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离开我们已经十周年了---儿 想 娘！ （一） 母亲于一九二七年出生在东北的一户殷实的农家。姥爷是一个小商贩，家里又有几十垧地，又有车马，属于半农半商的家庭。由于姥爷的精明能干，日子过的在当时来说相当富有。 母亲她们共有兄弟姐妹五人，母亲行四，上有俩兄一姐，下有一弟。平静而又幸福的日子就这样的过着，男孩子上私塾，女孩子很少有上学的。所以母亲不识字。母亲说那时家里很富有，过年的时候，家里要赶着两三挂的大马车去呼兰（萧红的故乡）办年货。我问她那时候有什么好东西，她说也是什么都有，她说 母亲在这样幸福的环境中长到十多岁，那一年的夏天，一帮“胡子”（东北把土匪叫做胡子）闯到了她们家，把姥爷家洗劫一空。母亲说吓死人了，那些人翻箱倒柜，把值钱的东西全拿走了，那些人并没伤害她们。把下蛋的母鸡从鸡窝掏出来，也不用刀，就用手硬是把鸡拧脖子拧死，炖了一大锅。不知从哪里弄的 自此后，姥爷家彻底衰败下来了。
（二） 十七岁那年，母亲和父亲结婚，父亲是在被日本抓去冒儿山当了半年劳工，死里逃生。父亲被抓之前，就已经和母亲订婚了。 婚后的生活平淡却也幸福。母亲一共生了七个孩子，第一个孩子生下来就夭折了。因此当母亲生下大哥时，老辈人就说要给这孩子过嘴（就是认干爸爸）。这样，大哥就认我老叔叔为爸爸。所以叫父亲为大爷（东北话--伯父），叫母亲为大娘（伯母的意思）。后来他就叫母亲为娘。其实本来就应该大哥一个人这样称呼，可是后来我们五个（大姐、二姐、二哥、三哥和我）也都跟着一样的叫。我们自己也没感觉有什么不同，可是外人就不懂，以为我们是山东人呢。 记得小时候，我们的一个小伙伴突然发现了这个问题（其他小孩子似乎没注意），就说我不是我妈生的，要不然怎么叫娘呢？这简直是对我的极大的“诬蔑”，我简直“愤怒”到极点了，也不顾自己那小塑料体格根本不是人家的对手，像被激怒的小雄狮冲上去要用拳头捍卫自己的尊严。结果可想而知了，我被击败了，回家叫哥哥为我“复仇”。被大人们拦住了。 我家那时是在一个小镇上住。父亲在镇上的粮库工作，六七十年代，一家八口人，父亲只挣五十元零五角，生活的窘境可想而知了。加上我这只生来就有病的“病猫”，---先天性动脉导管未闭（属于心脏病的一种）。四岁那年，母亲带我去哈尔滨的哈医大去治病，因为正是文化大革命进入到高潮的时候，红卫兵把 后来母亲说起这事时，总半开玩笑的说，当年怎么没把你丢了，丢了我就省心了。
（三） 我七八九岁时，母亲因为更年期，加上生活的压力，营养不良等原因，病倒了。严重的贫血，全身浮肿，脸肿得睁不开眼，腿上一摁一个坑。真是屋漏偏逢连阴雨。 已经病危了，可是我那伟大的妈妈，她说我不能死呀，我还有那些没成人的孩子呢，他们需要我活着。每次提起这件事时，我都禁不住要落泪，真的，我不是装样子，现在我的泪水滴在我的键盘上，也一样流在我的心底里...... 离我家不远的一个小镇上的一家医院，有我家的一位远方亲戚，他告诉我父亲，那医院来了两位哈尔滨下放的医生，看病很有水平。粮库那时有马车，领导派马车送我母亲去住院，因为母亲身体十分虚弱，经受不住颠簸，粮库领导叫工人在马车上装上大半车粮用来压车。母亲的病很快有了好转。 娘的脸好象“瘦”了，也有了血色了，看见我连忙把我搂在怀里。前几天我在家玩儿，不小心把手弄掉一块肉，我怕娘看见，结果还是被她看见了，她并没骂我，但看得出她很心疼，我一个劲儿的表示不疼了。
我家的生活依然贫困，可我们却过得有滋有味，一样的幸福！ 母亲是极有办法的，她能把那没有多少油水的饭菜，做的尽量的香甜可口。我们虽没有什么好的吃喝，可是母亲却想方设法的叫一家人吃饱穿暖。把供应的那一点可怜的细粮，留一点来客人吃，其余的全换成粗粮。我这只馋病猫，则能在一些时候得到一些特殊的关照，比如，客人吃剩下的，我就能比兄姐们多享受 穿衣方面也是，母亲都把我们一家人打扮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的。东北这里天气特冷，我们都是两身棉衣，薄的是薄的，厚的是厚的。打补丁也要打得四四方方的，烫平整。每年孩子们一脱棉衣，母亲就开始她那场旷日持久的做棉衣大战，八口人，每人两身，四件，那是多大的量啊，母亲从不让我们穿陈年的棉衣。都要一年一做，用她的话说：要是里儿面儿（棉）三新，那还不好做，关键是要大的给小的毁。那叫一个费事。每当我们穿戴整齐的时候，都要引来邻居大妈大婶的啧啧称赞声。跨母亲的活儿好，针脚是如何的细小，这时母亲会露出少有的笑容，显得很满足。 我常想，如果母亲有文化，她绝对有能力当一个部门的领导。 我有一个伟大的母亲，她对我的教育、影响，是我今天能生活下来的勇气、动力的源泉，是我永远的财富！ 随着孩子们的长大成人，我家的生活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前不太看得起我家的人，也都不得不另眼相看，真是人敬有的、狗咬丑的。 孩子们经过自己的努力奋斗，都有了比较好的工作，入党提干，有前途。这是母亲的最大的骄傲，母亲的脸上带着幸福的微笑。每当别人夸讲这些时候，那真是对母亲的极大赞美！ 真是母亲常说的那句话，太阳不能老在一家门前转，我们家庭的春天来到了！
（五） 我十一岁那年，在哈医大附属第一医院，住了三十三天，作了动脉导管儿结扎术，治好了我的心脏病。好在赶上了青春期的发育高峰阶段，我茁壮的成长到一米七十六的高程，长成了一个青春少年。 这一切，母亲付出大代价有多大，没人能说清楚。可我却样样的牢记在心。 母亲给我做了那么多的好吃的，她只有闻闻的份，想必她没往自己的嘴里放一口。要知道她那时的身体也一样的需要补养啊。---母亲就是母亲。母亲对子女的爱，子女难报百分之一，想必天底下所有的妈妈都是一样的...... 在子女们的婚事上，她也非常的民主。她说:将来你们自己过日子，老人不能跟你们一辈子，只要你们自己愿意，老人不管（不干涉）。 当年我带女朋友回家时，我分明从她的脸上的一点点别人不易察觉的表情中，读出了一点异样的东西，---我自己心里知道她不满意，她感觉那女孩配不上她的儿子。但她却什么也没说，绝对尊重我的选择。依然热情地招待我女朋友。 我感觉这段时间是母亲生活中最愉快，幸福的时光。 一九八六年十月十日，下午四点十分，时间永远的定格在此。不幸再次光顾了我这只已经经历过多次风霜雨雪洗礼的病猫身上。我在外线作业，不幸触电，一万伏的高压电流将我击穿，因为来电时，是我已开始要下来的时候，安全带已解开了。我被从十二米的高处击落。造成，颈椎三四骨折，胸椎四五六骨折，锁骨骨折，左肩胛骨骨折，左肋骨多处骨折，基本上我的左上半身摔碎了。当时我无脉搏，无血压，只有微弱的心跳，和微弱的呼吸。还远在离家四十多里的野外。发生这一切的日子，离我结婚还差十一天。 由于我是双手触电，所以双手被严重烧伤，现在我只能用左手的半根中指，和右手的一根中指打字，又不会五笔，用拼音打字，所以很慢的，写一篇文章要很长时间，累得后背伤口和脖子很痛。...... 话扯远了，我的这次不幸的遭遇，除了我自己受到的打击最大以外那就是我母亲了，她一夜之间老了许多，但她并没被彻底的击倒。她知道此时我需要她，没人能替代她。她和父亲陪我在北京住了三年，其间她为我操的心，受的罪不是一两句话能表达得尽的。 八九年春夏之交，北京那时出那事情了，很乱，加之我的病也就治到这样了，正好单位也要我们回来，母亲说回吧，我们就回来了。在永定门火车站上车时，还有戒严的部队在巡逻。 从八九年回到家到九五年母亲去世，我的妈妈对我的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料，一言难尽啊！每次我发烧感冒有病，她都要为我着急上火。我由于肩胛骨受伤，伤到了呎神经（可能医学上，不准，我只是听大夫这样叫，并不知是哪个字）。我的左臂，这些年来，无时无刻的都在痛。尤其下雨阴天，感冒发烧，痛得整夜整夜不能入睡，每当这时，我也同样听见母亲在辗转反侧不能入睡。我知道她无时无刻不 我读过史铁生的那篇关于他和地坛的文章，那文章记录他母亲是如何的远远跟在他身后边，看着他，而他还要装作不知道。我是流着泪读完那篇文章的，我的母亲和他的母亲一样的有着一颗破碎的心，永远的牵挂着自己那残疾的儿子。---她的儿子将来怎样活下去，是她永远的思想主题。...... 九五年一月二日，农历腊月初二，星期二，早晨八点。她一如以往的去做早饭， 天啊，天啊，我的天塌啦！ （本文写于2004年5月29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