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知青文化的概念、意义和可以形成的条件，笔者已在拙文《知青文化思辩论》中有所述及，虽属一管之见和肤浅之论，却也收到了抛砖引玉的效果，引起了不少原知青和各方有识之土的回应。我由此感到，知青文化确是一代人关注的热点，因为它从一种角度和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代人的心路历程，折射出共和国的前进脚步，形成了一份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或非物质遗产，并可昭示永久和传之后人。我有感于知青文化的这种积极意义，拟再就一些有关问题发表一点个人见解。
一、关于知青文化的底蕴
自知青文化概念形成以后，我就时而思考这种文化形成的动因及其审美价值的内涵，也就是知青文化的底蕴。我认为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因为它决定着知青文化的魅力；这又是一个较深层次的问题，因为它涉及到知青文化的精魄与灵魂。这个问题不是一下子可以解答的，需要经过常期反复的探索与思辩。当我检点关于自己插队和成长经历作品的时候，终于发现了一个一以贯之的东西，这就是一个情字。我据此毫不怀疑地断言，这就是知青文化的底蕴、知青文化的精魄和知青文化的灵魂。知青文化的魅力就是由此而焕发的。我对于这一结论，不断以自己的经历和感怀进行论证，并自信是比较客观的。
遥想当年，当我们受到村民们热诚欢迎和亲切接待的时候，当我们得到妥善安置和享受种各照顾的时候，当我们在他们的帮助下很快适应了农村艰苦环境的时候，当我们每逢佳节倍感第二故乡温暖的时候，当我们小有进步即受到他们亲切鼓励的时候，当我们经过磨炼被他们送上工作岗位的时候，当我们远隔万水千山仍彼此深情怀念的时候，当我们再度相逢“欢笑情如旧”的时候，哪一章、哪一节不是缘于一个情字呢？试想，离开了这个情字，我们在这段时空中不过是一个勿勿的历史过客，彼此不会留下任何具有深度的怀念、牵挂乃至于记忆；正因为有了这个情字，我们才异域同亲，彼此关系达到了亲密无间、水乳交融的境地。这个大写的情字，确实是我们心中的“一字丰碑”，故说它是知青文化的底蕴，应该说是恰如其分的。
关于知青插队运动，虽然迄今为止历史尚无定评，但其作为一段历史却是真真实实地存在，并对一代人的成长产生了举足重轻的影响，而由此产生的情缘、情份、情义、情谊、情愫、情结等观念形态的东西，也是真真实实地存在，并影响着一代人的心路历程。而这种珍贵情感的建立，既非始料未及也非歪打正着，而是受着某种逻辑力量的制约，完整地实现了插队运动的初衷。这就是知识青年经过插队锻炼、确实与劳动人民从思想感情上打成了一片。
这种珍贵的情感历程，不仅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当代青年所缺乏的难道不正是这种朴素而健康的情感吗？这种情感作为一种精神要素，难道不正是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至为需要的吗？这就不难弄清，知青文化的终极价值正在于此。所谓知青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要通过各种文艺形式，表现和讴歌这种伟大的情感。如果没有或者背离了这种情感，知青文化就会成为一个只有标识没有灵魂的文化躯壳，从而失去了独立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另外，插队运动还演绎了许许多多知青间恩恩怨怨、家庭悲欢离合和男女情爱等方面的故事，从而表现了多种复杂情感。这虽是知青文化的一个支流，却也是知青精神生活的一个未可忽视的侧面，其作为一种较为普遍存在的文化现象，似也应归于知青文化的研究范畴，但应注意不要混淆主流和非主流的界限。八十年代初期涌现的知青题材的文学作品，就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混淆主流和非主流的界限，甚至以非主流代替主流的倾向。作者产生这种倾向的思想根源是未加分析地将知青插队运动视为“文革”的产物，将插队知青视为“文革”的牺牲品，将插队生活视为人间的炼狱，将知青插队经历视为人生的弯路和苦难的历程。这些看法明显存在偏见，而偏见决定倾向，倾向决定境界和格调。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些作品缺乏昂扬向上的时代精神而又带有浓烈的伤痕文学色彩。我由此感悟到，没有一个正确的历史文化观、没有对插队生活的体验与眷恋，没有对第二故乡人民和山川风物的挚爱，是难以透析和调动知青文化的底蕴而写出好的作品的。
综上可知，知青文化与其它文化一样，是时间和心灵的酿造，是一个群体以一种共同精神的创造，是历史资源的淀积与披炼。因此，我们研究知青文化，重在深挖其底蕴。至于其底蕴的核心是否在于一个情字，值得有关人士共同探讨。
二、关于知青文化的审美价值
我们知道，任何一种文化，没有一定的审美价值，是不能真正形成，更不能独立存在和流传经远的。知青文化当然也是这样。我根据自己的观察、体验和思考，认为知青文化确有其独到而丰富的审美价值，可以与现存的任何群体文化相媲美。
我在上节着重论述了知青文化的底蕴，并认为其可以浓缩为一个情字。这一情字，主要存在于广大知青与当地人民之间，与那里的山山水水之间，与那里的地域文化之间。这一情字，可以解释为情义、情谊、情份、也可以解释为情愫、情结、情缘，总之，“知青文化凭谁问，万语千言总是情”。这一情字，是一种真情、纯情、至情，没有任何功利主义的纤尘，是人世间最可宝贵的东西，永远光华四射、熠熠生辉。而这正是知青文化的内美之所在。当我们创造知青文化的时候，如果忽视了这种内美，其作品的美学价值必会大打折扣；当我们传播知青文化的时候，如果忽视了这种内美，必会缺少感动人心的力量；当我们品鉴知青文化的时候，如果忽视了这种内美，必难领略这种文化的精髓，因而估计不足它的审美价值。我认为知青文化的内美，可以划分为情谊之美、情感之美和情韵之美这样三个审美范畴。这三个审美范畴，也可称为审美的三个阶段，因为它们之间存在着一种紧密的内部关系，并由低向高，由里向外地层层递进，从而产生一种感动人心的精神力量。应该说，情谊之美产生于双向良性互动，情感之美产生于对情谊之美的感动与联想，而情韵之美则是情感之美的外溢与流动。任何一种知青文化作品，如果没有这种美的结构，就不会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也就不会收到感动人心的效果。
知青文化的内美，仅在于对一个情字的阐发，而这一情字，又浓缩了知青文化的全部底蕴。如是，如果我们在知青文化的研究与创造中忽视了这一要素，那么所谓的作品，不过是一堆没有生命流动的文字而已，是没有真正审美价值的。知青文化的内美是一种大美、至美，具体地说，是一种精神之美、心灵之美、情意之美和生命之美。大美无形，发于心泉，出乎自然，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在感化中教化，在交流中交融，在和谐中达到万物一体。比如，当我们与村民们交谈时，他们常说的一句话是，“你们是外路人，外路人恓惶，有需要我们帮助的地方，尽管言传”。这话说得多么诚恳、朴实、亲切、自然，其所表达的不正是中国传统文化所崇尚的恻隐之心、同情之心、怜悯之心、博爱之心和仁人之心吗？我们凡有良知的北京知青，能不为这种真情关爱所感动，能不以同样情意相回报吗？当我们通过情感交流，可以与他们和融相处的时候，谁也不会再计较对方的非本质性缺点，而只觉得他们有着一个纯洁美好的心灵。我们在与当地人民的人际交往中产生了无限的美感，这种美感滋润着我们的心灵，使它不断地滋生着爱心，懂得了感动与回报。双方经过这样长期反复的良性互动，终于结成了深厚的情谊和不解的情结，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地进行着美的升华。
我们在插队之前，世界观是很不成熟的，其中良莠混杂，并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良倾向。这种状况固然与我们的年龄有关，但更主要的还取决于我们那种特殊的教育经历。我们在插队前，既接受过严格的正统教育，也受到过“文革”极左思潮的荼毒，故忠党爱国的思想有，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的思想也有，而后者后来竟居于主导地位，成为我们世界观的主要工倾向，极大地影响了我们的思想和精神面貌。故可以说，我们是带着被扭曲的人格来到农村的，是带着需要拯救的灵魂来到农村的，是带着改造世界观的需要来到农村的。值得欣慰的是，当地人民以一种极其博大的胸怀接纳了我们，使我们走进了一个没有争斗，没有高压，没有歧视，没有偏见，而又充满了温暖与和谐的新天地。我们在这里，伤痕归于平复，心灵得到校正，人性实现回归，世界观得到了改造，生活的希望在向我们热情地招手。当时，虽然“文革”还远未结束，但我们与留城知青比，已较早地走出了它的阴影。我们能够由此获得新生，从一定意义上说，是当地人民美好心灵感化的结果。如果说，一个情字决定了知青文化的内美，那么，这个美的内核则是当地人民的美好情感。当地人民的这种美好情感又是如何培育、滋养和产生的呢？这要归结于他们善良的本性和纯真的本心。至此，知青文化的底蕴已具备了审美的三个要素，即真、善、美。
我们在着重挖掘、表现知青文化内美的同时，也不能忽视这种文化的外美。所谓知青文化的外美，即这种文化的形态美、表现美或形式美。我们对这种外美的发现主要缘于自己的观察与体悟。以现代人的审美视角，在为人世间美好的事物的排序中，可能不会首先着眼于“三农”，尤其是贫困落后的农村。因为在一般人的审美意识中，虽然承认那里存在着许多美的元素和美的事物，却未出“下里巴人”的范畴，因而认为难登大雅之堂。这无疑是一种偏见，一种与美学原理和中国传统文化精义相背离的偏见。因为从中国的文化史，尤其是文学艺术史看，那一种艺术不是起源于农村，那一种经典之作不与当时的农村环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呢？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戏剧、曲艺、建筑、山水画、田园诗以及众彩纷呈、美不胜收的民间艺术了。可以说，是乡土文化充实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厚底蕴。我在学生时代，就曾被中国的山水画和田园诗陶醉过，由此无限向往自然山川和农村风物，确信那里有着城市所欠缺的自然美、宁静美、纯净美、风情美，并认为通过对这种美的追求，可以使自己浮燥的心灵得到彻底的净化。这种真心的向往和挚着的追求，后来成为我积极插队的一个动因。
我在插队期间，通过对当地农村的体察，发现他们不但有着强烈的爱美之心和敏锐的审美意识，而且有着相当强的对美好事物的创造能力。他们对美的追求和创造与艺术家有着本质的不同，几乎没有任何功利主义的动机和目的，仅是为了满足自己的一种朴素的审美心理。他们还有着自己独特的审美追求，这种追求，没有唯美主义的色彩，不是刻意去作或专一而为，而是寓审美于生活和劳动之中，与对质量的要求有基地结合起来。他们对每一项农活既有技术要求，又有审美要求，如锄地要求“间苗如绣花”，打墙要求“橼橼见花棱”等，甚至对各种劳动姿势也都深有讲究，力求达到力与美的结合。另外，我们从他们的家居、庭院、树木、柴束、衣着等的装饰与打扮上，也处处可以看到美的存在。
我们插队的村庄座落在旱塬，人畜用水十分困难，但他们善于利用有限的水最大限度地保持家居和着装的洁净。他们几乎人人都有巧手匠心，能够娴熟地编织各种生活用品，不少人还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至于针线活、剪纸、烹任，更是农村妇女的拿手好戏。我们对农村的饮食印象很深，他们制作的家常饭，特别是年节饭，色、香、味、形俱佳，使我们这些外地人叹为观止。在农村，茶饭好是一种家庭荣誉，谁家的茶饭好，就说明谁家的主妇善于操持。因此，在这方面，那一家的主妇都不甘后人。这种无形的竞赛，不断推动着农村饮食文化的进步。农民的审美意识，在村建、民居、语言、礼节、民俗等方面也有强烈的表现。这也许是他们有意识的创造，也许是生命美学的自然流动，无论属于那种情形，都应成为知青文化研究的一个课题。
一位美学家就过，“生活中并不缺少美的存在，而是缺少美的发现”。此话对于研究知青文化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虽然我们曾在农村生活过，但如没有高度的审美意识，也会对那里的美好事物无所感触、无所发现、无所捕捉、无所研究。而以我们当时的年龄、阅历、学养、情趣、心情正处于对美缺少感知的阶段，以致许多美的瞬间都与我们擦肩而过，只留下了依稀的记忆。我们经过近四十年的反思，思维和审美能力已经有了较大的提高，当初没有发现的美，今天或许可以发现；当初没有感知的美，今天或许可以感知；当初不能鉴赏的美，今天或许可以鉴赏。总之，知青文化资源经过近四十年的积淀，已迎来了大力发展的最好时机。这无疑是吾辈有生之年的一件幸事。
三、关于知青文化的创造
知青文化曾被部分媒体喻为五色土。这种比喻是形象的且富瑰丽色彩，故能为广大原知青所认可。但这个比喻又有些牵强，未能突出知青文化区域的重点。我认为，以知青文化分布和重量划分，似应分为红土、黑土、黄土这样三个版块。
研究者一般认为，插队运动结束以后，红土、黑土知青文化比较活跃，而黄土知青文化相对滞后。而笔者认为，这种看法不无道理，但又流于表面和片面。诚然，在云南和东北的原知青中，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初期即涌现出一批作者，产生了一批作品，并引起过较大的反响。但这种创作活动有如昙花一现，旋即落下了帷幕。一批作者因此成名，但而后却扭转了自己的创作方向，放弃了深研本土知青文化的历史责任。这种创作活动的要害是缺乏广阔而深厚的群众基础，仅属为数不多的精英人物所为，因而难以为继，很快画上了一个并不圆满的句号。
而黄土知青文化迄今为止，虽尚无眩目的亮点，却无间断地进行，而且越来越热，充满强劲之势。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开拓的过程，积累的过程，蓄势的过程，升温的过程，经过扎扎实实的基础建设，一定会水到渠成地充实起黄土知青文化的版块。黄土知青文化以黄土地为依托，而这块神奇的土地又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和中国革命的圣地，还正在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跨越式发展。这就决定了黄土知青文化必然会具备如下特征：一是知青文化作为炎黄文化的一个子系统，有条件汲取传统文化的精华，满足自己所需的元素，以利滋长壮大；二是知青文化可以与长征文化、边区文化相链接，使之成为革命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三是黄土知青文化可以折射出延安近四十年的前进脚步，展示其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因而具有成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可能；四是黄土知青文化以丰富的情感为底蕴，其主要存在于广大原知青与当地人民之间，是构成这种文化魅力的核心要素；五是黄土知青文化的主创队伍来自于广大知青和当地群众中的文化爱好者，能够形成雄厚的创作队伍、宏大的气势和不竭的源流。黄土知青文化由上述条件决定，完全可以形成自己的特色优势，其基调必然是浑厚大气、积极向上、充满着生命活力和黄土风韵的，而这种风格正是使这种文化立足于中国文化之林的可靠基石。
黄土知青文化建设发展比较平稳扎实，出了几部大型回忆录，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当年北京插队知青的青春风貌；出了几部报告文学集，较为生动地反映了部分知青的插队经历和成长历程；也出了部分小说和影视作品，其中值得称道的是陆遥的长篇小说《平凡世界》和延安电视台的人物专访《我是延安人》。陆遥的《平凡的世界》在全国同期同类的长篇小说中堪称翘楚，其以饱满的热情，深沉的思考，平和的心态，激越的笔调，立体地写出了黄土风情和一代人伴随黄土脉膊跳动的人生走向。这部作品在全国同期同类作品中，显属上乘之作，其视野之开阔，情思之高远，历史感之强烈，意境之浑朴，不是高原之子是写不出来的。这部大气之作，必将流传经远并启迪着一代人对自己的人生命运进行着有迹可寻的反思，并激发着他们与黄土高原共命运的历史使命感。《我是延安人》则是对曾经在延安生活、战斗过的成功人士的电视专访，也是一部别开生面的成功之作，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我由此感到，建设黄土知青文化，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而不仅是原知青的使命。其主创队伍，不但要有原知青，而且要有当地干部、群众和一切有识之士。其研究范围，不仅包括原北京插队知青，而且要包括其他地区的插队知青、当地返乡知青和一切有过插队经历的人。其创作形式，可以在指定的范围内无所不允，无所不包，要求人人动笔，各展其长。只有这样，才能为黄土知青文化的发展奠定一个广阔而深厚的群众基础，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之上，这种文化才能够蓬勃发展，并不断地推出精品。
可喜的是，黄土知青文化已引起社会各界有识之士的关心并开始付诸行动，如延安市政府支持的北京知青林蓬勃发展，已成为黄土知青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延安炎黄文化研究会已将知青文化纳入研究范围，并拟列为研究重点；《华圣文化》在以专栏形式宏杨知青文化方面，一直进行着孜孜不倦的努力；延安清凉书院正在积极筹措，拟以民间艺术的形式推进知青文化的发展。这些研究机构、媒体和民间文化组织还产生了一个共识，即认为延安知青文化研究不能仅限于黄土知青文化，还要着服于全国知青文化，只有这样才能使全国知青文化融为一体，使之上升为主流文化、和谐文化、先进文化，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笔者认为，这种识见是高远而可行的，十分符合延安的历史地位。延安的历史地位是崇高的，应该成为全国知青文化的首倡之区。我坚信通过我们的共同努力，这个目标一定可以圆满地实现。
二OO七年一月1O日
注：作者系北京赴延安插队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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