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延安蟠龙新民村下乡插队蹲点 左一为阎玉强，左二为李景森，右一为王勇 1989年4月26日，时任中共延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的我，因爱人病退而离开延安调回北京。临行前，市委一位负责同志对我讲，你是回北京老家，否则我们是不会同意放你走的。此话令我百感交集。由于当地政府的培养使用和家庭教育的影响，我对回北京虽然心存幻想，但在行动上表现极为“迟钝”。也正是由于这个“迟钝”，才让我对延安有了更多更深刻的了解和感受，以至于离开延安23年了，还深深感到延安情结时时处处伴随在身边。
我从小在上海长大，13岁随父母工作调动到北京，17岁不足便加入北京知青队伍到延安，37岁离开延安，在延安插队工作近21个年头。21年中，我与村里乡亲们一起开荒种地、掏圈担粪、锄禾拨苗、晒谷扬场、平整土地；与公社同事们一起修路筑坝、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与市委干部一起参加各种运动、与工人农民实行“三同”、平反“冤假错”案、参与改革开放初期的拨乱反正。长时间身处延安，整个身心被延安情结所浸染，整个心绪随延安发展而起伏，以至于在别人还当我是“北京娃”时，我便自认为已是“延安人”了。
在延安生活21年，感觉时间非常漫长。由于物质匮乏，人们生活水平十分低下，延安至今留给我的印象是贫穷和艰苦。尤其是插队第一年，配给的口粮不够吃，经常断顿挨饿，还要上山干活挣工分，吃了不少苦头。记得1970年春节，同学们都回家探亲了，我由于父亲在干校审查，在北京已经没有家，一个人躺在冰冷的窑洞里发着高烧，孤寂凄凉，是邻居大娘来用缝衣针给我放血退烧，才勉强治愈了病。大娘还不时送来热腾腾的窝窝和小米粥。当地老乡的情意至今让我无法忘怀。
现在回忆这种生活，我的人生确实经历了一次锻炼。受过这种锻炼的人，其不同平常的特质就是能吃苦。这对磨练意志起了不小的作用。1970年春节刚过，我接到队里派民工的任务，到姚店沟口修战备公路。当时的工地除了近百米光秃秃的石崖外，一无所有。我们在野外做饭，挤在寒窑里过夜。我从北京带去的被子薄，没有当地老乡铺垫的羊毛毡，冰冷的土炕，冻得我彻夜难眠。第二天还要干繁重的体力活，这种生活现在绝对不敢再回望。可在当时和老乡挤一个炕睡，和老乡吃一样的酸菜窝，混一身的虱子，没有半句怨言，因为没有一点退路。不久，我被公社任命为民工连副连长。我连的主要任务是爆破突兀在公路一侧的石砭，每天开山打炮，劳动强度极大，尤其遇到哑炮，工作极具危险。我兼任全连爆破员，每遇哑炮，我总是第一个到跟前，想方设法予以排除。4个月的民工生活，让我经受了艰苦的考验，思想品质得到了锤炼。意外的收获是和老乡打成一片，学到不少干活的技巧和群众语言。当年，正值毛主席“愚公移山”文章发表25周年，在杨家岭礼堂召开的“讲用”大会上，我代表先进民工连在大会发言，在汇报开山劈石、靠人的双手艰难筑路的过程中，我多处引用了“知法不知窍，惹得神鬼笑”，“不怕慢，只怕站”等富有哲理的群众语言来描述我们的劳动收获，获得全场的热烈掌声。
 蟠龙李家渠知青小组 左起李科、史悠全、郝际东、张凤英、王勇、方怡、李泰、李小卉、李德义 在延安，我们每天面对的是黄土沟壑，每天面临的是吃饭问题，老百姓穷怕了，周总理1973年回延安时面对现实，动情的发出“战争年代都没这样苦，这是为什么”的天问！我们在延安工作，延安各级领导顶着“三变五番”的压力，实行“一二三”劳动日制，顽强苦干，但成效甚微。极“左”路线摧残的不仅仅是延安，当时全国都在遭难。“文革”带来的国民经济严重失调，造成大批知青到延安插队，给本已拮据的延安带来更大的经济负担。为了解决知青吃粮问题，延安许多生产队都在开荒，我所在的大队书记对我讲：你们插队没带地来，不开荒哪来的粮。生产队没有多余的粮，而公购粮一斤都不能少，粮食困难造成干群关系十分紧张，开荒成风，终酿苦果。1977年7月6日，安塞方向一场暴雨形成的特大洪水，漫过延安大桥，淹没了大半个延安城。建在北关的“延安革命纪念馆”在洪水中飘摇，洪水造成130多人死亡，原陕甘宁边区劳动模范杨步浩在洪水中遇难，其儿媳、北京知青、甘泉县妇联主任李锦同志孕身同难。当天晚上，我在北关抗洪救灾指挥部通宵值守，面对满目疮痍，我欲哭无泪。事后，水文监测站的同志讲：一桶浑水半桶泥，上游开荒下游遭殃，不按规律办事，延安发大水只是时间问题。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做出重大贡献的延安，在和平建设时期遭受重创，在我记忆深处是一个永远的“痛”！
2007年，我阔别延安后再次回延安，我是含着泪水在告慰故人，在欣慰自己，延安变化太大了！从飞机上俯视、从山沟里仰望，目光所及之处全是绿洲。改革开放后，党的一系列科学决策开创的“生态补偿”工程，使延安各地基本改变了摸样。我们党经过艰难历程确立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用事实给我们这一代人以太深刻和生动的教育，这确实是我们这一代人坚定改革开放信念不走样的动力所在。
延安对我的教育终身难忘。插队经历让我在极“左”盛行的年代回归到现实，体验到艰难，触及到国情，拉近了与当地百姓的情感；在延安工作，又给我提供了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扩大视野、驾驭宏观以及培养实干能力的平台，教给我脚踏实地、勇往直前的工作态度。我所在的延安市当时是县级市，市虽小可机构齐全，43个基层党委，73个部、局、委、办、行、社、院支撑着全市各行各业的工作运转。我到市委组织部工作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组织部门的管理职能在做大幅度调整，“加强党的建设，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党政分开后企事业党组织如何发挥保证监督作用”、“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尽快实现党风的根本好转”等重大研究任务接踵而至，尤其是干部“四化”方针的推行，机构改革人员调整总体方案的制定和实施，各项工作繁忙交织，考验着组织部门的每一位同志。我部率先开展的“立足本职，大胆探索创新”实践活动促进了当地组织系统的工作局面，得到地委组织部的充分肯定，并在洛川召开的全区组工会上做了经验介绍。我在从中发挥了一些作用，但更多的是获得了学习机会，得到了实际锻炼。
延安生活是充实的。“十八大”之后，外界舆论专注观察有知青经历的新的领导团队，将他们的特质归纳成：一是下过乡挨过饿，都有自己吃苦和奋斗经历；二是见证过“文革”，成长于改革开放，懂得中国需要什么；三是“草根情结”，从基层干起来，更了解民生疾苦；四是有丰富的学习经历和专业背景，并兼备国际视野；五是多数有发展经济、驾驭危机的实战经验和出色业绩。政策取向“亲民”，特别关切民生。求真务实，崇尚艰苦奋斗精神。我以为这是对的。有幸与同经历的插友们继续奋斗，共同实现我们的“中国梦”，心里是充实的。
离开延安后，日子过得飞快。在北京工作近23年，感觉如“白驹过隙”。在这23年中，我大部分时间在国家农业科研单位做管理工作。因工作需要，曾在3个不同性质的部门担任过实职。说实在话，从黄土地走出的北京知青，由地方到国家事业部门工作，资历、阅历、学历、能力均受挑战，业务知识不足和工作习惯差异始终是高压态势，但是，延安经历形成的不畏艰难、愈挫愈奋的精神成为我工作、生活取之不竭的财富，激励我于不惑之年，在更大的领域和范围去实践新的历程。
1995年，根据农业部人事司的安排，我奉命到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挂职锻炼，担任中共自治州委副秘书长，同时担负农业部武陵山区的扶贫联络工作。此时，我爱人病故刚两年，新组建的家庭和年幼的儿子需要照料，且刚从黄土地出来又要到红土地锻炼，思想一度产生压力。但是，延安养成的工作习惯说服了自己，崇尚艰苦奋斗精神已成为延安留给我的重要情结，我毅然服从了组织安排。武陵山区夏天炎热，冬天湿冷，少数民族地区的生活习惯，不时考验着我。好在有延安经历垫底，迎着困难工作反倒乐趣无穷。挂职锻炼是有特定含义的，我本着“缺什么、补什么”的要求，背靠中国农科院的技术优势，真心实意为湘西人民谋服务。一年的挂职锻炼，我边学边干，认真负责向湘西州有关部门大力推荐科技研究新成果，例如：在农业种植方面介绍推广“FA旱地龙”抗旱剂、水稻抛秧法等；在畜牧养殖方面介绍小尾寒羊、黑山羊，鲍文奎先生研究的小黑麦，饲料配方及加工技术等；在蔬菜加工方面介绍蔬菜研究所的系列品种和芽菜技术，在科技信息传递方面做牵线搭桥的工作。当年7月，湘西发生特大洪涝，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我和州委干部驱车前往受灾最重的泸溪地区，救灾济困，亲身体验到山区百姓可以称之为赤贫的生活水准，了解到上世纪90年代贫困地区的实情。大涝之后必有大旱，我在湘西伏旱十分严重的当口，及时联系农科院专家，说服州农业部门并身体力行实地开展了“FA旱地龙”抗旱剂的试验示范活动，在花垣、凤凰、泸溪、吉首三县一市建立试验示范田550亩，试验品种7个，均获上乘表现。挂职锻炼使我在业务能力增长方面得到重大收获，对我在人生途中加力发展给予了极大的帮助。本人在这次锻炼中荣获农业部颁发的“1995年度优秀挂职干部”证书。
1999年5月，根据农科院党组的安排，我到中国农科院蜜蜂研究所党委任职，先后担任所党委副书记、书记兼副所长等职。在蜜蜂所一干就是13年，直至退休。我过去一直在行政机关工作，转到科研部门，整日与知识分子打交道，有一个适应过程。刚到所时，正遇科技体制改革初期，经济条件极度困难，所里人员思想情绪均较纷乱。我发扬在延安的工作精神，运用延安的工作经验，带领党委一班人，认真履行所长负责制，认真贯彻党委工作条例，广泛开展调查研究，因地制宜研究解决困难的办法，在充分发挥研究所技术品牌优势的基础上，自主开发推进科技成果转化，为研究所生存发展找到了突破口，奠定了经济基础。在深化体制改革中，党委认真发挥政治核心作用，积极开展党建和精神文明建设，大力实施创新文化建设，尤其在全院跨越发展、争创世界一流科研院所的活动中，协助科研人员厘清科技思路，结合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要求，提出了“蜜蜂生态学——蜜蜂生物学——蜜蜂产品学”为主线的系统发展方案，突出了蜜蜂生态功能在现代农业中的地位，得到院党组的充分肯定。2005年以来，全所连续六年获得院先进基层党组织和院精神文明单位荣誉称号。
在中国农科院蜜蜂所工作期间，正值我党分期分批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重要时期，我所是农业部系统第一批学习单位。在学习过程中，我结合在延安培养的对农业发展产生的浓厚兴趣，带着问题，联系实际，查找资料，对照比较，反复思索论证国家设置蜜蜂研究所的目的和意义。针对养蜂业长期存在的“重产品、轻授粉”，以至于蜜蜂授粉长期被农业生产边缘化，而农业生产过度依赖化肥、农药、生长素，造成新的面源污染和食品安全等薄弱环节，向当时兼任“中央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领导小组”组长的习近平同志提交了《蜜蜂授粉作为一项农业增产措施亟待我国政府高度重视》的建议，用科学发展的观点和发达国家的成功案例阐述蜜蜂授粉对农业发展的重要意义和现实性，获得习近平同志的重视。习近平同志在批示中高度概括地指出：“蜜蜂授粉的‘月下老人’作用，对农业的生态、增产效果似应刮目相看”。回良玉同志在接连批示中也明确指出：“我国是世界第一养蜂大国，蜂资源丰富，应采取有力举措，充分发挥蜂业的作用。望按近平同志批示精神，对此建议作深入研究并拿出意见。” 为此，农业部经过调查研究，于2010年专门制定颁发了《关于加快蜜蜂授粉技术推广促进养蜂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意见》（农牧发[2010]5号）、《蜜蜂授粉技术规程（试行）的通知》（农办牧[2010]8号）两个文件，并专题制订了《全国养蜂业“十二五”发展规划》（农牧发[2010]14号）。这是我在我党确立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思想的过程中，认真贯彻农业部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具体要求，认真学习并联系实际拾漏补遗建言献策的一次践行举动，起到了一个党委书记应尽的职责，得到部、院领导以及有关方面的充分肯定。为了进一步加强宣传推广蜜蜂授粉农艺措施，经院领导提议，本人经所学术委员会研究，被聘为特邀研究员。
 向延安捐赠养蜂机具，左一为延安养蜂试验站站长杨勤宏，右一为中国农科院蜜蜂所党委书记王勇 在蜜蜂所工作期间，我时刻关注延安生态发展的情况，当我得知延安近几年遍地洋槐花、洛川苹果已创出世界品牌的消息后，异常兴奋。我在给延安市主管领导的信中写道：延安现在退耕还林工作成效显著，生态环境变化巨大。为了充分发挥资源优势，以获取最大经济效益，我建议在发展林业生产的同时，发展养蜂产业、开创蜂业经济。我的建议得到延安市委、市政府领导的大力支持和扶持。从2007年以来，我带领专家学者以及全所职工5次回延安，以捐赠、培训和实地考察等形式宣传普及蜜蜂饲养工作。当前，养蜂业已列为延安市政府重点发展项目，成为延安市农业发展的又一道风景线。
2012年7月，我正式办理退休手续，工作生涯就此应该结束。但受同志们的信任和委托，最近在中国农科院老科技工作者协会换届改选时，我又被大家推选为常务副会长。花甲之年又被启用，第一时间想到的是，还要艰苦奋斗，延安的这个情结可能要伴随我终身了。
注一：王勇同志的爱人安幼平，也是北京知青，原在延安市麻洞川公社插队，曾任麻洞川公社妇委会主任、延安市委机关党委副主任科员，回京后在原广播电视部老干部局工作， 1993年4月3日因病去世。
王勇插队时居住过的窑洞
王勇同志简历
王勇，曾用名王勇勇，男，汉族，1952年2月出生于上海，原籍山东淄博。1969年1月从北京到延安下乡插队。1972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大学学历，特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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