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68年12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重要的社论，题目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社论转述了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12、21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收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的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上山下乡涉及到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学生，据统计1967至1979年，全国大约有1650万知青离开城市被送到农村，“据粗略统计，‘文革’期间全国上山下乡的知青在2000万人左右，涉及1946年-1955年整整10个年头中出生的城镇学生”。“据统计，到‘文革’结束时，先后有736万多知青进厂、参军、升学，接近下乡知青总数的一半”。“文革”后，知青考入大学及70年代末开始的知青大返城，又形成了知青返回城市的潮流，1981年10月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的(二十五年来知青工作的回顾与总结)，宣告了知青运动的终结。 知青运动构成了中国人口的一次大迁徙，从“不在城里吃闲饭”的上山下乡，到“胜利大逃亡”的大返城，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最独特的城乡交流盛况，知识青年在战天斗地中已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知青精神，大批返城后的知青们不仅对于家乡的城市建设，而且对于城市的文化建设，都有着十分重要的贡献。
一
对于毛泽东发动的这场声势浩大知青运动的原委，有各种不同的观点，有的认为是毛泽东知识分子接受再教育思想的延续，有的认为是解决文革期间的就业问题，有的归结为红卫兵运动的“兔死狗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作为一场政治运动已经成为历史，对于这场运动的研究已有诸多的成果。在摆脱回头看的悲凉角度，无论是“青春无悔”还是“青春有悔”，我们以向前看的视角总结探讨知青精神对于城市文化建设的意义，具有其独特的价值。 从某种角度说，知识青年已成为城乡文化交流的特殊使者，他们一方面将城市文明带到了边疆农村，另一方面又将乡村边寨的文化带回了城市。知识青年们在农场务农、乡村插队过程中，在与天斗与地斗的人生历程中，改造思想、脱胎换骨，构成了知识青年身份的某种烙印，也形成了这个时代这代人身上独有的知青精神。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固然给乡村边疆带来了某些负担甚至弊端，但是知青们在长期的边疆与农村生活中，逐渐形成了他们独特的生活态度处世方式，构成了一种具有共性的知青精神，其内涵大致为吃苦耐劳、勇于奉献、认真务实的精神。 知青精神特质之一为吃苦耐劳。广大知识青年离开城市、离开家庭，来到偏僻的边疆、闭塞的乡村，交通的不便、物质的匮乏、劳动的艰苦等等，磨练了知青们的意志，他们将青春年华献给了广阔天地，他们在战天斗地中获得了面对困苦的勇气。有知青后来回忆说：“当时的生活非常苦，但是知青勇于面对困难的精神却是我们的财富。在谈到知青精神时，老知青们说：“下乡是一杯酒，这杯酒很醇、很辣、又很苦，有了这杯酒，日后生活中的困难都能坚强面对，再苦再累，也能忍受。”“下乡诚可贵，劳动价更高，吃得苦中苦，才知甜中甜。”“虽然有苦难，但也有回忆，这些回忆激励着我，不怕吃苦，不怕逆境，永远怀有希望。”与共和国一同经受磨难的知青们，苦难既是他们人生勃迹中的重要部分，也成为他们人生的一种资本，在战天斗地的困境中奋斗过的知青们，能够冷静地面对一切艰难困苦。有人甚至将知青精神概括为“吃苦耐劳、坚强坚韧的精神”，“知青们在广阔天地里生活了数年，无怨无悔地接受着艰辛的磨练，留下的蹒跚步履夯实了将来的道路。正是这段艰苦的人生之旅，他们为祖国建设奉献了宝贵的青春年华，磨练出这一代人特有的吃苦耐劳、坚强坚韧的精神——知青精神。” 知青精神特质之二为勇于奉献。一位老知青在谈到知青精神时说：“‘知青精神’，就是为国分忧的民族奋斗精神、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无私奉献的主人翁精神和奋斗进取的时代精神。”知识青年背井离乡上山下乡本身就是一种奉献，是一种为国分忧的壮举，在建设边疆、务农乡村的经历中，他们将青春献给了广阔天地，在他们逐渐成长与成熟过程中，将一腔热诚奉献给了他们的第二个故乡。有人说：“中国知青，在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猛烈爆炸的年代，把人生的初恋献给新生的祖国，把青春的花季绽放在贫瘠的农村，把生命的躯体匍匐在历史浩劫的崎岖路段，难道，就因为他们勇于默默无闻分担祖国的苦难而被理所当然地漠视和忽略?”肯定知识青年的奉献精神，强调知识青年的历史贡献，这成为呼唤历史学家对这段历史深入研究与肯定的呼唤。广大知识青年在边塞屯垦、在山村务农，无论是当民办小学教师，还是做赤脚医生，无论是当军垦战土，还是做乡村农民，知识青年们将他们的宝贵的青春奉献给了这片不是故乡胜似故乡的土地。 知青精神特质之三为认真务实。一份耕耘，一份收获，这是乡村与土地教给知青的，这是严酷的现实生活教给知青的，知青们在边疆、在山村接受再教育，在磨难与挫折中，他们有着一种强烈的责任感，有着一种脚踏实地的务实精神，认认真真地做每一件事，脚踏实地地完成每一项工作，面对现实而不好高鹜远，努力实干而不虚浮夸饰，这成为知青精神特质的重要方面。虽然有人曾经说：“中国知青精神延续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受‘五四’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大庆精神、大寨精神的熏陶，在新中国的困难重重建设史上产生过精神变物质的巨大作用。”但是，是生活教育了知青，是大地哺育了知青，是经历磨练了知青。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老知青周禹鹏说：“一代青年由城市而乡村，由学校而社会，告别父母和家乡，走向田野与农村。短则几年，长则几十年，他们在中国边远地区和穷乡僻壤中挥洒汗水，辛勤劳作。磨练身体和意志，收获成熟与坚忍。”在乡村生活的磨练中成熟，在大地的耕耘中收获，同时也造就了知青们认真务实的特性。 有人在谈论知青精神时说：“请问，什么是中国知青的形象?是新中国一代建设者、创业者和爱国者。什么是中国知青精神?就是艰苦奋斗、自强不息，国家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实干精神。……挖掘、总结和传承中国知青精神，仍是一个摆在我们面前的二十一世纪的时代课题。这也关系到我们这代人留下什么遗产给子女后世的问题。”知青精神已经成为了一种精神遗产，吃苦耐劳、勇于奉献、认真务实的精神是其中的主要方面。 二
虽然仍然有不少知青扎根乡村，真正成为上山下乡的坚守者，但是大多数知青们离开了边疆乡村，回到了故乡城镇，知青们带着对于知青生涯刻骨铭心的记忆，带着对于那片土地那些人们难以抹去的思念，或求学，或创业，或打工，或出国，知青却成为他们永难改变的身份，知青却成为他们永难磨灭的烙印，在他们身上永远有着这种知青精神。 有人指出：“……知青这代人特别顾全大局，特别肯于奉献。他们在生活尚不能自理的年纪，为了解决国家的粮食、温饱和就业，勇敢地上山下乡，自觉经受艰苦劳动的磨练；在全国工作转移，开始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潮流中，他们重新创业，成了各个领域改革开放的中流砥柱、骨干力量。在这代人的身上，强烈地体现出了一种无私奉献、坚韧不拔、勇于创业、追赶时代的知青精神。”虽然，返城后的知青们大多在一些平凡普通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地工作，但是他们中出现了诸多出类拔萃者，或为高级官员，或为驻外大使，或为大学教授，或为著名画家，或为知名作家，或为杰出企业家，或为著名医师……知青们在各自的岗位上继续默默地作出了奉献。谈及他们的成就大多数知青仍然会提及知青岁月给他们人生带来的教益，“在以后回到上海的日子里，张刚(企业家、上海市政协委员)还保持着北大荒那一种精神，把所有的困难踩在脚下”；上海某外资公司工会主席陆建东“无论在什么岗位上，干活都那么认真，都是那么一股劲，好像从娘胎里带来的，其实都是在北大荒培养出来的”。在返城以后的人生中，曾经有着知青生活的人们以这种知青精神继续努力奋斗，创造出了诸多可歌可泣的成就。 城市是现代文明的积聚之地，德国哲学家斯宾格勒将世界历史视为城市的历史，他阐释了城市历史嬗变的过程，“从最初的交易中心发展起，到了文化城市，而最后，直到世界都市”。他认为城市在世界文化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世界都市与乡野区域(world-cityandprovince)，是每一个文明的两大基本观点，它们构成了整个历史的新形式问题，我们如今生活于其中，可是绝少意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一个城市、一个点，竟取代了一个世界。广大的区域，整个的生命，集中于这一个点，而其他地方，则萎缩了”。知识青年们在返城的最初，有一个比较长的适应过程，故乡的城市对于他们来说以乎有些陌生了，尤其在上海这样十分拥挤的城市里，返城知青们的落户、居住等都成为一种烦恼的问题，为这些问题导致亲戚们的冷眼、奚落，不禁使知青们怀念起那个和睦温馨的乡村边疆，甚至偶然有着再次离开城市返回乡村的冲动。 从某种角度说，知青已经成为这部分人的文化印记，他们与没有知青经历的人们有着一些明显的不同，他们的身上有着乡村文化的某些印痕，有着边塞文化的某些色彩，他们的处世方式、行为作风、心理心态等，明显有着与没有知青经历的城市人不同的特点，这就是体现在知青身上的知青精神，知青精神从某种方面改造着、建构着城市文化，成为以商业交往为主的城市文化发展的某种动力。 以赢得更大利益的商业社会，城市在建构起城市文化的同时，也逐渐形成了良莠共存的市民文化，尤其形成了小市民文化的某些弊端。20世纪20年代初，陈独秀就批评上海社会：“上海社会，分析起来，一大部分是困苦卖力毫无知识的劳动者；一部分是直接或间接在外国资本势力底下讨生活的奸商，一部分是卖伪造的西洋药品卖发财票的诈欺取财者；一部分是淫业妇人；一部分是无恶不作的流氓、包打听、拆白党；一部分是做红男绿女小说，做种种宝鉴秘诀、做冒牌新杂志骗钱的黑幕文人和书贾；一部分是流氓政客；青年有志的学生只居一小部分——处在这种环境里，仅仅有自保的力量，还没有征服环境的力量。”陈独秀将上海社会为龌龊社会，充斥着诈欺取财者、淫业妇人、流氓、包打听、拆白党等人，他们以欺诈、蒙骗、无赖、威吓等手段，在城市生活中坑蒙拐骗获得非法利益，成为城市生活中的好逸恶劳者，形成了城市文化中某些弊端，虽然社会的变迁中某些人物的身影业已消失，但是好逸恶劳成为城市某些人群的症候。返城知青们以其吃苦耐劳的精神，改造与改变着城市小市民文化中的好逸恶劳的习气，任何游手好闲非法牟利的手段，已经为知青们所唾弃。诚实劳动按劳取酬已经成为这一代人的本能，处于任何窘境中的他们，也不会以损人利己的行为去谋取利益，也不会以坑蒙拐骗的伎俩获得好处，没有耕耘、不问收获已成为这代人最基本的人生准则。 城市是以商业交易为主的社会，在资本的积累与再生产中追求最大利益，成为商业化的城市社会发展的基本方式，现代社会的自私自利也就是建筑在资本的积累与牟利中的。陈独秀曾经批评上海社会的金钱主义：“从前做黑幕一类的小说，不用说是为了金钱主义；世界上弄钱的法子很多，做这种小说来弄钱已经是有点黑心了。现在因为黑幕的生意不大好，摇身一变来做新思潮的杂志骗钱，外面挂着新文化的招牌，里面还是卖黑幕一类的货；上海骗钱的法子很多，拿这种法子来骗钱来糟蹋新文化，更加是黑心到了极点了”陈独秀《再论上海社会》为了牟利费尽心机，挂新文化的招牌，卖黑幕小说的货色，成为“五四”时期上海社会自私自利的一种倾向，这种作为仍然在现代生活中发生着。返城知青们以勇于奉献的精神生活在城市里，他们将自己看作是群体中的一份子，以诚待人、坦诚处世，不为个人的利益而斤斤计较，努力为集体的发展而含辛茹苦，不为个人的出人头地而落石下井，情愿为他人的进步而沾沾自喜。 城市生活改变了乡村社会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简单的生活状态，为获得市场赢得利益便形成了城市生活剧烈的竞争，也形成了城市中非正常竞争中的投机取巧。陈独秀当年就批评上海社会的投机取巧：“你们提倡新文化反对黑幕，我就挂起新文化招牌来卖黑幕；你们提倡办平祟反对运米出洋，我就挂起平祟招牌来运米出洋；这种巧计，可比《三国演义》上的诸葛先生还要利害。因此推论，打着‘毋忘国耻’的招牌卖日货，打着社会主义的招牌拥护军阀官僚，也是意中事。所以什么觉悟，爱国，利群，共和，解放，强国，卫生，改造，自由，新思潮，新文化等一切新流行的名词，一到上海便仅仅做了香烟公司，药房，书贾，彩票行底利器。”陈独秀《再论上海社会》想方设法投机取巧获得最大利益，成为城市商场竞争中的某种弊端。返城知青们仍然保持着认真务实的精神，身处何种岗位，他们总以一种一丝不苟的姿态，认认真真做好每一件事，不企望不付出就有所获，踏踏实实从事每一项工作，不刻意钻营，不见利忘义，在认真务实中获得成功。 几十年来，返城知青们已成为城市建设中的功臣，虽然他们中的不少成员已退休，但是仍然有不少人尚在重要岗位上继续作着贡献。返城知青们虽然已经没有了最初回到城市的土气与尴尬，但是他们身上仍然有着鲜明的知青精神，他们为城市的建设与发展、他们为城市文化的繁荣而兢兢业业作着奉献，他们以乡村文化边疆文化因素而构成的知青精神，改变着城市改造着城市文化。 一位老知青曾经说：“在知青们最困难的时候，乡亲向我们伸出了热情的双手，这是一种很难忘的情结。”因此，虽然当时下乡的条件非常艰苦，但知青们了解了社会最底层的生活，也由此增加了社会责任感。当年的知青，后来往往都通过各种途径走上新的工作岗位，而正是在这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支撑下，他们能够在已经对个人的幸福作出巨大牺牲的情况下，继续为国家、为社会、为改革开放做出新的贡献，他们无疑是值得赞扬和肯定的。正是知青的底层生活的经验，正是这种强烈的生意责任感，使这一代人身上具有了独特的精神品格。
三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了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国策，他指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胡锦涛总书记将文化发展与繁荣看作是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的重要地位。 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背景下，研究与弘扬知青精神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知青精神是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俄罗斯学者安娜尼古拉耶芙娜·玛尔科娃认为：“文化最重要的功能是社会经验的传承(传递)，这常常被称作历史的因袭功能，或信息功能。文化是一个复杂的符号体系，它是社会经验世代相传和国际间传递的唯一机制。”文化传统是人类生产生活过程中经验的总结与阐发，2000万知青的生产生活中积累的经验构成了知青精神，她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这个灾难深重的民族历史中不容忽视的一部分，这种社会历史的经验具有总结传承的重要价值，让我们的后辈了解这段历史了解知青精神，将知青精神传承下去发扬光大，不仅具有丰富中国文化传统的意义，甚至具有传递社会经验的世界价值。 知青精神是促进城市发展文化繁荣的重要动力。加拿大文化学者D·保罗·谢弗将文化看作”未来的钥匙”，“在建立—个更为平等的国际关系体制中，应保留人类文化遗产这个至关重要的角色”，“这就使人类的文化遗产得以传播和被所有的人民和国家利用，它是今后人类生存和世界进步的真正希望”。从某种角度说，知青精神已经是人类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了，文化引导未来，文化推动发展，文化已经成为社会进步的软实力。在建设现代化城市的过程中，可以说知青精神已成为重要的动力，在促进城市发展文化荣中，老知青们仍兢兢业业地做唪献，将知青精神传承下去发扬光大，对于城市建设文化发展也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知青精神是推动城乡交流社会和谐的重要纽带。在中国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在长期城乡对立的境况中，知识青年们顺应时代潮流担当了城乡文化交流使者的角色，他们将城市文明带到了乡村，又将乡村的文化带回了城市。随着知青们的返城后在事业上的成功，随着知剖门对于上山下乡之地的怀念，他们不断往来于城乡之间，有诸多老知青门为其第二故乡的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尽心尽力。在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的迅速发展过程中，知青精神已经成为推动城乡交流社会和谐的重要纽带，在传承与弘扬知青精神过程中，应该进一步加强城乡之间的交流与互助，在城市得到飞速发展的同时，也努力关心与帮助乡镇边塞的发展。 有人提出了打造知青文化、学习知青精神的观点：“我们打造知青文化，就是宏扬和延续革命前辈抛头颅洒热血创建新中国的大无畏精神，它包含了奉献、吃苦耐劳、勤俭、团结友爱、宽容礼让、胸怀大度、勇往直前、善于开创等等的知青做人精神。从而通过学习知青精神，教育我们的后代，发扬和开创未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知青精神是社会学习的榜样；知青精神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动力；知青精神是验测人生道德规范的标尺。”在上山下乡运动40多年后的今天，打造知青文化、研究知青精神是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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