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上山下乡运动中知识青年概念的界定 黄洪基 2008年，是毛泽东“12.21”指示发表40周年，对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纪念又进入了一个高潮。在所有这些纪念活动中，表现比较强势和张扬的一个群体来自当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 我们在对上山下乡运动进行评价是遇到了很大的困惑，学界在对这场运动的起因、性质、结果、意义的评判中有许多分歧。而这种困惑的产生，主要源于对上山下乡运动的主体，即所谓“知识青年”概念的界定缺乏准确的把握。如果我们对上山下乡运动的研究对象做严格意义的区分，窃以为所谓“知识青年”的概念，应该专指当年到农村插队落户的城市青年，农场职工和兵团战士不在此列。 1968年12月21日，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发布后，才真正意义上形成了历史十多年、席卷全国的上山下乡运动，因此，我们在界定“知识青年”这一概念时必须从这一关键的原点出发： 首先，从知青人数和分布范围来看，从1962年到1979年，全国插队知青约为1282.21万人，而农场和生产建设兵团仅494.94万（其中集体厂队203.08万）（参见《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顾洪章主编，2009年1月第二版）；生产建设兵团主要集中在黑龙江、内蒙和云南（文革前还有新疆）等边疆地区，而到农村插队落户的知青则几乎遍布全国的省份。因此就“上山下乡”这场运动来看，其主体无疑是人数最多、分布最广的真正到农村“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 其次，城市青年到兵团、农场去本质是而言只是“国家体制内的流动”（就这一点来说，他们其实和到工厂或者去当兵并没有本质的差异，所以，将这一部分青年称之为兵团战士和农场职工更为准确）。而到农村插队落户的城市青年则改变了身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在当时户籍制度如此严密的状态下这种身份的转变自然是脱胎换骨的改造。也正因为如此，散户在广袤农村的插队知青的待遇比之农场职工和兵团战士可谓大相径庭，除了不能享受旱涝保收的工资、探亲假、供给制等待遇外，而且在返城后的发展路径上更是不能同日而语，比如工龄的计算、工作的安排等，两者的差异巨大，盖因插队知青完全是属于“体质外”的社会群体，他们回城后也大多进入了街道工厂或里弄加工组，一直在社会的底层挣扎。 第三，上山下乡运动的缘起，主要是由于领袖的“最高指示”，要求城里的干部群众把自己的子女送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只有到农村插队落户的，才是真正的接触了“贫下中农”，接受了“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我们之所以有“知识青年”这个特定概念，不是因为他们是“青年”（当时城乡“青年”何止区区一千多万），也不是因为他们有“知识”（当时无论是农村读过书的孩子或者城市进入工厂或去当兵的学生也都拥有“知识”，但他们都不叫知识青年）；所以，无论是习惯上还是学理上来说，我们对“知识青年”这一特定概念的认定，是因为他们改变了城市身份“到农村去”，更是因为他们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惟其把握了这一点，我们才能真正地认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本质！ 为什对上山下乡运动的评价会有如此巨大的差异？有人说是“不堪回首”，有人却说是“青春无悔”；有人以为苦难深重，有人却不断地缅怀当年的风流辉煌。对上山下乡运动的不同评价源自不同的身份和经历。一般而言，当年去农场和兵团的城市青年比较主动，生活待遇较高，日后发展路径比较顺畅，所以他们对当年的青春岁月比较留恋，如今在回首往事的时候，往往带有胜利者的回味。而恰恰是这部分人今天拥有比较多的话语权，主导者对这场运动的研究和纪念。不可否认，他们之中确有部分人在这场上山下乡的运动中收获了爱情、收获了阅历、甚至收获了日后晋升的资本，但就“知识青年”的总体而言，他们失去了更多。今天我们已经充分认识到“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浩劫，是民族的灾难。覆巢之下，安有完卵？难道在十年浩劫和民族灾难的土壤中，会独独产生“上山下乡”这一“硕果”？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来看，从经济发展的规律来看，从城市化道路的进程来看，上山下乡运动只是一个更大的错误的政治运动中的一个错误（或曰无奈）的决策。如果今天还盲目地高唱“无悔”，把“苦难”当成财富，这是对历史、对民族、对民意、对后人负责人的态度吗？ 今天我们对知青运动的研究应具有更客观、更理智的态度，首先应该对这场运动的主体要有严格和科学的甄别。只有真正厘清上山下乡运动的缘起、动因、对象和发展路径，我们才能真正的认识这场运动的本质，作出准确的判断。所以，我们在研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这一历史现象时，应把焦点聚集在真正的“知识青年”身上，才能还原历史的真相，并对历史的经验作出正确的总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