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回北京20多年了，但在25团的一段不寻常的经历，使我至今难以忘怀。
那是1974年的事情，当时我是23连的卫生员，承担着连队几百人的医疗保健工作，除了看病打针还要负责孕妇的产前检查和接生。在我的工作范围内，给孕妇接生是我最胆怯的工作。
一天傍晚，我发现连队里有一些人在切切私语，神秘的说着什么，一打听，原来一个外号叫“胖子”的上海知青未婚先孕了，这件事成了连里谈论的热门话题。那时，由于受传统思想的影响，都认为“胖子”犯了天大的错误，不可礼遇。“文革”时期，人人都标榜自己是革命者，所以很多人都远离她，当时我也远离这个年轻的孕妇。大家虽然都在背后议论她怀孕的事，但是谁也不愿当面说她怀孕，她自己也不跟别人说，连队领导装着不知道，还给她派重活干。
有一次我路过猪号，看见“胖子”挺着大肚子，在费力的挑两桶猪食，我看看左右没有什么人，上前对他说：“‘胖子’，你注意点。”“胖子”把头一昂，满不在乎的笑着说：“没事。”她见人还总是乐呵呵的。我想：“这人也不知道发愁。”
但是有一天，我路过连队边上小树林，因为是深秋，树上不愿落地的红的、黄的、和绿的树叶，和斜阳相互辉映，此时我感到树林中的风景独好，它们好像在呼唤阳光，和我一样不愿进入严寒的冬天。这时，我隐约听到有低低的哭泣声，我朝哭声轻轻走去，躲在一棵树后，往树林里定睛一看，原来是“胖子”一边用手抠着树皮，一边叨唠着哭，好像悲伤地在对大树哭诉。我本想进去劝劝或安慰她，但又一想，她不承认自己怀孕，叫我从哪方面安慰她？就让她哭会儿吧，于是我转身朝回卫生所走去。回到卫生所后，我忙着消毒针管，总觉得心里七上八下的，“胖子”哭泣的影子挥之不去，突然一想：“‘胖子’不会自杀吧？我不能见死不救，不管怎么样，也都是远离父母的知青，同是天涯沦落人，我应该救她。”想到这里，我慌忙放下手里的东西，朝树林跑去，刚一出门，我呆住了，“胖子”正迎面走来，脸上好像没有一点悲伤的样子，见到我还笑了笑，但不管怎么装着强颜欢笑，却掩盖不了她内心的痛苦。
1974年的初冬，天气格外冷，刚进入11月，北大荒已是白雪茫茫，这时下的雪要到明年的四五月才能融化。星期六这天，天阴沉沉的，刚5点钟天就黑了，从地里砍柴的，脱谷的知青们都下班回来了，方圆不大的连队顿时喧哗起来，有人端着盆打水，有人提着暖壶打水，还有的人拿者饭碗到职工食堂买饭，成家的职工家属忙着喂鸡、喂鸭、喂鹅和喂猪，人和牲畜声混在一起，十分热闹。我刚要吃饭，一个上海知青跑到卫生所对我说：“曹大夫，‘胖子’说她肚子痛，你快去看看吧。”我赶紧跟着那位知青来到“胖子”住的女生宿舍，宿舍里长长的南炕和北炕上知青的铺盖卷一个挨着一个，知青们有的在洗脸，有的在洗脚，有的在洗衣服，乱糟糟的，我一进屋大家都安静了。只见“胖子”蜷缩在炕头，抬头看了我一眼后，又迅速把头低下去了，屋内30来个知青都不说话，望着“胖子”，我站在“胖子”跟前冷冷地问：“你几个月了？”，“胖子”哭着说；“什么几个月？你说什么？十三点。”（十三点是上海骂人的话），胖子都快生孩子了还装糊涂，不好意思说自己怀孕，我心里想：“未婚先孕自作自受。”嘴上只说了一句：“没出息。”转身出了宿舍，找指导员去了。
指导员听说“胖子”要生孩子，脸马上沉下来说：“不能让她把孩子生在女生宿舍里，宿舍里都是大姑娘，赶紧送营部卫生所。”我说：“营部卫生所要走10多里地，又没有汽车，半路会不会出事？”指导员说：“咱们也不好解决，套马车赶紧走。”
在我们连队，家属怀孕后，都在家里生孩子，“胖子”没有结婚，所以没有家，卫生所就一间房，还经常有人看病，根本没法让孕妇生孩子。我想只能送走了，想到一人照顾不了“胖子”，就对指导员说：“让‘胖子’的男朋友跟我一起送吧？”指导员说；“没人承认她们俩是夫妻，不能让他送。”转身对旁边的人说：“快去让车老板小张套好马车。”
车老板小张是兴凯湖劳改农场内迁人员的儿子，20多岁，膀大腰圆，长得也精神，因为出身不好，在连里抬不起头来，平时很少说话，连里脏活、累活都是让他干，他总是默默地干着连里派的活，很少有人注意他。
我返回宿舍，对“胖子”说带她到营部卫生所去看病，“胖子”心里明白，也没反对，顺从地跟我上了马车。马车驶出连队时，天更黑了，北大荒的黑夜静悄悄的，只有急促的马蹄声，仔细低头能看见两旁被雪覆盖的壕沟，壕沟中没有被雪盖住的蒿草在风中抖动，过了壕沟就是一望无际的荒地。“胖子”躺在车上，我冻得双手抱在前胸，忽然“胖子”呼的一下子坐起来，吓了我一跳，她双手紧紧地抓住我的衣服，眼睛瞪得像牛眼睛一样大，急促地说：“曹大夫，我肚子疼，快疼死我了。”我怕出事才百般地安慰他，心里祷告：阿弥陀佛，千万不要生在路上。
“胖子”刚安静下来，突然，不远处传来像小孩哭一样发出悲哀的长嚎声，打破了黑夜的寂静，使人毛骨猝然。往来自声音的地方一看，绿色的亮点在来回摆动，我的心一紧，大家知道遇上狼群了。与此同时，拉车的马发出尖利的嘶鸣，两个前蹄高高的抬起，转身越过壕沟奔向荒地，冲着狼群方向跑去，马惊了，也许马要去和狼战斗，所以朝狼群跑去。我一把搂过“胖子”，另一只手紧紧抓住捆在车板上的绳子，趴在车板上。马车狂奔，车轮在布满一个个蚂蚁楼子的野地上像被弹起的球一样向前跳跃，（蚂蚁楼子是大蚂蚁筑的巢，约半尺高，冬天冻的硬硬的）我混身被上下猛烈颠簸得快散架了。我和“胖子”吓得像疯子一样惊叫着，心跳到了嗓子眼，我拼命死死的抓着绳子和搂着“胖子”趴在车板上，我知道如果从马车上掉下去，不是摔死，就是被狼吃了。马车在荒野里狂奔着，我耳边传来车老板大声的吼声：“抓紧绳子！不要慌！”
我趴在车上，只见车两边的黑土迅速后退，听到老板的声音，猛然一抬头，只见车老板不知双脚立在什么地方，健壮的上半身紧挨在马后，手扬马鞭，迅速用力的横竖交叉着猛力甩鞭，发出“啪、啪”的响声。黑夜中他的身影是那样的高大，挡住了我的视线，使我看不见狼群的绿眼睛，看见的只是无所畏惧的英雄。
突然，“嘎”的一声马车终于停住不动了。车老板跳下车，呼呼喘着粗气，抚摸着马头，马耳朵被鞭子抽的只有一半连在马头上，老板很伤心，双手粘糊糊的全是血。老板默默的拉着马的缰绳掉转头往回走，狼群虽然仍在远处嚎叫，但没有过来。我感叹的说：“天哪！我们在死亡线上走了一圈。”车老板说：“制不住受惊的马，我们就死定了。”
马车回到去营部的路上，一切恢复了正常，我们一身冷汗后，更加感到寒冷，冻得上下牙打架，我用被子把我和“胖子”裹在一起。这个在“文革”中被人看不起的年轻车老板，平时很少和别人来往，好像只知道干活，没有人注意他内心想的啥。我这个自认为出身好的革命知青，在危险面前，看到车老板是那样的勇敢，突然间拉近了我和老板的距离。我想到连里人都看不起车老板，就说：“小张，今天多亏了你，换了别人赶车就完了。你是不是觉得社会对你不公平？”小张想了一会儿，说：“谁也不愿意出身不好，社会也没有绝对公平，老百姓有活干，往前看，自我感觉好就好。”他的话让我沉思了许久，我想顺顺利利、平平静静的一生应该也是幸福的。
马车到营部卫生所门口，已经晚上10点钟了，“胖子”腹痛加剧，我马上找到在所里蹲点的农场医院陈玉山院长，说明了情况，并特别说明此人是未婚的，陈院长好像没听见我说的话，只知道来了病人，他一边从屋里出来，一边对隔壁的小王说：“快把旁边病房生起火，用木头把屋子先轰热后再加煤块，烧暖和点。”一边走到马车前，像慈父一样安慰“胖子”不要怕，把她抱下车，仿佛对这位特殊产妇更加关爱，他和我对待“胖子”的态度形成鲜明的对比。看到陈院长慈祥的面孔，我顿时感到自己那样的渺小，我懊悔自己看人为什么要分三六九等。我作为一个医务人员，知道“胖子”怀孕，又干体力活，从来没有去关心她，而是鄙视她，不愿给她看病，没有救死扶伤的医德，对人如此冷酷，简直没有起码的人格。正在胡想，听到陈院长叫我：“小曹，快准备接生。”我楞了一下，马上边答应，边忙碌起来。
因平时没有做产前检查，孕妇到生时才知道胎位不正，婴儿的一只脚生出来了，我小心翼翼地把小脚先送进宫腔，并找到另一只脚，抓住双脚，一齐缓缓向外拉，当头部快生出来时，婴儿的下颌卡在耻骨上，我忙按下婴儿的下颌，头很快出来了，生出的婴儿没有哭，我又赶紧提起双腿，拍两下后背，婴儿终于发出响亮的啼哭声，大家松了一口气，我的脸上手上血迹斑斑，此时我已紧张得汗流浃背。
“胖子”看着我疲惫的样子，虚弱的说：“谢谢你，曹大夫，你就像我的姐姐，我也恨自己……。”她叫我姐姐，拉近了我们的距离，我忙阻止她继续说下去。望着“胖子”妹妹受罪的样子，眼泪忍不住的往下流。
也许是狼的嚎叫，也许是车老板高大的身影，也许是陈院长慈父般的面孔，也许是“胖子”痛苦的呻吟，深深触动了我的灵魂，从此我对人生有了新的感悟，我对人与人的关系有了新的理解。
曹军：1965年北京知青，原为七星农场1队农工，农业中学卫生班学员，9队卫生员，农场宣传科科员，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25团3营24连卫生员，23连卫生员，1营1连卫生员。退休前为北京友谊医院审计处副处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