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当时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产生和长达十几年的缘由
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年——1957年）期间，建国初期，经历了多年战争创伤的经济迅速复苏，工业以每年18％的速度增长，城市的就业率都很高。 1957年后，城市人口的恶性膨胀，由于大跃进浮夸风，全民大炼钢铁，企图一夜间就把我国建设成强大的工业大国，被实践证明了的违背经济规律的做法，造成了巨大的资源浪费，给国民经济带来了不可弥补的损失。这期间，不但毕业的中小学生找到了工作，而且有1000万农民进城当了新工人。接踵而至的三年自然灾害和苏联的背信弃义，城市发展严重滞缓。大跃进后，国家改变了经济发展的方针，提出“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方针，削弱工业发展，造成每年约 120万失业人口，城市的就业状况从供不应求过渡到供大于求，于是上山下乡就作为减轻城市就业压力而得以实施。 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为了纠正由于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持续３年多的失误，摆脱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中出现的严重困难，中共中央在北京先后召开了两次扩大的工作会议和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这３次会议主要是对大跃进以来的财政经济形势进行了深入地分析，总结经验，统一思想，提出了大幅度调整国民经济的重大决策和措施。中共中央副主席陈云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讲了减少城市人口、制止通货膨胀、尽力保证城市人民的最低生活、把一切可能的力量用于农业增产等六条措施。他认为，减少城市人口、“精兵简政”是克服困难的一项根本措施。不仅要动员“大跃进”中进城的农民返回农村，充实农业的生产力，还要动员一部分家在农村的职工“回家吃饭”。５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决定：在１９６１年压缩城镇人口１０００多万的基础上，１９６２年再减少城镇人口１０００万人。其中，精简职工８５０万人。会议期间，中央的几位领导人都对精简、压缩问题作了重要讲话。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说：这次会议，各方面的问题都摆出来了，要做的事情很多，中心任务是两个：一个是减少两千万城市人口；一个是加强农业生产队的工作。这两件事都不能抓迟了。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说：现在，减少城镇人口和精减职工的决心要下，其目的是把我们的经济生活来一个大幅度的调整，使之在新的发展基础上来一个大改组。这个事情是领导的决心，也是全民的决心。他还进一步指出，这如同一个中等国家搬家，是史无前例、空前绝后的，只有无产阶级政权才有这个魄力，才有这样的群众基础。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说：我们下决心减少两千万城市人口，这也算一个勇气。搞这件事应该决心大，行动快。但是，要有区别、有步骤地进行，尽可能不出乱子，少出乱子，不出大乱子。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后来谈起这一决策时，曾深有感慨地说：我们的人民好啊！几千万人“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可见，上山下乡被作为了克服“三年困难”的一项根本措施。 文化大革命以来，社会经济面临崩溃、教育和科学事业长期停滞，青年学生就业问题更是难以解决，更坚定了决策者把知青放到农村去的决心和行动。 1981年10月国务院知识青年领导小组办公室起草的《25年来知青工作的回顾与总结》中就提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50年代根据中国人口多、底子薄、就业难的国情提出来的，是党解决就业问题的一次大试验。
2、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我国人口特别是城市人口自然增长过度，知青上山下乡可以减缓城市就业压力
第一个五年计划末我国人口特别是城市人口自然增长速度空前增长，超过人口出生率3％的超生人口给就业带来了压力。 北京大学校长、我国著名人口学家马寅初在1957年6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第一次将“新人口论”书面递交大会，提出中国人口过剩，应限制人口增长，控制在六亿。在同年的反右斗争中，马寅初的“新人口论”遭到批判，1959年12月，马寅初在发表《重申我的请求》，表示要坚持真理，决不屈服。他被撤销了校长职务，遭到了非人的待遇和残酷的迫害，直到1979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马老及其人口理论才得以平反。这场斗争，造成“错批一个人, 多生八千万”的后果, 六十年代初中国已接近7亿人。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我国人口恶性膨胀，中国人口多增加了一代人。所以，八十年代至今的计划生育被我国坚决地实施。 为了减少人口负担，周总理将原15年上山下乡的规划改为18年，将安置1500万人上山下乡上升到3500万人。仅在1968年至1970年之间就有 540万知青前往农村、农场插队和荒无人烟的边疆开荒。1971年至1978年，知青源源不断地被送往广阔天地。因为农村生活费用低，有助于减少城市教育、交通、通讯及生活设施等基础建设的投入，解决了就业问题，也维护了社会的稳定。
3、培养革命接班人的需要
毛主席历来重视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在抗日战争时期就积累了“知识青年与工农打成一片，从中找到和实现了自己献身民族解放事业的人生价值”成功经验。“读书做官”、轻视体力劳动是旧社会沿袭下来的陈旧观念，为改变城市青年的价值观，就有必要在加强政治教育的同时，身体力行地把青年送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使他们安心做社会主义普通的工人农民，以培养合格的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 1966年文化大革命以后，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所以知青上山下乡理所当然地被作为一个重要举措而大力推行。如1970年7月9日，人民日报社论指出：“各级党组织和革命委员会，必须充分认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伟大意义，十分重视这项工作。毛主席教导我们：‘为了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我们不仅需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而且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毛主席的这一光辉思想，是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我们一定要按照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条件，沿着毛主席指引的途径，培养和造就千百万可靠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同贫下中农相结合，不是单纯安置劳动力的临时措施，而是培养和造就革命接班人的重要途径。”
4、当权者为防止苏联的变修不在中国发生。
六十年代初期，苏联单方撕毁345个专家合同，撤走全部在华专家1390名，迫使我国250多个单位的建设中途停顿，经济遭受到巨大损失。毛主席受到了很大的打击，陷入沉思：怎样才能防止苏联的变修不在中国发生。结论是政治斗争和革命化。而作为革命接班人的青年更是应该重点培养的对象，于是1964 年9月8日的《中国青年报》表达了这个观点“参加农业劳动是……革命的知青所应走的一条重要道路。……农村是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大革命运动的一个主要中心，那里各种斗争最尖锐最复杂。通过到农村去接受激烈的阶级斗争的考验，知识青年可以创造出促进自身革命化的极好条件，……这是永远防止他们蜕化变质的一条重要措施。”所以，知青上山下乡成了防修反修的政治斗争的需要，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也成了一场政治性的运动。
5、由于五、六十年代初国力不强，教育发展缓慢。以后的十年文革动乱，教育受到严重冲击，学生没有更多的机会求学，文革中学生则对求学没有太大的兴趣。 建国以来，仅小学生从1949年2349万人至1952年猛增至5110万人，升入初中的人数虽然从1949年的29：1上升到1957年的13：1,1965年的9：1，1974年的7：1，初中能容纳的小学毕业人数与小学毕业要求升学的人数还是相差较大。至1965年每5.7个初中毕业生只有1个进入高中学习，至1965年，每3个高中毕业生只有1个有幸进入大学深造。1965年，全国有4188.1万小学毕业生、136.7万初中毕业生、19.6万高中毕业生都不能升学。 刘少奇依据1957年11月8日《参考消息》刊载《美国大学生有三分之一半工半读》一文批示“中国是否可以试办”，提出全曰制和半工半读的两种教育体制，社来社去，缓解了教育经费短缺的尖锐矛盾。实际上，成了知青上山下乡预备役学校。 由于三年自然灾害使中国的经济坠入低谷，影响到教育，学校因财力不足被迫停办，高等教育因财政经费削减而大幅度减少招生人数。 文革期间，中小学、大学的正常次序被打乱，招生不再重视掌握知识的程度，而在于政治表现和群众推荐，而推荐上大学的的标准是有两年从事生产劳动的经历或在部队服役的经历。由于极左思潮的泛滥,文革中“知识越多越反动”观点的影响，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被打乱，学生无心学习文化知识。全国教育系统全面瘫痪。1968年人民日报社论《中小学复课闹革命》中指出：“……，上课，主要是结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和语录，学习有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文化，批判资产阶级的教材和教学制度。同时，应该用必要的时间，中学学习一些数学、物理、外语和必要的常识，……”。学校的文化课被大大削减，学生也对学习文化知识渐渐失去了往日的热情。 1966年——1968年初高中生被称为老三届，从1966——1973年高等院校停止招生，直至1973年夏，1966年文化大革命以来停办的中专、技校才第一次正式招生。至1968年，400万老三届呆在城里，都没有毕业，既不能升学，又不能就业，这又进一步造成了小学毕业生无法正常升入初中，小学校舍过度拥挤，连带着使学龄儿童无法正常入学。为了安置这些在校的三届毕业生，使学校能够正常运转，于是，毕业生就被源源不断地送到农村去。 这些，都对知青下乡上山的决策形成和顺利实施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6、知识青年的精神状况迎合了上山下乡
中国建国以来比较成功地进行了对知识青年的思想教育，特别是实施了毛主席的教育方针，培养的学生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较强的奉献精神、较高的道德水准和修养、较强的吃苦精神。对知青群体，从红领巾起就成功地进行了革命历史教育，黄继光、邱少云、雷锋等英雄人物以其震撼人心的力量和崇高的魅力唤起了这代人的使命感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献身精神，他们以解放全人类三分之二劳苦大众为己任，树立了亲手埋葬帝修反和资本主义制度、实现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他们甘愿为革命理想而奋斗，具有神圣的使命感和强烈的参与意识。 建国以来，个人崇拜在中国成功地推行，毛主席与历代封建皇帝一样，被人民不断地高呼“万岁！万万岁！”。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比如对着毛主席像早请示，晚回报，一天三餐吃饭前念毛主席语录，毛主席的话一句等于一万句，人人配带毛主席纪念章，胸前挂一个忠字牌（越大越忠）游行、跳忠字舞等等，对毛主席的个人迷信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由于这种教义的长期灌输，知青群体从小在接受成功教育的同时，也被一种类似宗教的氛围洗礼，思想被一种超现实的精神价值观奴役。于是，他们渴望一场解放全人类的战斗，在这场战斗中他们是当然的主角、主宰，他们以幼稚、热情、真诚、激动、执著的行动全身心地投入到社会与他们认为的神圣的战斗中去，比如文化大革命，比如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这些政治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精神运动。 所以，知识青年及其他们的家庭都处在对革命事业的极度使命感和对毛主席的指示绝对服从的激情中，他们能积极地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农村去，使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得以迅速顺利展开。 另一方面，中国建国以来频繁的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运动，极左思潮泛滥，这些都影响到知识青年的思想状况，他们狂热的小资产阶级情绪，简单的思维方式为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大开了绿灯。我国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与俄国19世纪70年代和20世纪60—70年代以失败而告终的俄国知青“到民间去”大规模的民粹主义运动同工异曲。尽管后者是无组织的非政府乃至反政府行动，相对规模比较小，但其主要指导思想和后果却非常相象。
7、对建国十几年中对中国知识分子的错误定论
1971年4月，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通过并经毛主席同意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提出了两个估计：“解放后17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大多数教师和17年培养出来的学生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这两个估计，长时期成为广大知识分子的精神枷锁。所谓估计，其实是定论，教育战线和知识分子一下子被打入了十八层地狱，对知识分子进行再教育就势在必行，从而为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8、一些招生、招工政策促使了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顺利推进
1967年六月十五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分别发出《关于1967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工作问题的通知》、《关于分配一部分大专院校毕业生到解放军农场去锻炼的通知》：大专院校毕业生的分配，必须坚持“四个面向”：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矿、面向基层。确定了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方针。通知规定，1966年、1967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包括研究生），一般都必须先当普通农民、普通工人，虚心向工农群众学习，使“知识分子劳动化”。根据具体情况，分别安排他们到解放军、地方和中央部门举办的国营农场去。中央让大学毕业生作了到农村去的表率，中学毕业生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1971年2月19日，全国计划会议确定1971年招收固定工144——155万人，下乡两年以上的知青可以作为招工对象。如1974年，北京市委安排从下乡知青中招工，条件是1973年6月前下乡的。此外，还决定从下乡知青中招1万民工搞基建。在城里的基本不招。那么，下乡——当工人，看起来是一条可行之路。而在当时，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时代，能当上一名工人真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 1973年——1976年，大学招生采取群众推荐，重在政治表现，不举行文化考试（1973的大学招生文化考试流产）的招生政策，招收工农兵学员，并确定工农兵学员的任务就是“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那年头，要上大学就先得当工农兵，而且上大学、管理大学、改造大学的任务是非常有诱惑力的。那么，下乡——上大学，又是一条可行之路。 1975年,国家计委印发城乡统筹招工的规定,从社会上招收职工时，首先招收按照中央［１９７３］３０号文件规定留在城镇符合条件的中学毕业生，也可以招收经过劳动锻炼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留在城镇的中学生必须符合规定，比如父母身边可以留一个，患有一些规定疾病的可以留城等，那么所有不符合留城条件的中学生就只有下乡一条路了。 …… 以上这些招工招生政策促使了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顺利推进。
9、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潮带来的结果
毛主席在其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在反修防修的斗争中，把很大的希望寄于他一直器重的青年人身上。青年学生纷纷成立红卫兵组织，红卫兵小将以空前高涨的热情冲锋陷阵。1967年8月18日,当毛泽东身穿绿军装,佩带红卫兵袖章,向欣喜若狂的革命小将高呼“我支持你们”时,与广大造反派一起打倒了除毛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以外的几乎所有的当权派——“走资派”，打倒了学校和科研单位所有的“反动学术权威”、“臭老九”、“牛鬼蛇神”，致使众多的无辜人士惨遭迫害，各级党政机构几乎全部瘫痪。红卫兵运动席卷全国，震惊世界。年轻气盛、富于革命激情和充满了革命理想的青年学生被推上了政治舞台。他们天真地认为, 自己俨然已成为决定中国前途乃至世界之命运的主宰。 届时，红卫兵己完成文革的特殊使命。接下来，红卫兵的以大串联势不可挡之势在全国开展起来，红卫兵及各派群众在夺权过程中，发生了路线分歧，派性斗争逐步升级，由拳脚发展至棍棒，有的地方竟动用了枪炮，全国大乱，整个局势失控，社会的正常秩序和国家的经济建设遭到严重的破坏，给我们的祖国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巨大损失。毛主席担心这样下去将无法收拾，三令五申“复课闹革命”，但人心已经涣散，“复课” 流于形式，“闹革命”继续。 1968年11月27日，周总理传达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告诉小将，现在轮到你们犯错误了。”流露了毛主席对红卫兵的不满。 “北京五十五”的行动契合了中国高层领导人的想法，小将们应该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改造非无产阶级思想。于是，在非常成功地推行了个人崇拜的时代里，处于狂热阶段的小将们，在“我们也有一双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豪言壮语鼓舞下，乐意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去百炼成钢，一场旷日持久的知青下乡上山运动终于爆发了。 文化大革命使国家经济处于停顿状态，而当时正是1949年后和平年代里第一个人口增长高峰时出生的青年人大批进入就业期，经济的衰败与人口就业的矛盾就很明显地摆在国家领导人面前，彻夜难眠的毛主席就想到了上山下乡。
10、当权者为了消灭城乡差别
国后的中国是个幅员辽阔、农业人口占80%的农业国。五十年代，如何缩小城乡差别就成了国家领导人探讨的问题。他们认为城市青年上山下乡可以改变农村落后面貌，从而逐渐消灭城乡差别。
11、国防的需要
建国不久, 国际形势十分紧张；六十年代，中苏关系紧张，而军力不足；1968年，苏联在我边境屯兵百万，形势严峻。毛泽东向全国发出了“全民皆兵”、“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备战备荒为人民”“深挖洞、广积粮”等备战指示。城里开始修建防空洞，沿海军工纷纷西迁。在这种背景下，为加强边境防御阻击侵略能力, 加强国防力量, 各地组建了以知青为主要成员的生产建设兵团，沿中蒙、中苏边境驻扎，屯垦戍边。兵团连队及其以上干部均为现役军人，各连设有武装排，每人配备步枪、手榴弹等。兵团直接受北京军区指挥。平时，兵团以屯垦务农为主要任务，还在边疆地区站岗放哨，如果发生军事冲突，兵团将起到暂时阻止延缓苏军进攻的作用。兵团知青未受过正规的野战训练，武器简陋且配备不足，大部分知青没有武器，一旦战争爆发，这些兵团将主要靠战士的革命豪情和一腔热血。几十万知青组成了国防前线的血肉长城。很庆幸，战争没有发生，否则兵团战士的命运就可想而知的了。 “……老帅叶剑英所讲：‘我们上山下乡这着棋, 第一是战备, 我们青年同志到农村, 特别是连续充实我们连队, 加强了我们的战备。’”（摘自官国柱的《那什么拯救自己，中国知青——应该与时俱进重新反思“有悔无悔”》）
12、当时流行的反动血统论推动了知青上山下乡运动
“60年代初，当血统论思潮抬头之际，国家在贯彻阶级路线的理由下，加强了对‘黑五类’子弟在高考、就业方面的限制。每名毕业生尚未跨出校门，他们的档案上已根据出身的不同注有‘可去机密单位’，‘一般’，‘不宜录取’等字样。如果是大学招生，一旦被注明‘不宜录取’，即使成绩优异，也只有落榜。当这些青年的升学、就业之途变得日益狭窄时，另外一条据说可以使其革命化的“光明大道”摆在他们面前，那就是上山下乡。 1965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重在表现是党的阶级政策》，给读者一个明确的启示，出身不好的青年只有走上山下乡的道路，才能与‘反动’的或者剥削阶级的家庭划清界限，才能实现‘脱胎换骨’的改造，才能有‘光明的前途’”。（摘自李小萌文《中国知青史》）于是，许多“黑五类”子弟踊跃上山下乡，积极劳动，主动接受“思想改造”。
13、1966年末，返城知青造反，更坚定了决策者大搞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决心
1966年11月，知青开始返城造反，建立全国性知青组织，他们抨击上山下乡运动，要户口，要工作。1967年，在北京逗留、串连的知青有时多达 40万人。中央安置领导小组被抄、被砸，工作人员两次搬家，不得不转入地下坚持办公。7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的社论，从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阐述其必要性。这是中央权威报纸首次用“上山下乡”一词，自此就成为全国通用的提法。 决策者认为这些情况“干扰了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大方向”，他们担心会给逐年增加的待业人口树立“反面榜样”，从而更坚定了他们把知青上山下乡重新开展起来的决心。
14、官方树立典型，宣传榜样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1955年，小学毕业的河北省临西县的吕玉兰，回乡建立了第一个合作社，15岁就当了社长，是全国最年轻的合作社社长。 1960年9月，下乡知青邢燕子事迹发表，回乡知青的榜样董加耕、侯俊等就是被《中国青年》、《中国青年报》宣传报道出名的。 1963年毛泽东70寿辰之际，先进知青代表邢燕子、董加耕被邀请参加毛泽东的家宴。 1972年，涌现出为在激流中抢救两根电线杆牺牲的金训华、黄山茶林场11位小将、郑培志等一大批英雄人物。
15、中国几千年农耕文化的影响
知青山上下乡有其根深蒂固的文化渊源，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农耕文化占主导地位。新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党中央把加强农业劳动力配备、增加农业生产放到非常重要的位置。农业受到重视也是农耕文化价值观的体现。如早在1956年制定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中的第38条就规定：“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上山下乡去参加农业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农业建设的伟大事业。我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五在农村，农业如果不发展，工业不可能单独发展。到农村去工作是非常必要的和极其光荣的。”
16、中央削减城市人口的大环境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介绍了甘肃省会宁县城关镇部分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一事，其标题是《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这个社论的发表，掀起了城镇居民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高潮。1968年上山下乡的城镇知识青年199.68万人（不含大专毕业生），此外，还有60万城镇居民下乡。全国城镇非农业人口再次呈下降趋势。1970年，全国共动员371.4万人上山下乡，其中知识青年106.4万人，城镇居民160万人，其他人员 105万人。从1968年以来的３年中，总共有1225万城镇人口到农村安家落户，其中知识青年573.4万人。不但知青上山下乡，连城镇居民以及其他人也上山下乡，可见知青上山下乡是在中央决心削减城市人口的大环境下而运行的。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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