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卡夫丁峡谷”看对拨乱反正知青问题上的认识误区
(上)
一
“卡夫丁峡谷”(Kafdin Valley)典故出自于古罗马史。公元前 321年,意大利中部山区部落的萨姆尼特人在古罗马卡夫丁城附近的卡夫丁峡谷击败了罗马军队。然后,他们迫使失败了的罗马战俘从峡谷中用长矛架起的形似城门的“牛轭”下通过,借以羞辱战败军队。后来,人们就以“卡夫丁峡谷”来比喻灾难性的历史经历。从此,卡夫丁峡谷成为了“耻辱之谷”的代名词,并可以引申为人们在谋求发展时所遇到的极大的困难和挑战。
“卡夫丁峡谷”一词的词义被引用、引申的现象由来已久。例如,1881年2月至3月,马克思在回复俄国的革命民主主义者查苏利奇所提出的关于“世界各国由于历史的必然性是否都应经过资本主义生产各阶段”的问题时,马克思在引用“卡夫丁峡谷”一词的含义是这样回答的:“和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同时存在,使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应用到公社中来”。
马克思晚年在东方社会理论中,关于跨越资本主义这个“卡夫丁峡谷”,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大胆设想,是一个科学的理论与结论。在1881年和1887年,马克思在分别致俄国《祖国纪事》编辑部的信与给查苏利奇的回信中,以及他的《人类学笔记》等著作中,均有比较集中论述这方面的研究成果。
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时光荏苒,现在看来,马克思关于“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应用到公社中来” 的这段论述和社会主义“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不仅对于我国建立和建设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有着极其重要的战略指导意义,而且,按照哲学的观点,换个角度来看,对于我们今天在如何客观分析与正确评价知青上山下乡问题上,同样具有高屋建瓴、拨乱反正的重大现实意义。
卡夫丁峡谷
这些年来,在全国各地知青群体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人们在知青历史文化研究领域中取得了一些积极的成果和可喜的进展,这对于如何客观地看待和分析我国社会主义发展时期的思想认识与历史文化建设方面发挥了一定的积极推动作用。但是,我们也清醒地看到,在全国范围内,知青历史文化研究活动虽然相对很活跃,但是至今还未真正引起我国社会科学界以足够的重视。这当中,据观察,既有国家决策层面这些年来出于如何稳妥进行改革开放等各方面考虑的客观因素,也有知青群体内部在如何认识与评价知青这一主体问题方面,由于存在着几种较对立的观点与不同的意见和分歧的原因,致使这一重大的社科研究课题难以取得突破性的实质进展,并至今仍然无法被国家纳入到正式的历史文化研究层面上来。
二
问题的症结和焦点究竟是什么?现在,是否到了应该解决这一问题的时候了?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个曾牵涉到千家万户、对新中国的发展成长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历史现象,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画卷中留下了抹不掉的一页,同时,不仅给中国农村落后面貌的改变带来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而且,知青这一代人,在中国改革开放伟大历史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更是非常重要。这一点,已经被历史事实所肯定。
从上世纪新中国建立后的五十年代初期到七十年代末期,全国共有城镇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近1800万之多;如果再加上同期的回乡、返乡知识青年,据不完全统计,其总数可能达到七八千万人左右。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人数之多,涉及全国区域范围之广,时间跨度之长,影响面之大,后知青群体置社会各个层面之厚度,都可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大中国历史创举。目前,距知青上山下乡历史结束已达近四十年之久,然而,这么重大的一个历史与社科研究课题,至今却仍然被国家“搁置”而被某些人视为“研究禁区”;在如何评价知青问题上,有些人甚至至今还仍然固执地将知青群体视为“社会不安定因素”,这,岂不是怪事哉?!
知青这一代人大都出生于新中国成立前后,可谓之“共和国长子”;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又贯穿于新中国整个发展过程中,可谓之既是“同龄人”、“见证人”,又是“建设者”和“奉献者”。 因此,我个人认为,在对知青评价问题上,现在已经到了应该由国家出面,在“追本溯源”、充分回顾和还原当时历史客观情况的前提下,在理论与事实上,予以大张旗鼓“拨乱反正”的时候了!
如何看待这段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历史,如何评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意义和对知青群体作出的客观结论,我赞成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两个三十年不能分割”中提出的论点,即: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不同意用历史虚无主义的唯心史观评价知青历史。
如何看待评价这段历史,特别是如何看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建设发展历史,事关重大。正如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中国史学会会长张海鹏所言:“长期以来,我们的思想文化领域、意识形态领域,弥漫着一股历史虚无主义恶毒空气,这种历史虚无主义的种种谬说,对历史不负责任,对社会不负责任,肆意抹杀客观存在的历史、主观臆想随心所欲地构造历史,它对社会公共价值观、历史观造成了严重危害,对青年一代造成了严重的危害。”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警惕。
换言之,历史就是历史,历史不容篡改;对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历史真相和在新中国发展进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必须要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这个锐利武器去分析鉴别;做到该肯定的肯定,该否定的否定,该得出结论的必须旗帜鲜明地给出结论,绝不能再这样拖延下去了!因为,这事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设发展历史怎样客观反映的大问题。此外,知青群体已整体迈入了老年行列;其中,五十年代中期以来上山下乡的知青都已到了“古稀之年”;更让人感慨和揪心的是,现在,已有不少老知青已告别人世。但更为令人遗憾的是,他们在离世时,也并没有等来国家对于知青这一代人客观和公正结论的一纸评价。古语讲“盖棺论定”,如今是有的人已经“盖棺”,但是却不能“论定”,这,公平吗?这,又该是谁的悲哀和谁的反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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