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还原和澄清历史的有益探索 ——“2008知青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8年12月20日至21日，由上海社科院历史所、文学所，复旦大学历史系主办，上海青年运动史研究会、上海知青网协办的“2008知青学术研讨会”于上海举行。来自北京、天津、河北、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湖南、湖北、四川、吉林、黑龙江、香港以及美国、法国等高等学府、科研院所的专家学人、研究者和各界代表70多人与会。会议共收到论文50多篇，宣读了20余篇。专家对宣读论文逐一点评，许多代表还进行了精彩的即席发言。代表主要围绕知青的历史身份、知青文学、上山下乡运动的起因、知青与社会互动、知青事件、“后知青”问题以及知青研究学科发展等专题展开了讨论，各种对立的观点展开了激烈的交锋。
一、知青的历史身份
阮显忠言（上海市教委纪委书记）知识青年这个名称历史上就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知识青年给我们留下的印象也不一样。解放前的知识青年在我们这些人中的感受是不畏艰险追求真理，为救国救民努力奋斗的这么一个形象。其中包括了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也包括当年很多到西方勤工俭学寻找出路的有志青年。而更多是投奔延安追求光明。总的来说，那时的知青给我们留下的是一种积极探索，为救国救亡寻找生存之路这么一个形象。解放以后，我们国家进入到和平建设时期。知青更多的和生产建设联系在一起。在五六十年代，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很多知青到了农村到了边疆。这个时候给我们留下很深印象的口号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但人们印象最深刻的是在文革中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运动。这场运动是如何产生的？运动中这些知青是怎样生活的？这场运动与我们民族的性格和传统的文化与我们当时现在未来的状况有怎样的关系？我们从中可以得出怎样的经验教训？都是这次会议需要探讨的。
姜义华言（上海历史学会会长）一千七百万知青，几千万家庭人口给城乡二元体制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我们的城市真正的了解农村，可能这是最切身的一次。农村艰苦的状况原来城市里的人是很难知道的，我们报纸文章宣传的都是通篇大好。我们一千七百多万青年到农村也真正知道了什么叫艰苦奋斗，什么叫自强不息。我想这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一个最大的收获。了解中国的国情，了解中国的农村，了解中国实际的状况，了解中国的贫困程度。如果没有这么一个真切的感受，我们中国如何发展将是很难的。另外，到农村中去我们的知识分子开始反思文革，我们很多的青年当年在学校里是那么狂热，相信最高指示相信一切。到了最基层的农民中去，我们才开始反思。对于文革，我们有了自身的感受。不再一味的相信报刊的东西。有了对文革的反思，后来才能走出文革，我们知青这一代是受了不少影响的。更重要的到农村我们了解了城乡二元体制问题，我们计划经济的体制，我们整个的体制就业教育户籍等等制度的反思。我想如果没有到农村去，我们就不会对我们体制性问题了解的那么真实那么具体。改革开放，革除所有这些体制弊端跟我们那么切身的体会是分不开的。这是毛主席做这个决策时想不到的，他只想与工农相结合。最终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革命路线，但是后来对我们了解毛主席发动文革的伟大决策和毛主席的计划经济都有越来越深的认识。并对我们成为改革开发的中坚力量有着重要的影响。历史就是这样，尽管一个人物可以非常伟大。他有伟大的战略思想，非常高的理想。而历史真正的走向，靠的是最广大人民的实践，而不是按照伟大人物的理想。我想这么一个涉及到几千万家庭几亿人口的这么一个事件给我们留下了多么宝贵的历史遗产。我觉得我们要很好的来研究共和国同龄人的感情、想法、现状、意志。这段历史对整个中华名族的发展有着意义深远的影响。
陆亚平文（上海交通大学）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有三层意思。一是发动民众，唤起他们的政治觉悟，团结起来打到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改变社会的宏观环境；二是教育民众，启迪民智，接受现代文明，从关乎他们切身利益的具体事情做起，改善自身的微观环境；第三，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探索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在结合的过程中，检验、修订和完善社会政治理想。知识分子、青年学生与工农相结合的理论与实践，形成一股历史潮流，为推动中国的历史进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并对历史的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另外，他还提出“知识青年”的历史学定义：本该在城镇升学、就业、生活，却由于某种特殊的历史原因，而脱离原有的生活轨迹，以一种逆向流动的状态参与到社会变革中的青年学生；当社会变革一旦终止，且生活状态恢复到正常，其“知识青年”的现实身份也就自然消失。
葛天琳文（同济大学网络学院）否定文革、否定上山下乡运动但不应否定知青所做的贡献和牺牲，不能否定知青忧国忧民坚忍不拔的精神和历史功绩。
二、知青的文学定位
对知青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回顾和反思最初以文学方式展开。因此，知青文学研究一直是知青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本次会议承继了这一主题。
刘晓航言（武汉科技大学教授）知青文学的主题经历了从早期的呼唤人性、返城后伤痕文学到改革开放后对知青价值的定位、重塑知青精神的发展阶段。1998年后知青文学之所以走入低谷：一是与90年代后中国文学的整体边缘化有关；二是与作家们的现实心态和知青群体的生存状态有关。
郭小东言（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教授）“知青运动”的历史评价在知青集体记忆中被空心化、形式化。知青们以各种文化形式“放大个人的苦难、意淫崇高、张扬青春激情、品味艰难岁月的光荣，却推诿个人与罪恶时代同罪共谋的措施”。迄今没有看到知青检讨自己对国家、民族造成危害的文本。
郑祥安（上海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我国重大的社会现象。它牵动了十亿中国人的心，对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社会造成了极大的震撼和深刻的影响。知青文学是上山下乡运动的真实写照，是知青一代人心路历程的坦诚披露。知青文学经历了勃兴、发展、多元三个阶段，随着时代的进步，对知青生活的思考渐趋理性。实践证明，上山下乡是一场荒谬的运动，而被迫卷入这场运动的广大知青是真诚而富有牺牲精神的。他们在农村看到了农村的真貌，培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也是有收获的。
孙琴安（上海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通过把知青群体与右派群体进行比较，认为知青文学在改革开放时受到关注、出现热潮的原因有以下四点：政治因素、年龄因素、社会因素和文学本身的因素。从政治上讲，知青是响应号召上山下乡的，思想上没有顾虑，可以宣泄自己在农村的经历；从年龄上讲，知青下乡时都很年轻，回城后仍是精力旺盛的青年人，有感情宣泄的需要和精力；从社会因素上讲，知青群体数量庞大，涉及面广，因此更受关注；从文学本身来讲，知青生活从一个社会环境到另一个反差鲜明的生活环境，生活方式、文化习惯，甚至语言、服装都发生了变化，内容丰富，可塑性强。因此知青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是改革开放“解冻”文学的排头兵，现实主义文学的新高地。
陈改玲文（浙江理工大学传播系）认为研究知青文学和从事知青文学创作都要秉着理性、多元、宽容的态度。她从刘晓航的文章出发，提出知青文学呈现的面貌和特点与知青当中的主要人群在社会中所处的位置是有关系的。与刘晓航提出知青文学创作应走出自恋情结相仿，她认为知青不应沉浸到自己的历史当中，应当注意到更广阔的视角比如说注意到农民。在关注短期下乡到农村的知青的同时，不能忽视长期待在农村的农民。
想象力是文学创造的灵魂，也是拉开与历史真实间距离的主观因素。为此，葛天琳文代表认为，自从《孽债》播出后，孽债几乎成为了我们知青的代名词。我对叶辛老师是非常尊重和崇拜的，但是我感到很伤害的是，所有的上海的后代们都把我们当成了孽债，或者是孽债的制造者，因为在《孽债》中，五个上海女知青都是生活作风有问题，我感到无限的悲哀。
究其原因，方国平言代表认为，到目前为止我们的作家还没有创造出令人信服的具有典型意义的知青艺术形象。
因此，如何把握艺术真实与历史真实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一般与典型之间的关系，知青文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三、上山下乡运动的起因
上山下乡运动的起因一直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话题，此次会议上学者们也是各抒己见。如果说知青文学和知青与社会互动代表着本次会议与之前知青研究的连续性，那么知青史研究的发展则成为近年来知青研究发展的新趋势。
姜义华言（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从原因和影响两个方面来探讨了1968年后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他认为，毛泽东在文革初期对红卫兵寄予了很大期望，但随着文革的进行，到1968年夏已经对红卫兵运动完全失望。7月28号，毛泽东把北京的红卫兵五大领袖找来谈话，整整讲了五个小时。他说，你们在台上互相握手，在台下互相踢脚。你们再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因此回到了1939年“知识分子要同工农运动相结合”的思想。除此之外，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异、工人和农民的差异、城乡差异的理想，也是68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重要原因。从影响上来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对城乡二元化体制的一次大突破，客观上促进了知识青年对农村、农民的了解。青年们到农村以后面对新的环境以后也开始反思文革，“体制问题”开始暴露，为突破原有体制创造了条件。
潘鸣啸文（法国社科院近现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首先提出了开展“知青运动”有多种动机，大致可分为四类：意识形态动机（改造青年思想，消灭社会差别）、政治动机（恢复秩序，强化毛的“魅力领袖”式威权）、积极的社会经济动机（开发农村和边疆地区）和消极的社会经济动机（解决城市就业及人口过剩的问题）。但是针对大多数学者所认为的城市就业问题是下乡运动背后的主要动机这种说法，他认为在1968年这一特殊时期，解决城市人口压力这一提法是适用的，但在此后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能一直持续下去，就不能单纯从社会经济层面来解释。他经过数据分析认为省市领导人的政治倾向性是影响各省市知识青年下放率的重要因素。
邓鹏文（美国海因波特大学历史系）着重讨论了文革前的上山下乡，认为这一时期的上山下乡实际上是毛式乌托邦试验的有机组成部分。他概括了毛式乌托邦的三个特点：极权主义本质、反智主义倾向、唯心主义和唯意志论倾向，并认为因为这种乌托邦性质，实际上到1968年底上山下乡运动已经风雨飘摇。在评论潘鸣啸和邓鹏的论文时，冯筱才评（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指出在利用统计资料的同时，应注意内部档案和地方数据的挖掘。他认为，在分析68年之后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时，应注意到政策的变化和制度惯性所起的作用。
陆亚平文“上山下乡运动”的直接动因，是“文革”造成的就业人口积压、政治风险聚集和思想意识偏差。但更深层的原因，是中国近代历史形成的民粹主义文化土壤。
四、知青与社会互动
一个庞大知青群体的产生，是社会、历史的产物，而这一群体，既是社会的一部分，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当今社会。因此，知青与社会互动，也是本次讨论会的一个重要主题。
叶青文（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以福建知青为例把“文革”时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心态分为主动和被动两种情况。主动心态可概括为五种，分别是：一、长期的教育使青年普遍具有“反修防修”的时代使命感；二、响应号召立志消除“三大差别”，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实现共产主义；三、个人崇拜，表现自己对毛主席，对党和革命的忠心；四、青年人追求自由和浪漫的生活，希望去农村的广阔天地闯荡一番；五、想通过去农村接受再教育得到锻炼，做革命事业的合格接班人。被动心态主要有三种：一、当时受上山下乡的大潮的裹挟，从众的心态；二、家庭出身不好，没有升学、就业的机会，去农村是唯一的出路；三、家境困难，把去农村工作作为减轻家庭负担的办法。除此之外，叶还提到了一部分知青的功利和自我保护的心态，即认为晚去不如早去，求得日后的前程。
陆亚平文（上海交通大学）1700万的人口大迁徙，几乎触及中国的每个角落：从神州北极到天涯海角、从三江平原到西双版纳、从东海之滨到新疆绿洲，知识青年把大城市的现代文明带到了穷乡僻壤，开化了那里的民风民智。其次，由于知识青年担任了乡村教师和赤脚医生，带动了那里的教育卫生事业。还由于大批有生劳动力的到来，开垦了新的荒地，实施了科学种田，开辟了多种经营，多多少少促进了一些地方的经济发展。如黑龙江的垦区、林区和农村公社，由于知青的到来，普遍促进了当地的经济文化。另外，通过上山下乡，使广大知青最大限度地了解了中国的基本国情，矫正了自己原来幼稚偏执的思想。为迎接改革开放新时代的到来奠定了基础。
黄洪基（上海青年管理干部学院教授）特别强调了人口问题在“知青运动”的产生上所具有的重大影响，将50年代出生的那一代人看作是中国的“婴儿潮”，把上山下乡运动看作是解决人口问题，向农村转嫁危机的一种手段。在社会互动这一问题上，黄将上山下乡运动视为对历史潮流、城市化的反动，在此过程中知青和农民之间的互动有限，但也增加了下乡知青对农村和国情的了解。
徐春夏文（上海浦东干部学校）提出在知青研究中不能忽略了运动的另一方：农民。她着重分析了知青和农民之间的互动，认为知青上山下乡作为城市化进程的逆向流动，体现了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早期探索。农村的环境以及农民对知青保持的距离感和不信任感使知青所受的教育难以得到施展的机会。但是，在农村相对封闭的环境中，知青重新获得了思维的活力，为日后的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打下了基础。
范康明文（上海唯一影视创作室）讨论了69届知青这一最特殊的群体。他认为69届初中生上山下乡时文化程度最低、去农村人数最多、去农村时的年龄最小、在农村的时间最长，吃的苦也最多。
五、梳理历史事件
此次讨论会一个令人高兴的特点是一些与会者对知青历史的一些具体事件作了梳理和讨论，这可说是预示着知青史研究进入专题化的新阶段。
刘琪文（华东师范大学副研究员）利用当年知青费国良的日记、知青采访记录和其他资料梳理了1969年黑龙江八岔岛事件发生的背景及过程，指出八岔岛事件是知青直接参与的一场中苏边境武装冲突。边境局势紧张不是促使知青上山下乡的主要原因，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和沿江各县接收安置了数十万知青，在黑龙江的知青肩负了保卫祖国、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重大使命。
翁志军文（福建《中华妈祖》杂志社）着重研究了因于1972年12月向毛泽东“告御状”而成为“英雄”的小学教师李庆霖，展示了特定时代“小人物”命运的悲剧性和戏剧性。
周公正文（上海大地杂志社）探讨了1978年云南知青大返城风潮背后所蕴含的知青本身地域文化的差异、知青所在的地理位置和政治环境的变化等因素。他认为，北京、上海、四川的地域文化特征，共同型塑了云南知青的文化特征，加上云南知青所在地恶劣的自然环境、准军事的屯垦体制和78年变化了的社会环境，才使得云南知青大返城事件成为可能。
六、对“后知青”生活的关注
朱盛镭文（上海汽车期刊主编）以上海为例，把“后知青”文化资源分为民间组织、网站、论坛、报纸、期刊、文艺团体、著名人物、专题活动、专题旅游、博物馆所和非营利专业公司等几个方面，分析了各自的特点及面临的问题，论述了它们对建设和谐社会的积极作用。
葛天琳文（同济大学网络学院）则通过回顾“上海知青网”的发起、运行和作用，探讨了知青网站对知青文化的发展、解决老知青生活困难与建立和谐社会的所起的积极作用。
曹士云文（杭州师大）妥善解决“知青难题”，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加速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既是全社会关注的“焦点”，也知青运动学术研讨的“热点”。采用综合研究方法，从人文精神视角探析40年来知青权利缺失、伤害成因、贫困痛楚、关爱需要的特点、变化、趋势和轨迹。进而探讨“知青难题”的破解对加速构建“和谐社会”的推进作用。
七、评价，各种观点争锋相对
翁德坤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中国现代史上一座伟大的丰碑，它的历史功绩是不可抹杀，也抹杀不了（话音刚落，就获得在场半数以上听众热烈的掌声）。
邓 鹏文“文革”前的知识青年无论出于自愿下乡还是被迫下乡，其经历都是毛式乌托邦的祭品和见证。
史保嘉言：上山下乡运动是文革的组成部分。当我们彻底否定文革的时候，上山下乡一定应当被完全否定，不留一点余地。上山下乡运动虽然是动用体制来进行的，但以当时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五四宪法）来衡量，仍然是违法的，属于强奸民意。
潘鸣啸文：纯粹的就业及人口问题不能解释整个运动的进展。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的大规模上山下乡是有着明确的政治思想目标的“运动”，是与中共党的历史以及毛泽东本人紧密不可分的。它并没有某些70年代的西方政治或经济学专家们所赋予的“合理性”。硬把追求非实用目标的政体理性化，又把意识形态目标简单描述成一件微不足道的面具，这些看来都是错误的。
陆亚平文:上山下乡运动是领导人发动的一场带有历史惯性和试错性质的社会实验。
安育中言（河北廊坊市委党校）在对历史负责之外还应对知青负责。鉴于把上山下乡运动的背景、事件和知青这一代人捆绑在一起的讨论容易引起困惑，应该采取一种“剥离”的态度。具体来说，应该把上山下乡运动与知青作为共和国的同龄人分开；把上山下乡运动和怀旧情结分开；把上山下乡运动和它作为部分青年人成长道路上的一部分分开；把上山下乡运动和它的某种社会效果分开；把上山下乡运动和文革分开；把个人感悟与某种程度的社会共识分开。
八、知青研究方法与学科发展
对具体问题的讨论外，与会专家、学者还就知青研究的学科发展交换了意见，他们认为知青史研究在知青研究中的地位已经越来越突出。在如何深化研究上，他们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金大陆言（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认为知青研究到目前已进入从社会学研究向历史学转型的时代，知青研究能不能上一个台阶，首先要看史料的发掘与整理情况。他提出了档案、书信、日记等的整理应该在下一步知青研究中占有突出的位置。在态度上，他认为知青研究者应持一种反省的态度。具体来说，针对在一些知青文学和研究作品中很突出的理想主义，他认为理想主义与专制主义常常只有一步之遥，这是应该警惕的。针对知青的“山野气”，他提出应注意到其缺乏民主、法制理念的一面。金还提出了知青与80后以及80后的子女之间的代际差异、区域知青史等具体的研究方向。
张穗强文（香港经贸商会总干事）分上山下乡、知青群体、知青史和知青影视作品等专题介绍了国内外学术界的研究现状和趋势，认为在这些专题当中，知青史研究是国内外公认水平比较高、最具学术性的。
朱政惠言（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认为知青研究已进入学科建设的阶段，一门“知青学”呼之欲出。他把“知青学”分为八个方面：知青历史研究、知青社会研究、知青史料研究、知青文学研究、知青研究史、后知青社会和文化研究、知青研究数据化和物化研究、知青研究的学科建设和方法论问题。朱认为知青学是一个跨学科、多学科研究的问题，不是一两个、两三个学科所能轻易对付的，需要历史学、文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伦理学等多种学科的联合探讨，需要数据化手段的介入和多学科的交叉研究。
范伟达言（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什么是历史，按恩格斯说法是指每个人按各自的主张欲望在社会舞台上开展各种活动所产生的合力，平行四边形的合力。我们研究不仅仅要注重个案，还要注重合力。偶然性的背后隐藏着必然性，我们要能找出必然性。
阮显忠言有没有人去研究过假设这些知青留在城市，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不能想当然的认为留在城市就一定是好的。我认为这需要研究。一个领导人的决策可能会影响运动的过程，但历史的现实是由人民来书写的。知青运动也是如此。知青运动的发展领导人是无法决定的，主要是由当地的知青和老百姓共同书写。我觉得在这些方面需要分别进行研究。我们都把精力放在领导人的决策上，还不能体现出对知青的关心。我们在研究时，运动决策和运动过程的关系要处理好。各地的知青差别很大，感觉也都不同。现在有两种有悔、无悔截然不同的观点。可能由于不同的遭遇得出的不同的结论。有人认为对知青运动持肯定的是些成功人士，持否定的是底层的人。我以我周边的人举例，有些局级干部对这运动完全持否定的态度。所以成功者对此持肯定态度，未必。底层者对此完全持否定态度也未必。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是需要研究的。大概可能会有些方面会出现这些情况，黑龙江为例，地少人多欢迎人去建设的，在那里可以做出贡献。这是最基本的问题。还有是当地的老百姓的开放形态。知青在那奋斗产生的结果，能对自己生活进行改善，得到收获，所以就有成就感。就黑龙江知青而言群体成就感就多。有些是个体成就感。在当地通过你的艰苦努力，取得成绩，得到承认，你的感受会比较好，评价就比较高。有些通过你的艰苦努力得不到成绩，反而更糟。这时评价可能是非常低的。我们不能简单的、抽象的、一句话的对知青来进行评价。尤其要注意当你对知青运动进行简单的评价时，有个问题，你是对这个决策做出评价，还是对整个运动中的知青做出评价？这需要做出说明。
叶辛言认为当前的知青研究应该细致、准确，这样才能为以后的研究奠定基础。他举了数字和时间两个问题来阐明这一观点。在目前对知青人数的说法中，从2000万到2200万各种说法不一，其实从1955-1966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人数为129万，1968年后上山下乡知青人数为1672万，号称1700万。但是，这一数据只包括地市级和省会级城市以上城市，县级以下城镇户口下到本县的那些人没有进入国务院统计。
与金大陆观点相似，定宜庄言（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回顾了之前知青讨论会中常会发生的源于个人经历的情绪化发言，认为在如何评价的问题上过多争执已经没有意义。评价“知青运动”应该把知青个人感受和作为整体的一个运动区别开来。她同意知青研究可以说已经进入一个由社会学进入历史学的转折点，而史学研究最重要的是史料的发掘、整理和史实的重建。她认为要把知青史同共和国建立以来的各种体制比如说计划经济体制结合起来，并特别提到上山下乡的提出在1953年时是针对“回乡知青”。她还提出了性别史（女知青）、城市史和边疆史等研究方向。
胡黎霞文（北华大学东亚历史与文化研究中心）认为当下关于知青史的研究最紧要的是有关知青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工作。她把这种史料分为档案文献史料、文字史料（日记、回忆录、报道等）、文物史料（住房、实物等）和口述史料。她指出，鉴于某些史料（如文物史料）正在逐渐消失，组织专业档案学、历史学工作者对进行整理和保存刻不容缓。
知青研究是一门跨学科的研究，它需要来自历史学、文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各个领域学者的参与。正如金光耀言（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所总结的，在本次会议上来自国外和国内各地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对知青问题的探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多学科的融合和互动。把知青史放到共和国史的历史背景中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加以考察，也为知青研究的深化指明了方向。一批年轻学者和非知青运动经历者的参与，无论在知青研究的学科化还是在深化上都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定宜庄与郭小东两位教授都带自己的研究生与会，而复旦大学的研究生和本科生也积极与会并向专家提问题，这是知青研究发展的希望所在。除具体史实上的讨论以外，本次讨论会所提出的“知青学”概念与所作的探讨，必将为推进知青研究的学科化建设和深化知青研究做出贡献。面对错综复杂的“知青运动”，学者们所提出评价时的“剥离”与研究中的综合同是知青研究所应坚持的态度。在具体研究领域和视角上，对知青本身地域文化特征和知青间差异的关注有利于知青研究的细化。对“知青运动”的另一方——农民的更多关注，也将会为全面理解知青运动创造条件。
九、新生代对研讨会的反响
我是复旦历史系大二的。我自己看知青的观点，觉得他们是被骗下去的，但接触后才知道有些是自愿报名的。知青一代是非常有理想的，当时没有办法把这崇高理想实现，不管什么原因也好，都是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一个崇高理想。我们是缺乏理想的一代，非常羡慕他们一代。我做这一课题时，是无法理解他们当时的想法：去之前，之中及回来之后的想法。这是人们关注的，不光是说他们当时的生活状态，及当时历史。个人想法是非常重要的。看的一些回忆录都是带有强烈的个人思想在里面的，能不能跳出来，对史料进行的考证？
比如一个有正常情感的人，是否会否定他失败的初恋所付出的情感，让知青评价知青运动是很难客观。这是他的观点。
简 评
此次研讨会在在知青学领域开了一个很好的头，原来互不相识的海内外专家学人和研究者在此次会议上相互认识，并交流了各自的观点。但由于现今的大部分知青学研究者都是当事人，所以其观点难免带有浓厚的感情和个人色彩。就此次研讨会而言，大部分论文缺乏总体把握和理论深度。所以，要把知青学引向深入，必须要有新生代学者的广泛介入。当务之急，是乘着当事者健在，把历史真实客观地保存下来。
注：在名字右下角下标有“文”的，表示论文内容；标有“言”的为发言内容；标有“评”的则是点评。
（全文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