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山“驴背医生”的但丁神曲
——姜万富在上海图书馆的演讲
 前 言
编者按：上海图书馆的门口矗立着一尊雕像，那是法国伟大的雕塑家“奥古斯特.罗丹”塑造出的“思想者”——《神曲》中的但丁形象。
一个强壮的男人，弯腰屈膝，目光深沉。那生命感强烈的躯体，在一种极为痛苦状的思考中剧烈地收缩着，紧皱的眉头，托腮的手臂，低俯的躯干，弯曲的下肢，每一块肌肉都处于紧张状态，似乎他不仅是在用头脑，而且是在用全身的力量在思想。他像一个正在觉醒中的猛士，身体里蕴藏着火山将要爆发时那样的巨大力量。它不仅充分展示人体的刚健之美，而且融进了人类永恒的精神，充满了象征的意喻。
 主题为”与共和国同命运"知青博物馆巡展期间，与共和国同年出生的上海知青，昆仑山的儿子——姜万富,穿越了”地狱、炼狱、天堂”千年文化的时空，将一生献给了昆仑山。他是当代的但丁,是人间的女娲补天、后羿射日、精卫填海。
4月6日，他在上海图书馆的演讲《上海人昆仑情》是一曲新时代的《神曲》。
铁血丹心破苍穹,纵然一生莽昆仑。
---郭大侠
 我的上海知青昆仑情
——姜万富在上海图书馆的演讲
尊敬的各位嘉宾，各位知青朋友：
大家好！我叫姜万富，是一名老知青，一个普通的基层医生。1966年响应党的号召，从繁华的大上海来到祖国最偏远的大西北新疆，成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屯垦戍边”建设大军中的一员。
农三师叶城二牧场位于南疆的喀喇昆仑山北麓，叶城县西南，海拔高度2200至4850米，属于高寒山区牧场。场部距离叶城县60公里，距离喀什320公里。全场总人口1452人，少数民族占74%，农业连队3个，牧业连队2个。牧业连队分布在昆仑山上，近的距离场部41公里，远的离场部162公里，以放牧羊、牦牛为主。一百多个放牧点散落在大山深处。最远的夏场骑上牲口从连部出发，要走一天才能到达，近的产羔场走一趟也要3个多小时。这里生活艰苦、生产落后、交通困难、缺医少药，属国家重点扶贫单位。周边有三个乡镇，近5万人。
1966年7月17日，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天。决定了我在新疆奋斗一生的命运。
下午5点整，在一片锣鼓声、高音喇叭声、亲友们的道别声中，汽笛一声长鸣，满载着知青的列车，开出了上海的老北站。经过4天4夜的火车、七天的卡车长途奔波，车子开到叶城二牧场场部门口，喝了一点水后，又沿着河坝、戈壁滩行驶了半个多小时，停在了长着几棵大杨树的涝坝旁。车前站着很多欢迎的人群，他们大多衣衫不整，全身是土。我朝四周一看没有房子。风沙很大，牙齿一咬，沙沙作响。看到一些人往地洞里进进出出，边上是沙包、戈壁，心情不由得往下一沉，这就是我们支边要去的地方？这就是我们要建设的边疆？到新疆去吃大苦、耐大劳，奉献自己的一生，我有思想准备。但是，眼前所看到的一切，让我们都惊呆了。
看我们没有下车，从人群中走出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操着浓重的东北口音说：“同志们下车吧，到家了。我是这一连的连长，叫许连荣，我代表全连的同志欢迎你们。这是一个刚成立的连队，地没有一亩，房没有一间，就连公路也没有一条，条件很艰苦，委屈你们了。
但是，我们兵团人，用我们的双手，一定能在这片戈壁上开出良田，建成绿洲。眼下住的是地窝子，喝的是涝坝水，将来，通过我们的辛勤劳动，一定能住上砖房，点上电灯，用上自来水，下车吧！孩子们。”
老连长的一席话，深深地打动了我，我二话不说，背起行李钻进了分给我们班的地窝子，在我的带动下，同志们纷纷下车。是的，这里的建设在从头开始，我们知青的人生也将从头开始。
第二天我才知到，这里的地名叫“阿克其”，伙房和我们住的几间地窝子，刚盖好不到十天，有很多人还睡在老乡的马厩里，就连这用水的涝坝，还是大队的呢！吃饭时大家都蹲在伙房前的空地上，因为地窝子里会掉土。正如老同志们说的：“新疆苦，真的苦，一天要吃四两土，白天吃不够，晚上还得补。”我们睡的是通铺，一个班十五个人，一个挨着一个。
风沙大，气候干，条件差，劳动强度更大。每天要干11个半小时，执行的是每半个月休息一天的大礼拜，实行的是食堂包伙，每顿一个大馍一份菜，礼拜天二顿饭，劳动工具是一人一把砍土曼。经过一天的休息，就加入到劳动行列，开始了人生的创业。
领导对我们的要求是“过三关”，即：思想关，生活关，劳动关。我虽然出身在上海，但还是工人的后代。1.80米的身高根本不怕出力。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和学习，很快学会了生活和劳动，我每天都是超额完成任务，受到领导的好评。
由于工作积极，表现突出，每次劳动竟赛都是榜上有名。在当年的十一月，我出席了在喀什草湖召开的“农三师首届积代会”。领导的信任，荣誉的鼓励，使我工作的劲头更足了。
转眼到了十一月底，河水早已断流。随着连队人口的不断增加，涝坝里的水也不多了。为了过冬，连里让男同志全部上去打冰，往涝坝放水。那天，天气特别的阴冷。到下午3点多，才把冰打完、清完。我们班在中下段，必须让水顺利通过后才能回去吃饭。5点刚过，水头带着冰冲了下来。碎冰越聚越多，很快堵住了水流，开始向两边跑水。这时连长骑马赶到大声喊：“快挖开，一冻上就麻烦了”。大家又冷又饿，都不愿意干。我一急，踩着水过去，几下就挖开一个口子，水头直冲下游流去。这时，由于边上的冰被水一泡，加上我的体重，“咔巴”一声冰塌了，我被掉进了水里，一直淹到胸口，。上来后连长说：“我命令你跑步回去，盖被子睡觉”。当跑回房子时，衣服裤子都已结冰，冻得全身发抖，开饭时伙房送来了汤面条。我半夜开始发烧，体温39.1度，医生来打了二针，吃了点药，第二天高烧慢慢退去。这是我进疆后的第一次病假，也让我第一次品尝到了新疆冬天的滋味。
因工作需要，进疆后的第二年场党委就派我去师医院学习。从1967年9月起，开始了我40多年的从医生涯。从此，我这个初出茅庐的赤脚医生与当地的农牧民结下了不解之缘。
由于我没有学历，基础差，为了提高连队卫生员的技术水平，1971年场党委派我到国防六师医院学习。1977年场党委又派我进修外科一年。这一次次的学习、进修，加上短期培训，使我这从没有学过医的门外汉，经组织培养，渐渐成长为一名能为病人解除痛苦，救病人于危难中的医生，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荣幸。
阳春三月接春羔，我们从师医院学习一回来，就赶上一年一度的接产护羔，这是牧场生产的重要环节，全场出动。
接产护羔工作非常辛苦，早晨七点半起床就要检查、清点夜里下的羔子，给大羊不认的羔子配奶，配完后分群，再吃早饭，吃完后马上赶羊群出坡、下山饮水。到天快黑前半小时收坡、进圈，给羔子配完奶后才能吃晚饭。饭后小结一天的工作，再给羔子配一次奶后，才能睡觉。这时已是夜里12点多，还要轮流值班，一人半夜，三天轮到一回。
生活上就更艰苦了，山上没有水。有雪时，背回来放锅里化，上面漂着羊粪，用纱布一过，水呈黄绿色，很难喝(称：羊粪汤)。没雪时，靠牲口驮水，一天一趟。所以，用水是限量的。早饭，稠苞谷糊，不喝水。出坡时，每人一行军壶水，一个馕。晚上吃揪面片每人二碗，供应开水。什么刷牙、洗脸、洗手、洗脚根本不可能，全免了。只有赶羊下山饮水时，用河坝冰层下面的水洗一洗，喝个够。
这些苦对我来说，能坚持，只是磕睡有点招架不住，有时饮完水赶羊上山，一坐下就睡着了，冷风一吹惊醒后，赶快找羊，真难熬。
三月是昆仑山下雪最多的时候。1968年3月28日，让我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雪。前一天晚上飘起了大雪。早上起床一提堵门的毡子， “哗”的一下，雪冲进来埋住了我的双腿，我吃了一惊。向外望去，白茫茫天地一色，向外一走，雪已超过我的腰。用尺一量，一夜间整整下了1.10米厚，我预感到麻烦了。
28日，是连部往羊群送粮食的日子，我们只剩下不到一天的口粮。负责我们羊群的付连长说：“不要怕，有羊在人就饿不死，没柴火，烧棚圈边上的木料”。同时让我和一名工人同他一起出发，想办法与连部联系，其他人打扫羊圈、配奶。
我们三人一人一根放羊棍，绑紧腰带后，估计了一下大致的方向出发了。路好难走啊，特别是领头的，走不到300米就得换一下。雪太厚，根本分不出脚下高低，失去了方向感。当走了不到2公里时，我脚下一滑，掉进了沟里，放羊棍也不知丢到那去了。沟里的雪有2米多深，我费了好大劲才伸出脑袋，快憋死了。脚下很滑，坡又陡，怎么爬都上不来，我身上很冷。最后，付连长和牧工用手上放羊棍延伸下来，费了好大劲才把我拉上去。连长说：“往回走吧，再走下去太危险了”。回到屋里，我全身是冰，用杆面杖一阵敲打后，才脱下衣服。
雪，象一床无边的棉被，把大地盖得严严实实，羊饿得只能舔雪，咩咩直叫。体膘太差了，有的羊卧倒后再也没能爬起来，死羊羔很多、好惨，很多牧工都哭了。
人也断粮了，我们把死羊剥下皮后，肚皮透明的象层纸，只能卸下四条腿，放在锅里煮熟后，加一点盐，谁饿谁吃。说实话，死羊肉真难吃，又腥又膻让人发呕。吃了一天就再也吃不下了，我把死羊肉削成薄片，沾上盐水贴在馕坑里，烤熟烤黄后拿出来吃，味道要好一些。少数民族也一起吃，按宗教习惯他们是不吃死羊肉的，没有办法呀。
到第六天夜里二点多钟，睡梦中似乎听到有驼铃声，披上棉衣出去一看，真有六峰骆驼停在了地窝子后面，没有人？牧工也出来了，走近一看，赶骆驼的人已经冻僵，骑在骆驼背上不动了，话也说不出来，胡子、眉毛、帽子上全是冰霜。我们连忙把他架进屋子，烧火、热水。过了一个来小时，牧民才流着眼泪慢慢地说出话来，他是天蒙蒙亮就离开连部，平时四个多小时的路程，却走了近二十个小时才到，连骆驼都快走不动了，人也差点冻死。
骆驼驮的是苞谷料，还带来一封信，是让大家安心，场里正在全力救灾，并且让把信和苞谷料尽量往前面羊群传，后面的物资很快运到等等。苞谷料很少，只有10个大半麻袋。但是，骆驼踏出来的一条路很宝贵的（骆驼有找路、找水、辨别方向的特殊功能）。
第九天，机关干部，连队职工，每人一个口袋，背着粮食和苞谷料，延着这条踏出来的路，向上爬了八、九个小时，硬是把救灾物资背到了羊群，连续背了三天。
下山后，场里对表现突出的同志进行了表彰，我被评为“接产护羔能手”，“抗灾积极分子”。好惭愧，一场大雪，羊死了那么多，我那是什么能手啊？让人觉得心痛。如果不是背料上山，不是天气放晴，损失将会更加惨重。
接产护羔结束后，由老医生带着我们实习了半年，被分配到各单位。因为我在接产护羔中的良好表现，畜牧二连领导点名要我，我真的与昆仑山有缘，服从命令，上吧！
我到放牧点巡回一次，一般要一星期左右，长则十天、半个月。除了在途中喝凉水吃干馕，其他吃住都在羊群。有时遇到山洪，就只能在野外过夜。在不到四个月的时间里，近百个放牧点的沟沟梁梁，都留下了我的脚印。我真正成了马背、驴背医生。
冬天的昆仑山，特别的寒冷，也是病人最多的季节。下雪时，又是急诊病人多发的时候。记得在1968年10月的一个中午，当第一场雪刚停，就传来口信：有一个牧民，在赶羊时不慎从石砬子上摔下来，头部受伤、流血、昏迷。我二话没说，背起药箱就走了。经过三个多小时的奔波赶到时，发现病人头部伤口外翻、出血，血压偏底，病人还在昏迷中。经简单消毒、包扎，病人情况少许稳定后，我和另一位牧工，用二根木棍绑成担架，用两头驴把牧民运回连部。经清创、缝合、包扎，打完针后已是深夜两点多。
这是我第一次单独处理外伤性失血病人。还有第一次抢救大叶性肺炎昏迷病人；第一次处理难产；第一次护送股骨骨折病人转院；第一次……。多少个成功的第一次，拌随我成长和成熟。
12月的一个中午，我背上药箱徒步到附近山上给一位发烧的病人看病。处理完病人要下山时，天又下雪了，就加快了脚步。坡上有近10公分厚的雪，刚下到一半，脚下一滑摔倒了。人顺着山坡向下滑，越滑越快，眼看快到悬崖边，前面正好有一块二、三百公斤的大石头。我侧身猛的一蹬，人停住了，只听“轰隆”一声，石头被我蹬得滚下了悬崖。悬崖有30多米高，下面是河坝的冰块和大石头。这时吓得我大脑一片空白，大约过了10来分钟，一阵钻心的疼痛刺醒了我。慢慢地站起来一看，里外三层裤子全划破了。左侧从大腿到臀部，几道伤口还在流血。胳膊肿了，很疼。药箱摔破了，药品、器械丢得到处都是。由于惊吓加上伤痛，我的心情有点沮丧，只把附近的药瓶、器械捡了捡，用绷带把药箱捆了捆提着，忍着痛一拐一拐地走回房子，包扎了一下伤口，晚饭没吃，脸也没洗就睡觉了。想想给别人去治病，自己却伤成这样。但这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如果没有那块大石头，我……？
1974年，我被派到云母矿担任卫生员。这里是祖国的最西端，紧靠塔什库尔干边界，与印度、巴基斯坦相近。经过半天的汽车、七天的步行后，来到了“三苏”云母矿，这里群山环绕，雪峰林立，我们驻地海拔4800米。这里三面是山一面坡，最多的是冰雪、石头，最少的是泥土、植物，最缺的是粮食、燃料，最想的是蔬菜、水果，最盼的是早日下山。这里没有雨，云一来，不是冰雹就是雪。这里没有四季，只有冬天。
主要采矿点是一号矿，海拔6130米。海拔高，空气稀薄，95%以上的人到了这里，都会有轻重不一的高山反应。头痛欲裂，寝食难安，一般3、5天后逐步适应。我该是昆仑山的命，除了走路干活气喘外，能吃能睡，头也不疼，一切照常。
我们的住房是用山边的风化石片摞成的墙，长钢钎当檩条，棉帐蓬盖顶，粗铁丝固定。墙四面透风象个筛子，外面刮风里面灯灭。床是用石片堆成，天晴冰雪溶化时，床下流水。好在房顶还可以，一般不会漏。门口挂条毡子挡风、防野兽。
“宁开一天矿，不爬一趟山”，可见爬山的难度。驻地到一号矿落差1330米，背炸药、钢钎、水壶、干粮等，要爬2—3个小时。坡陡加上冰雪，十分费力而且危险，体力消耗很大。所以规定每人每年必须完成上山背500公斤，下山背1000公斤的东西。每天要干近10个小时的活。全年任务是20吨原矿，早完成早下山。所以，大家干得都十分卖力。
在六月的一天，山下苦那洪大队的民兵在训练时，患流行性感冒全部病倒了。大队派人到矿上找医生，我二话没说，背起药箱骑着马就去了。处理完病人，准备返回矿上时，传来有一位女同志得重病的消息。这时，因后山雪崩洪水暴涨，使前往已无路可走，如果绕道要走一整天。村民说，有一条黄羊走的路，很危险。我向村民问清了方向就出发了。走出不到一公里就只能在悬崖峭壁上攀援。我双手紧抠石缝，有时身子悬空，仅靠八个手指向前移动。下面，洪水翻滚着石头汹涌向前，涛声震耳欲聋，有几次差点掉下悬崖。当时我真想把药箱扔掉，但又一想，没有药箱要我干啥？咬牙坚持攀完了最后一段悬崖后，到达平缓的坡上时，已是大汗淋漓，筋疲力尽。这段约2公里的悬崖整整爬了两个多小时。因为及时赶到，病人得到了及时治疗。事后我才知道，这里5年前摔死过人，以后就再也没有人走过了。
多次经历使我感到，牧民们生活在这偏远的深山里，太艰难了，真的很需要医生。长期的交往，我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情。
探亲，对上海知青来讲，是最迫切最向往的。能与家里的亲人、朋友们团聚、过年，真的太幸福了。但是，对我们南疆的知青来说，却是一次次艰苦的旅程。
当年，南疆没有火车，公路运输非常落后。经过8天的颠簸后才能到达乌鲁木齐，一路上车祸频繁，如果遇上天灾就更苦了。
1976年2月的一次经历使我终生难忘。在我们返回新疆的途中遇到了麻烦。下了火车买不到长途汽车票，说是南疆下大雪，车子停发。等了三天，好不容易等到有车，连忙买了两张票。顶着风雪，一路辛苦，好不容易在第五天赶到了三岔口客运站住下。
第二天，路面的积雪有20多公分，汽车虽然跑不快，但还能不停地走。傍晚到达阿图什的时候，天又开始飘起了大雪。公路两边出现了汽车翻车、窜出公路、碰车撞人的现象，惨不忍睹。驾驶员停下车说：“看来今天够呛，车上有那么多的妇女、孩子，我也很担心。万一抛锚在这大雪中的戈壁滩上，我也负不起这个责任。能不能到喀什，就看车上的20几位小伙子了。前面还有40公里路，我的意思是：分成两组跟在车的两边，车要是偏了，马上推一推，保证车的路线和平衡，累了换一换，行不行？”大家异口同声地说：“行”！10个小伙子下车后，汽车继续前进，每走2-3公里换一批。
汽车在雪地里显得很轻，就像冰上的鸡蛋壳。哪怕碰到一小块石头、轻轻一颠，车子就会滑到一边。两个人用肩膀顶一下，车子又过来了。
走出十几公里，迎面是两辆相撞的卡车。一辆空车滑到路基下，另一辆货车斜在公路上，挡住了去路。肇事车的驾驶员说：“我的车坏了，动不了了，怎么办？”。车上的年轻人几乎异口同声地说：“推”！二十来个人没有费什么劲，就把一辆重车推到了路边。
司机小心翼翼地驾驶，我们紧紧地跟在两边。虽然很累，可喜的是汽车走得还算稳当。雪越下越大，一路上几经艰险，总算在夜里1点半，汽车开进了喀什天南饭店旁的长途汽车客运站。把看门的门卫吓了一跳，说：“你们是从天上飞过来的吗？”再一看，大家身上全是雪，胡子、眉毛上都是冰霜。摇着头说“真的不敢想象”。
车子到站了，驾驶员也冒着风险完成了任务回家了。可是，我们车上的大部分旅客，在这冰天雪地的深夜，却不知道能在那里过夜？
所有的招待所全客满，我找了几家旅馆，也没有找到一张空床位。已是深夜两点多了，我们又累、又饿、又冻。只能在候车室里过夜，等天亮再说吧！
候车室的门窗，在“文革”武斗时被砸光了。门口、窗台下积了厚厚的一堆一堆的雪。外面的雪下得更大了，一大群人只能挤在屋子的中央。
我在路上推车、雪地里奔跑时出了一身汗，裤子鞋子都湿了，现在一停下来，冻得浑身发抖，我的妻子坐在旅行包上流眼泪。我怕冻着孩子，只能脱下风雪大衣把孩子包好，放在两个旅行袋上让她睡觉。这一夜，幸亏我在乌鲁木齐买了一塑料桶散装白酒救了我。我慢慢地喝了一夜，身上暖和了些。
天亮后，我让妻子和孩子在车站等着，我到草湖农场招待所（现四十一团在喀什的草湖宾馆前身）去想办法。一出车站，雪就埋到腰部，足有一米深，一公里半的路我走了一个多小时才到。走进去一看，我太高兴了，有十几个人都是二牧场的，驾驶员、出差的、探亲回来的、来喀什看病的。一见到我都很吃惊。当问明情况后，我们的财务科长和会计（都是知青）立刻说：“走，马上把你老婆、孩子接过来，我们帮你拿东西去”。又是近两个半小时的奔波，总算把母女俩给接了回来，累得大家一身汗。在路上我才知道，他们是前天晚上到的，比我幸运一点。
招待所哪里还有空床位？大家也顾不了分男分女了，在一间大房间里，腾出一张床给我妻子和孩子睡，我们三个男的睡两张床，只能这么挤挤了。
这时的喀什已成了孤岛，进不来出不去。阿图什至喀什的41公里路上，陷下了800多辆车。消息传来说：在一辆离人群稍远的车上，冻死了一男一女和一个小孩。
阿图什军分区派出了骆驼队，驮着木箱、保温桶上了公路。见人就发一个热呼呼的大白面馍馍，一碗开水，让人感动得直掉眼泪。是的，关键的时候还是要靠咱们的子弟兵啊！
在城里，沿街乞讨、要饭的人越来越多。有的为了抢一块苞谷馍，被打得头破血流。
好不容易熬到第十天下午，传来消息说：通往英吉沙的公路通了，除了救灾运粮的车能进，其他的车一律只准出不准进。牧场驾驶员说：“走，我现在就去把车上的货卸掉一半，把你们全部拉上，明天一早走.再待下去我们大家都得要饭了，有事情我顶着。”
汽车好不容易到了莎车县，又没法走了。莎车至泽普县的公路翻浆翻得一塌糊涂，沿路陷下的车望不到头，连推土机都没有办法走了。怎么办？只能住下啰！
又等了漫长的四天。第五天中午，我们沿着莎车一公社，由养路段从棉花地里开出的便道，闯出了莎车、经过泽普边界，连夜赶回了牧场。这次探亲归来，整整走了28天，（加插）一路上惊险不断，艰难重重，大伤元气。还好大人小孩都平安。我差一点钱尽粮绝，就要去要饭了。
一九七七年四月，经场研究决定，送我出去进修外科。任务是：时间为一年，拿下阑尾炎、疝气等，学完回来必须能开展手术。
在历史上，这里从来没有外科医生，一切都将从零开始。要完成场交给的学习任务，对我这个没有学历的卫生员来讲，除了刻苦学习，就是埋头钻研，没有捷径。我知道外科这条路不好走，风险大。而这次进修，也许就是我最后的一次，所以，我十分珍惜这次机会。同时，压力也很大，外科手术是多人配合的工作，要想让场里再派人来学习麻醉、手术室护士等，是不可能的，这就意味着让我全部拿下。
进修是件苦差事，要眼勤、手勤、腿勤。从最脏最累的事做起，如：清洗回收的脓血纱布等，连护士们都感动了。只要有机会上手术台，无论是白天黑夜，我绝不放弃一例。在一年的时间里，我参加和主刀完成的手术达400多例。
记得有一天，我在手术台上整整干了11个小时，一有空闲时间，就看其他医生管的病人和病历，以积累更多的临床经验。晚上看书、背步骤、要点、到深夜。几乎每天睡不到五个小时，头发一把把的掉。有位领导说：“想不到你学习起来这么不要命”。
经过一年的刻苦努力，收获不小。我不但全面完成了学习任务，还拿下了肠梗阻、一般的骨折处理、手术等，拿下了妇产科的人流、中引、绝育、宫外孕、剖腹产以及难产的处置等手术。对外科、妇产科常见病的诊疗，有了较系统的认识。掌握了常用麻醉的操作技能。学会了手术室护士的各项操作技术。
我要学会一切，回去再教别人。因为我是牧场的第一个外科医生，又是上海知青，失败不起。
回到场里，在场领导的支持下，经过一个月的忙碌，建起了二牧场有史以来第一个简易手术室。说是手术室，其实只是一间带套间的土坯房、泥巴地。在房顶上绷一块塑料布，防止掉土。没有紫外线消毒灯，用乳酸熏。风沙大，窗户透风，就用纸糊上。照明用日光灯加反光灯，遇上急诊没有电的时候，用手电筒照明。没有自来水，用白铁皮水箱装上个水龙头。简易折叠式手术床，配上小型器械台，准备了二套手术器械和各种包、泡手桶等。条件虽然很简陋，但必竟是当地的第一个手术室，使这里的医疗条件有了改善，关键时刻能开展抢救和手术。一直到94年，才搬进了砖木结构的手术室。
在开展手术前，我对参加手术的人员进行了三天的培训.又邀请了国防六师十六团卫生队的医生、护士来作一带一实际操作示范。第一批手术准备了十例，手术全部获得成功。
从此，卫生所在周边几个乡里名声大振，前来就诊、咨询、手术的病人逐渐增多。极大的方便了场内外的众多患者，抢救了不少病人的生命。
例如：1978年9月的一个中午，牧二连卫生员送来一病人，女，维吾尔族，二十一岁。即往史：未曾生育，患者停经二月。上午突发下腹剧痛，因病人情况不好，诊断不清，送场卫生所。经查：确诊为“宫外孕破裂”，血压仅40/20MMHG，赶快做术前准备。经二个来小时的手术，从腹腔内取出积血1500毫升，其中800毫升加抗凝剂，经纱布过滤后输给病人，实际失血700毫升，手术结束时，病人血压已回升到90/60MMHG，第三天自己下床活动，一周拆线，愈后良好。
10月中旬的一个上午，送来一急腹诊病人，男，汉族，四十七岁。痛苦面容，右侧卧位，轻度恶心，于昨天下午开始腹痛，今晨加重。经查：诊断为“急性阑尾炎伴阑尾穿孔”，准备手术。打开腹腔后切除阑尾，清洗腹腔作烟卷式引流，经治疗后一周拆线，十天出院。
在各种刀伤中，最难忘的是1996年7月抢救的一名患者，男，维吾尔族，二十六岁。因斗殴刀伤，导致股动脉破裂，失血性休克。病人垂危，血压30/10MMHG。在没有血源的情况下，经压迫止血、升压、输液、手术，抢救成功后，病人转危为安。
的确，在我们的诊所里，能救活这样的病人，我很欣慰，虽然一天一夜没有休息，一直守候在病人身边。但是，当病人清醒后，家属们含着热泪紧紧握住我的手，什么也说不出来的时候，我满足了，让我真正地感受到什么是成就感。
在以后的工作中，先后开展过肠梗阻、剖腹产、膀胱结石、卵巢囊肿、付件切除、鞘摸积液……等各种手术以及骨折的处理，尤其是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工作成了当地的主力军，无论是男扎、女扎、中引、大引、人流等，都能得到及时、妥善处理。
在这样的简易手术室里，20多年来共完成各类手术2000多例，无术后感染和手术意外。
几十年的朝夕相处，当地的百姓对我非常信任。只要有病人找我，我都会尽力为他们诊治，不管有钱、没钱，先看了再说。所以，这里的农牧民都愿意找我看病。其实，我这里的医疗条件很简陋，主要靠的是老三样，听诊器、血压计、体温表，一台便携式黑白B超机。
因为条件有限，只能开展一些三类手术，如：阑尾切除，疝修补术，膀胱结石和一般骨折处理等。当然，遇到一些急诊病人，在无法转院的情况下，为抢救生命，硬着头皮也得做。譬如：剖腹产、肠梗阻、动脉破裂、重度外伤、宫外孕破裂等。
我知道，这里各项检查都没有、在没有血源的情况下，做这些手术是很担风险的。但是，山区的病人在生命垂危的时候，再找车送到县城，那是必死无疑。尤其是对有机磷中毒病人的抢救，根本就没有转院的时间。说实话，我是一名医生，我没有权利见死不救。
我们每年都要组织医护人员到连队，下羊群巡回，开展：常见病诊治、普查血型、拔牙、头癣普查等，在遇到急诊时随时出发。有时，为了方便山上的牧民下山不容易，做手术难，只有带人上山，到连队开展手术。
1980年的“回城风”，同样波及到有着100多名知青的牧场。他们主要来自上海、浙江等地。艰苦的环境，使知青们以各种理由纷纷离开了牧场。
想回上海吗？想！上海的高楼，上海的交通，上海的繁华，上海的生活，还有上海的亲人……，哪能不想呢？这毕竟是生我养我的地方。
但是，我又觉得他离我太远，并不属于我，起码在我退休前不属于我。原因是：
我进疆时是个单身，现在是有妻儿的人了。我母亲是个家属，1971年我父亲去世后，一直由我三个姐姐照顾着他的生活，我回来再给他们增加负担吗？我既然成了家，就应该把这个家撑起来，哪怕生活再苦，因为我是个男人。回来过那种如同寄人篱下的生活，我受不了。
学医十几年，好不容易熬到现在，尤其是进修外科回来后，工作开展的很顺利，才两年就走了？在上海，有技术、有本事、高学历的医生多了去了，根本不需要我。尽管这里很艰苦，但当地的病人需要我、离不开我。
再说了，一个人活着总得为社会做点什么吧！这里远离城市、缺医少药、看病难的问题很严重，遇到急诊，没有医生抢救真的不行。医院的骨干全是知青，现在都走了，难道让医院关门？当地的百姓怎么办？一些老人紧紧拉着我的手问：“您也要走吗？不给我们看病了？” 我知道，他们多么盼望我能留下啊！
是的，我如果坚持留下，就回不了上海。但是，我可以用我的一技之长，为解决当地就医难尽一分力。虽然我的本事不大，能为病人解除一点痛苦，多挽救一条生命那该多好啊！面对满怀希望而来的病人们，我真的不忍心就这样离开他们、离开我的工作岗位。
思来想去，我最终选择了留下。走了，都走了，走得连找一个上海人说说家乡话都困难。我只有一头扎进工作里和病人在一起，反而觉得痛快。
忙吗？真得很忙，由于地处山区，条件艰苦，引进人才十分困难。有多少人，当他们在技术上少有成熟，考上医师执业证后，就纷纷离开了这里。
人最少时，只有两名医生和两名护士，每年要接待门诊病人1.1-1.4万人次，无论白天黑夜，刮风下雪，遇到急诊，随叫随到。八小时外、节假日，并不属于自己。有时白天病人多太忙，手术只能放在晚上做。
由于工作忙，导致我一生中最大的遗憾是；上对不起老，下对不起小。在父母面前，我不是一个好儿子，对他们我生不能养老，死不能送终。在孩子面前，我不是一个好父亲，为了工作，早早地把孩子送回了内地。我欠他们的情太多，只能愧疚地面对父母的墓碑说一声：“原谅儿子的不孝”。
四十多年来，我只是在平凡的岗位上，干着平凡的工作。我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也没有轰轰烈烈的业绩，只是做了一名医生应该做的工作。我没有什么突出的事迹，更不是英雄。但是，当病人需要我的时候，我会尽我所能地为他们解除痛苦，挽救他们的生命，因为，救死扶伤是我的天职。
在几十年的行医生涯中，即使在工作中取得一些成绩，取得了较好的口碑。这也是兵团培育的结果，如果不是组织的培养，我就不可能成长为如今的党员，受人尊敬的医生。
在这些成绩的背后，包涵着多少人的心血，是他们用爱心，教会了我怎样做人，懂得了什么是兵团精神。
在破冰引水时，我掉进冰水里，教导员不放心，整整守了我一夜。
68年的一场大雪，我掉进了积雪厚达二米多的山沟里，是副连长的及时救援，让我脱险。
六十多岁的维吾尔族老太太，赶着毛驴车走了近一个小时，就是为了让我尝一尝他们家第一次产的牛初乳。
当我患上雪盲症后，是牧民的妻子，一日三次用羊奶为我点眼睛，缓解了我的症状。
我的脚受伤后，在上矿途中，维族牧民宁可牵着骆驼走了三天，也要尽可能地把毛驴空出来让我多骑一会。
在云母矿我为抢救病人攀爬悬崖，因不知道路而命悬一线时，一位不知名的牧民，在河坝对岸大声引导我两个多小时，直至我脱险，当我到达平缓的山坡时，那位不知名的牧民已离我远去，我连说一声谢谢的机会都没有。
每逢古尔邦节、肉孜节，他们都会在节日的第一天，争着把我请到家里，像对待自己亲人一样，一起过节。
这些纯朴善良的人们，一直在用他们的真诚和爱，温暖着我的心。为什么？就因为我是一个能为他们解除痛苦的医生！
有多少兵团老战士，在枪林弹雨中是英雄，在屯垦戍边时是好汉，为了边疆的建设事业，最后把忠骨埋在了那里。
与他们相比，我做得太微不足道了。领导的关心，前辈的榜样，百姓的爱戴，兵团人的精神，一直是我扎根边疆的动力。
是的，在这偏远的喀喇昆仑，有着那么多的好心人。虽然那里的发展还很落后，条件也很艰苦，但是，当你融入到他们中间的时候，就会净化你的心灵。给我最大的感受是：他们离不开我，我也离不开他们，只有在他们中间，我才觉得自己是个真正的医生。
如果说，是我的事迹感动了别人，更应该说，是那里的人们感动了我。
曾有人问我：你一个上海人，在新疆山区工作了四十多年，几乎耗费了你的一生。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出了多少力，救了多少人，做了这么多的奉献！新疆给了你什么？你值吗？
我认为：人生的价值，是当人民需要你，你的工作又被百姓认可的时候，就有价值。这不是能用金钱来衡量的，更不是首先想自己得到了什么。也可能我是个最穷的外科医生，但是，我活得充实，有意义，有价值。因为，我得到了百姓的认可。
我先后荣获兵团“先进工作者”、“感动兵团十大人物”、“兵团优秀共产党员”新疆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开发建设新疆奖章”，“全国优秀乡村医生”、“全国农村优秀人才奖”、“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
2009年，我被当选为第二届“全国道德模范”《敬业奉献模范》奖。9月20日参加了 “全国第二届道德模范颁奖仪式”。
9月29日，我被国务院授予 “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奖章”，出席了第五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
9月30日，我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邀请，参加了 “庆祝建国60周年国庆招待会”。
10月1日，在天安门举行的“庆祝建国60周年大阅兵”中，我代表全国70万乡村医生，登上了卫生部的彩车。接受中央领导和全国人民的检阅。
晚上，在天安门观看了“庆祝建国60周年联欢晚会”。
还观看了 “建国60周年成就展”、大型舞蹈史诗“复兴之路”，游览了“八达岭长城”和故宫等。
从9月16日启程到10月2日回到上海，这是我一生中最难忘、最珍贵的17天。
2010年在上海，被评上“《走近他们》年度十大人物”。
2011年，在“《我们共产党人》上海市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大型主题展览”上。我有幸能成为展出的九十位名人之一。
在这么多、这么高的荣誉面前，回想自己，做得太少太少，而我们的党和人民，却给了我很多很多。
现在，我退休回到了上海。但是，我不会忘记：我是喝黄浦江水长大的上海人，同时，我又是一个兵团人，是西部边陲这方热土养育了我43年，我忘不了那风雪中的喀喇昆仑，淳朴善良的维吾尔族，雪山脚下的牧民们。
借此机会，我要衷心地向关心、帮助、支持我的所有领导和朋友们说一声：“谢谢大家”。
201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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