任何财产，连骨灰也没有留下一点，但是他们那种为国、为民奋斗不息的精神会永世长存，立在广大人民群众心中的丰碑也将永远不倒，永载史册，这比任何有形的，表面的、形式上的纪念物更加珍贵。 从纪念馆出来时已近十二点，就到了该吃饭的时间了。饭后，大家再次登车前往汉沽，去参观下一个项目，那就是前苏联海军的退役航空母舰“基辅号”。这艘航空母舰是前苏联于1970年7月开始建造，1972年下水，1975年开始服役，1994年退役。这艘航母虽未参加过任何战斗，却代表苏联海军多次出访过其他国家，是曾被苏联海军引以为骄傲的“功勋舰”。 这艘舰全长70多米，飞机起落甲板最宽处有30多米，全舰上不共17层，飞行甲板以下5层，以上是12层，包括舰桥和桅杆，总高足有十几层楼房高。其排水量有4万吨，自重就有2.3万吨，能搭载12架战斗机和21架武装直升机，以及1200名士兵。 其实，这艘航空母舰基本上就是一个空壳，虽然上面也停放着几架飞机，以及各种导弹、鱼雷的发射装置及导弹模型，但很多的关键设备及动力系统都被拆除了。尽管如此，我还是得到了很大的心理满足，因为这毕竟曾是一个“真家伙”！对于我来说，这也是生平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接触这种军舰中的“大哥大”。我对国防方面的知识几乎是一窍不通，我不知道我国是否也该有航空母舰，从一种朴素的情感出发，我也盼望着我们的海军也能尽早拥有自己的航空母舰。 三时十五分，我们开始启程返京。因是周末，返程路上的车依然不少，直到晚上七点多，才抵达机关门前。驾车回到家后，已是八点多了。虽然感觉有些累，但心情很愉快，这种秋游活动不但让我和一些老同事见了面，也使我受到了教育，增长了见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