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原是天津铁路一中1966届高中毕业生，正准备高考时开始了文化大革命。1968年9月响应毛主席号召，与我校29名同学一起到内蒙古哲里木盟(现改为地级通辽市)科左中旗的一个以蒙族为主的村庄插队落户，后回津上学，留校做教师，直至退休。2013年9月，我作为知青代表回通辽市参加了市有关部门组织的纪念上山下乡45周年座谈会，因没有做充分准备，座谈会上简要谈了我对上山下乡的认识，受到与会者领导和知青朋友的一片掌声和赞扬。后回津后，我较为系统地总结了我上山下乡的心得体会及对我一生学习和工作的影响，以《认识劳动，认识农民，认识国情，认识知青》为题目发表在有关网站和杂志上。

       今年是毛主席发出“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指示和上山下乡50周年。最近又把旧文翻出来阅读一遍，应该说较为真实地反映了自己的收获体会和对自己一生的影响。为纪念上山下乡50周年，我决定将该文重新发表，个别文字做了修改。因原文有17000多字，本次将该文拆解为四篇即“认识劳动”、“认识农民”、“认识国情”、“认识知青”。前几天已经发表了“认识劳动”一篇，现发表第二篇“认识农民”。

 

       我出身于一个普通的铁路工人家庭，我的父亲同他们那一代大多数工人一样，因旧社会农村生活所迫来到城市，因此我的家庭与农民有天然的渊源关系，我的童年也曾有几年生活在农村，中小学期间节假日也回去过。但我与农民的关系主要只限于血缘的亲情关系。下乡插队的几年近距离的与农民接触才真正地熟悉和了解农民。

　　一是真实感受到农民对共产党、毛主席，对社会主义的真挚情感，对集体事业的热爱和奉献精神。我所插队的村名叫王家窝棚，因东北旧社会有些地主拥有的土地面积方圆数十里、数百里大，地主家雇工或租种地主土地的农户要远离村庄几十里、上百里外的土地上耕种，因此专门形成了长工和租户临时的住处即窝棚，久而久之，就形成了相对固定的新的村落。因此这个村庄的村民解放前全部都是穷苦人家，解放后，分得了土地，后又逐步走上了集体化道路，衣食住行方面较比解放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此，村民们特别感激共产党，感谢毛主席，感谢社会主义道路。当时还健在的第一代村干部及一些老村民经常给我们讲旧社会的苦难和解放前后村庄的巨大变化，他们发自内心感受到没有共产党、没有毛主席就没有他们的今天。正因为他们对社会主义的热爱，这些老干部、老村民一心一意扑在集体事业上。一老支部委员后担任村里林业队队长，事事处处以身作则，吃住在林业队，硬是带领大家建成了整个哲里木地区远近闻名的包括果园在内的规模大、收益好的成片树林。我们外出接触其它旗或本旗其它公社的人员时，一提起王家窝棚，都翘大拇指赞扬我们村的林业发展。其他许多村民对集体事业也是兢兢业业。我刚上大学时，老师以“难忘的一件小事”为题要求大家写一篇作文，我就以一老村民在寒冬腊月默默为集体奉献的一件不起眼的真实小事为素材详细刻画了其集体主义精神。

 

　　二是真实感受到农民的待人热情、朴实、真诚、正直。我们初到村时，村干部和村民经常到集体户问寒问暖，帮助我们解决各种困难。柴火没了，派人拉来柴火;炕不热了，又让人修理烟道口;需要碾米了，又指派人帮我们碾米;下雨了，看看我们的房子漏不漏;我们洗澡不方便，看守林业队的郭大爷就在林业队给我们烧大锅大锅的热水。第一年需要我们自己搂柴火时，老支书到我们集体户，教我们做楼柴火的耙子和柴火帘子;铲地、割谷子我们跟不上趟时，总有一些村民主动帮我们;铲地不合要求时，队长和村民不是简单指责，而是耐心指出问题所在，手把手教我们怎样才能铲好地。这种无微不至的关怀使我们似乎感觉不到远离家门的陌生之感。第一年过春节时，多数知青未回城，村民们分别拉到自己家中，用他们最丰盛的蒙古族过节宴席款待我们共度佳节。我们下乡时间不长，就与村民们建立了真挚的感情。许多村民一有时间就到我们集体户串门，有一与我同龄的我们小队一车老板更是我们集体户的常客。就是他在我们下乡刚到公社时，赶着马车接我们进村的，以后凡是我们知青需外出坐马车时，都是他自报奋勇主动为我们赶车。第一年冬天外出搂柴火我们第一小队知青就是与他结成固定小组，由他来回赶车完成一整冬搂柴火任务的，我记得以后几年始终没有变过。我们知青也常常工余时间到老乡家访贫问苦，串门聊天。我们村也有少数几家汉民，串门时我们了解到一40多岁的汉族村民就是解放前从河北省抚宁县闯关东来到这里谋生的。抚宁离天津不算太远，能够在这里遇到也算是半个老乡，自然感到十分亲切。我们一小队有一旧社会苦大仇深的已60多岁的孤身老人吴大爷为人耿直，我们常常到他那里请他讲村史，讲新旧社会对比，也常帮他老人家打扫房间和干些力所能及的活，他还耐心地教我们编各种形状的柳条筐子。二小队张大爷老夫妇及他有残疾的儿子经常邀请我们到他家坐客，用酥油、炒米招待我们，到那里真跟到自己家一样。总之，几年的农村生活，无论是老一代，还是中青年代都使我们真切感受到农民的勤劳、淳朴、厚道、实在。我离开插队村庄已40多年了，但他们的这种整体形象一直深深铭刻在我的脑海中，也成为我辨别和判断社会生活中是非、善恶、美丑和支配自己行为的极其重要的参照和标准。

 

　　选调回城后，因在大学工作，接触最多的人群除学生之外就是知识分子。彻底否定文革后，某一重要人物提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客观地说，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后，中国相当多的知识分子注重世界观改造，注重与工农相结合，确实为社会主义事业做出了极其巨大的贡献，他们中的相当多的人也确实成为工人阶级一部分。但是提出这一观点，主要是针对毛泽东关于知识分子世界观改造的必要性提出的。他认为社会主义时期知识分子世界观问题已经解决了，已经不需要改造了，已经不需要再向工人、农民学习了，已经可以高居工人、农民之上了。这一思想的提出，也确实受到了相对多的知识分子的欢迎。但是这种欢迎是对过去曾经受到过工农群众再教育的否定甚至是憎恶，是对毛泽东的怨恨。所以文革后，报刊上经常刊载一些知识分子控诉“蹲牛棚”或下乡接受再教育的所谓“劳改”生活。久而久之，我发现周围的一些知识分子尾巴又翘到天上去了。尤其这些年学历至上，那些拥有硕士、博士帽子的高学历的所谓人才、留洋归来的所谓海龟人才，拥有众多社会头衔的所谓教授、博导们以高学历为荣、以留洋为荣、以教授、博导为荣，瞧不起学历低的人，瞧不起没有留洋的人，瞧不起职称低的人，更瞧不起没有学历、没有留洋、更没有职称的普普通通的工人、农民、小人物。尤其那些既有高学历、高职称又有权力地位的官场人物，不仅瞧不起普通的工人、农民和小人物，甚至没有权力地位的普通知识分子他们也瞧不上。这些人利用自己已有的学术地位和政治权力更加疯狂地为自己谋取更大的名利地位，且以自己的好恶和对自己的亲疏远近对待地位、职称不如自己的人。正是在这种社会氛围且愈加浓厚的年代，造成相当多的普通工人、农民、小人物的子女后代也疯狂地追求学历、追求留洋、追求职称、追求社会地位，反过来又继续加重知识分子看不起工农，大人物看不起小人物的意识及其氛围。对于这种扭曲的社会现象，我非常反感。我认为，人们追求学历、出国留学、追求职称本身无可非议，关键是为什么追求，追求什么。毛泽东思想是要求知识分子工农化，工人农民知识化，如果人们追求学历和职称是为了追求自身更高的素质和能力为工农大众服务，这种追求是正当的，而且应该鼓励，它实际上也是毛泽东给予知识分子指明的一条光明大道。有这种观念的人就不可能瞧不起工人、农民和小人物，且非常自觉主动地、经常地向工农和小人物学习、注重自身为什么人的世界观的根本改造。如果我们继续毛泽东的这一条道路，就绝对不会出现当今社会这种状况，知识分子队伍作为整体的自身素质、能力的提高及对社会的贡献要比目前现状大得多的多。而当今人们追求学历和出国留学相当多的人只是追求个人名分和社会地位，并以此为手段从社会谋取更多的物质利益，而不是真正追求真才实学。我想任何一个有头脑的人特别是生活在知识分子圈内的人都有上述真实感受。

 

　　面对着这种思潮泛滥的社会现状，我作为一名知识分子怎么办?其实，几年插队生活对农民的熟悉和了解已经给予我最好的回答。我在研究马克思、恩格斯成长经历时了解到，作为非工人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能够成为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和导师，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自觉深入到工人、农民的实践斗争中，熟悉、了解他们，把自己的立场、观点、情感彻底转移到无产阶级方面来，并决心为他们的解放而斗争。如恩格斯本人就是资本家出生，他出生时其父希望他继承父业，成为商界的雄狮，但恩格斯彻底背叛了他的家庭，其根本原因就是青年时期在英国曼彻斯特21个月时间与英国工人阶级的结合。当时几乎所有的社会上层人物包括同情工人阶级状况的欧文等空想社会主义者都瞧不起普通工人，但恩格斯却发现了工人阶级最优秀最可贵的品质。恩格斯在1845年把21个月时间对英国工人阶级的调查研究写出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高度讴歌了英国工人阶级的可贵品格，由此找到了实现社会主义的物质途径和物质手段。马克思、列宁对于这本书以极其高的评价。毛泽东作为一个当代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是这样，他关于善于发现和高扬中国普通工人农民、普通群众的高贵品质、精神，关于干部和知识分子向工人、农民学习，向普通小人物学习的论述比比皆是。马克思主义的这种认识方法对我影响极大。如果说，我在农村直接感受到没有学历、没有权力的社会最低层的普通农民和各种小人物的可贵、优秀的精神、品质还是一种感性认识的话，经过理论学习和对社会的更深层次的了解，我认为，其实这个极不起眼的普通小村庄的群体农民的情感、精神、品格正是我们中国绝大多数普通工人、农民品质和精神的缩影，他们不仅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最优秀的品质和精神，也是当代人民群众的本质和主流。因此我绝对不能够与这股错误的社会思潮同流合污。永远向群众和小人物学习，永远自觉改造世界观。这就是我应该选择的道路和方向。

 

　　一、我用自己的眼光和标准认识和评价一个人，而不是单纯看学历、职称和权力地位。在我看来，大学里某些人戴着“教授”、“博导”、“大师”的所谓桂冠，其实完全没有真才实学。我在正式报刊上发表有关文章中说，这些人物中“颇多水货”。他们的学历和文化程度比一般的工人、农民都高，但人品素质却远比普通工农差。反之，一些有真才实学的没有学历或学历较低的小人物我却竭力颂扬之。2009年，媒体报道辽宁只有高中毕业的38岁的一三轮车工人自学成才，被复旦大学破格录取为博士生的消息后，我就写了一篇短文《要改变“一纸定终身”》，高度赞扬该工人的自学精神、品格和复旦大学的勇气。该文发表在当年5月24日天津《今晚报》头版《今晚谈》栏目中。

　　二、把这种现象作为我研究的对象，并从理论上给予批判。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就是社会现象。鄙视群众和小人物的现象也是社会科学特别是哲学研究的对象。我从对唯物史观的研究中，进一步认识到群众史观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极其重要的地位，与群众史观对立的就是鼓吹少数英雄人物创造历史的英雄史观思想。我通过对中国社会现象的观察和研究中，发现中国特色的英雄史观思想极其严重，渗透到社会生活中的各个角落。鄙视工人、农民和小人物正是中国特色的英雄史观思想的一种典型表现，它作为一种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社会意识其危害性极其严重，也是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思想不能够为人民群众掌握的重要的思想障碍。所以这些年，我拿出相当多的时间从事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理论研究，在《马克思主义研究》、《教学与研究》、《哲学动态》等刊物上发表了十多篇有关群众史观理论的研究文章，不仅正面阐发其基本内容及来龙去脉，而且批判了当今现实生活中英雄史观的种种表现。

 

　　三、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不同社会地位的人，自觉向小人物学习。由于种种原因，每个人接触到的社会人群其地位、学历、职称、收入等都有较大差别，可能有比你高的，也有比你低的，甚至差距很大。最容易出现的现象就是在地位等比你高的人面前容易有自卑情绪、顺从意识，说严重些甚至有阿谀奉承、溜须拍马的奴才意识。而在地位等比自己低的人面前趾高气扬，自以为是，听不得不同意见，甚至借自己某些特殊优势压制、打击、报复小人物。农村几年对普通农民的朴素的认识使我非常鄙视上述认识和行为。我认为，无论对待任何人都应该以平等的态度和方法对待之。对方地位高于自己时，要把自己当作与他人权利平等的人，正确、积极的内容要接受，而发现错误言论和行为也要敢于揭露和批判，即使对方权力地位极高，要有马克思年轻时那种“临到触犯当权者也不退缩”的精神。反之，对于地位等比自己低的人，也要善于发现他们的长处、优点、主流，向他们学习。即使发现错误和缺点，也要以与人为善的态度耐心引导、帮助之。我结识全国相当多的坚持毛泽东思想的同志，他们大多没有较高学历，也不是专业理论工作者，但我发现，他们中的相当多的人运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解剖当代社会问题的能力和水平比许多领导者和专业理论工作者高许多。因此我也特别注意发现这类文章，从中汲取了更多的养料和精华。

 

　　四、自觉改造世界观。当代各种错误思潮猖狂泛滥之际，我认为更应该强调知识分子世界观改造，包括自己世界观的改造。当前大学搞改革，制定了名目繁多的考核标准，且与奖金挂钩。应该说其中一些内容是合理的，对调动教师积极性有一定帮助。但也有许多内容不合理。可每年考核就按照这些死条条要求教师。我就遇上一个很困惑的问题，有些考核内容及标准不合理，究竟是否按照标准去做?按标准去做，有工作量，有奖金;不按照去做，影响工作量和奖金。怎么办?我思来思去，认为教师教学、科研的根本目的是提高自身和学生素质，那么凡是真正有利于学生素质、能力提高的事情就应该做，不利于的事情就不应该做。而许多有利于学生素质能力提高的工作考核标准没有，做了既没有工作量也没有奖金。但我认为，作为一个合格教师不应该过多考虑工作量和奖金问题。所以这些年，我为学生做了大量考核内容中没有的工作，这些工作没有工作量，更没有一分奖金。熟知的朋友都劝我不要做傻事了，但我却持之以恒。同时我还发现，我周围的一些知识分子受市场经济负面因素的影响，把自己降低为一个小市民、商人或政客。我非常反感。我一定要坚守知识分子的两大社会职责：一是追求真理，二是引领社会风尚，且把自己的认识发表在有关报刊上。农民对我的教育和影响，是我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内在源泉、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