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这篇文章很值得一读，因为作者在深入探讨研究知青文化及知青运动的起源和全国数千万知青为什么能形成推动共和国不断发展的中流砥柱作用时，提出了一个往往被人忽略的因素，那就是，知青文化与中华民族优良传统文化与道德之间的传承因素。

        一九六八年，全国知青插队运动达到了高潮。几乎在一夜之间，数千万知青告别了城市，来到了农村，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的一次空前也可能是绝后人口大迁徒。广大知青由此改变了身份，改变了环境，改变了自己的人生命运。这场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发生的波澜壮阔的插队运动，自有其特殊的现实和历史意义。我们对有关意义经过近四十年的反思，已经大体明了并已达到基本共识。这种共识基本来自于对当时及其后历史条件的变化，并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加以解释，而对中国传统文化对知青思想的影响则很少语及，从而在一定成度上影响了对知青文化研究的深入。

       我作为一名原知青，在反思这段历史的时候，曾反复思考过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数千万原知青的人生命运发生了巨大的转折后，竟能在一个落差极大的环境中很快适应、长期坚持，与当地群众从思想感情上高度融和，并形成了一个至今不解的情结。我由此想到，要圆满地解释这一历史现象，除领袖的感召力、时代的呼唤力及知青的主观能动性外，在知青与当地人民之间必然还存在着某种文化方面的联系与共鸣，而这很可能是两者之间相亲相融更为深层的原因。而这种深层原因，又必须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层面中去探询。笔者拟在本文中就此问题发表一点个人浅见。

       孔子学术思想的核心为仁，孟子学术思想的核心为义，墨子学术思想的核心为仁义兼重。可见，仁与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至令仍有强烈的现实意义。根据我个人的体会，这些文化元素在知识青年与当地人民的结合中，也起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知青是新中国的第二代。他们基本上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他们所受的教育基本上是党的正统教育，从小接受着革命真理的熏陶，培养着忠党爱国的意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劳动创造世界的观点和共产主义信念，从而初步树立了以唯物主义为核心的世界观。这就为他们能够经受艰难困苦的考验打下了必要的思想基础。而当时贯彻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改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及实践，又为他们打下了初步的劳动基础。另外，由于历史的原因，他们多出生和成长于多子女家庭，生活并无多么优越。受这种条件制约，父母对自己的孩子不但不娇惯，反而需要他们帮助家庭做点什么，如担水、扫地、做饭、带弟妹等，从而使他们从小就得到了一种家务劳动方面的锻炼，具备了一定的生活能力。还有，他们全部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吃过“代食品”，尝受过忍饥挨饿的滋味，那种艰苦程度并不亚于后来的插队生活。他们的这种独特的人生经历，无疑增强了他们对日后农村艰苦环境的适应能力。

       综合上述因素，说明原知青在插队前即已具备了较为优良的综合素质。这是他们能够较快适应农村环境并与当地人民从生活方式到思想感情上达到全面融和的重要因素之一。但另一方面，他们初步形成的世界观并不那么单纯，其结构以主流意识为主要倾向、占配地位的同时，还存在着不容忽视的传统文化因素。这种因素在广大知青与当地人民的结合中，发挥了无以替代的作用。在这些传统文化元素中，主要是儒家倡导的仁、义二字。这种文化现象，之所能够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在第二代人的心灵中滋生、成长并形成观念形态的东西，是与他们在青少年时期所处的具体文化环境分不开的。他们一般出生在建国初期，成长于五、六十年代。在那一时期，新中国虽然万象更新，政治、经济制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但受规律支配，思想文化方面的建设却需要有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新旧文化必然会长期并存，并共同影响着青少年的思想成长。从家庭方面看，他们的父母都有过在旧中国生活、受旧文化熏陶的经历，传统观念在他们的思想中无不打着或深或浅的旧时代烙印，并以此教育、影响着自己子女们的成长。可以说，他们的出发点一般都是好的，所施的言教也无非是儒家的仁、义、礼、智、信，并以仁、义二字为重。我清楚地记得，仁义与否乃是一般大人自律和评价他人的标准，说谁仁义就是对那人人格的最高评价。故父母们的出发点，无非是希望孩子们按照他们的理想模式做人。这种心情似乎无可厚非。当时学校的教育也未能完全挣脱传统文化的框架，老师的说教与家长的说教如出一辙，都是仁、义、诚、信之类。一些政治说教又何尝不如此，如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典范，其中引用的圣人之言颇多，如“已所不欲、勿施于人”、“慎独”等，其不但对共产党员的思想修养，即对青少年的思想成长也发挥了深刻的作用。

       而这些，还不是培养青少年传统观念的最重要因素，最重要因素还是当时的文化环境。当时，新题材的文学读物较少，而传统题材的居多。传统题材的连环画更是应有尽有，其中许多作品出于名家之手，图文并茂、引有入胜，成为一代青少年最重要的精神食粮。这种文艺形式，可以说是青少年了解历史、了解传统、了解世界最重要的启蒙读物。青少年由连环画而原著，由原著而戏剧，由戏剧而人生，形成了一条思想成长演变的副线，主线当然还是党的正统教育。当时的戏剧舞台也基本为古人所统治，即上演的剧目以传统戏为主。而当时的青少年不少是戏迷甚至票友，故所受的精神濡染自不待言。当然，上述文化现象从一开始即引起有关方面的关注，并据此发动过一场又一场的文化批判运动。仅我所记，就专题批判过电影《清宫秘史》、《武训传》，戏剧《四郎探母》、《三娘教字》，学术著作《红楼梦研究》，文艺观点《中间人物论》、《有鬼无害论》、《正义冲动论》等。在“文革”尘埃落定，拨乱反正后，传统文化才又恢复了其应有的地位。可见，中国传统文化自有其存在的理由和强大的生命力，其根基非任何外力所能动摇。

       我们这一代人所感受过的传统文化教育，是消极的成分居多，还是积极的成分居多？我个人认为，还是积极的成分居多。因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传统文化无论受到怎样的尊重，毕竟不能成为文化的主流，而只能给主流文化提供各种有益的精神元素。更何况，我们对传统文化的感知，不论来自家庭、学校还是社会，都是经过选择后传入我们信号系统的，已经基本“去其糟粕，存其精华”。值得庆幸的是，传统文化没有因我们这一代人的存在而中断，并在我们的成长中发挥了一种神奇的积极作用。“文革”破坏了人类的文化，践踏了人类的亲情，贬低了人类的尊严，亵渎了人类的伦理，不知使多少本来正常的人变得不仁不义、六亲不认。原知青作为前“红卫兵”的主体，在狂热中误入歧途，若无传统道德观念的支撑与制约，还不知会滑得多远。

       原知青们从“文革”初期的狂热中冷静下来后，尤其是在农村广阔天地中感受到当地人民的温情后，心灵的创伤开始平复，人类的本性开始复苏，传统的道德观念开始回归，终于又走上了健康成长的道路。知青与当地人民之间，本来存在着一层隔膜，但相处未久即亲如一家。这种心灵的沟通，主要缘于文化的相通。固然，城市与农村、学生与农民之间存在着相当的差别，但二者毕竟同处与一个时代，同为炎黄子孙，同受党的正面教育，同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故在许多层面上存在着共点，在传统道德观念上更是一脉相通。孔子重仁，孟子重义，墨子仁、义兼重。可见仁与义是两个单独的概念，在每个人身上都有所侧重或兼重。所谓仁，即为“万物一体”，还有“仁者爱人”，“一视同仁”等。可见仁的核心是“平等与博爱”。其与基督教义是相通的，与佛家的“众生平等、慈悲为怀”是相通的，与现代社会的“公正公平、人文关怀”等理念同样是相通的，就其积极意义而论，有着强烈的人文主义色彩，故应基本肯定。义，根据表现形式、内容的不同，有小义与大义之分。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为阶级、为主义即为大义，为家庭、为个人则为小义。中国人自古提倡大义，在大义与小义发生冲突的时候，主张舍小义而存大义。但在一般情况下，小义也值得赞赏，因为它毕竟也属利他主义的产物和舍已为人的行为。总之，仁是一种善良的情怀，义是一种信仰的冲动，二者兼有方为园满。但现实中的人却各有侧重，这主要取决于人的血型、气质及后天的阅历、修养、信仰等。以知青而论，一般以义为主，这主要是他们深受古典文学作品熏陶所致；而当地人则以仁为主，这主要是他们本性善良又较少受不良社会风气污染所致。在我们插队之初，陕北农村还不甚开化，仍保持着传统的耕作和生活方式，民风古朴、民性善良、待人宽厚、尤其对外来人充满同情之心。知青们无论性别、门第与出身，都能够受到他们一视同仁的关怀和照顾，使知青们虽身在异乡却能感受到亲人般的温暖。这种人间真情，在当时的此京也是极为旱见的。因为那里的运动还在升级，人们受狂热情绪支配，关系已由“亲不亲，阶级分”演变为“亲不亲，线上分”，对立面之间充满了敌意，人间美好的情感已荡然无存。在这种巨大的反差下，知青们自小培养后被压抑的良知终又复活，义气终又焕发，主要表现是“投之以仙桃，报之以琼瑶”、“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滴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一位早已身居要职的原北京知青，为报当年一位农民的一餐之恩，一直在关心着他的病情和家庭生活，并尽自己的能力帮助他解困。另一位身居要职的原北京知青，因在一起冲动失态中被一位农民及时劝止，避免了可能发生的严重后果，日后也记念此恩而积极相报。这种感人的实例不胜枚举。这就充分说明了仁与义在知青文化中确是两个不可忽视的精神要素。我在上期《知青文化浅议》中，曾把知青文化的底蕴概括为一个“情”字。如果此论成立，那么，这个“情”字，不正是当地人的仁心与北京知青的义气的一种完美结合吗？

       许多人相信缘份，古人云“同舟共渡，三生有缘”，一位外国学者说过，“前生三百次回眸，换得今生擦肩而过”。那么，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与当地人民相处数年之久，并由此产生了深厚情谊，这是否也是一种缘分呢？

       我认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与当地的人民相结合，是一种历史性的机缘，也可以说是一种缘份。所谓缘分，不过是历史的机遇或是生活的偶合而已。其作为一种哲学现象，自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偶然与必然”的范畴之中，不能将其视为迷信思想、伪科学或神秘文化。至于人们相信缘分，或以缘分说事，则不过是反映一种美好的心情、愿望和企盼，以及对人与人之间相聚相合的一种合情合理的解释。试想，当年若不是在一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不是最高领袖出于“反修防修”的战略考虑，不是城市没有安置广大知青就业的空间，不是发生在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前，会发生那样大规模的插队运动吗？应该说不会。至于其竟至发生，只能说明其出于当时政治、经济和社会的需要，或者说最高领袖的思想符合了当时中国的国情。否则，广大知青是不会有这样机遇的，与当地人民是不会有这种缘分的。

        佛家相信缘份，惯用“缘起缘会、缘生缘灭”的观点来解释人世间的悲欢离合及万事万物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因果关系。这种观点从形式上看，似乎并不违背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但其内容却不可取，因为其有较多的唯心主义成份。但这种说法却颇能迎合一般人的心理、符合一般人的愿望，所以能够流传至今。故缘分之说自有其合理的成分，以至在一些庄严的场合还常常被人借用。知识青年在与当地人民相处中，双方都认为这是一种缘分，这就使彼此的情谊得到一种合乎人情的解释，其作用显然是积极的，因为它符合双方的美好愿望。我们用这样的观点可以解释许多知青文化现象，如部分知青在当地扎根落户的现象，不少知青与当地配偶结合的现象，遗落在当地的知青子女与亲生父母相散相聚的现象，久已失去联系的战友重新恢复联系的现象，知青夫妇回城后却发生离异的现象，似乎都可以用“缘起缘会、缘生缘灭”的观点加以解释。这样的解释，有利于当事人精神的超脱而免于永久背负生命的“十字架”，并有利于有关当事人及其亲属们相互理解与和谐相处。当年知青风云际会，后来又风流云散，这能否用“缘起缘灭”的观点加以解释呢？不能，因为知青与知青之间，与知青群体之间，与当地人民之间产生的情结是永远不会松动和泯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