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教师节，我在翻弄老照片的时候，无意间看到一张已经发黄褪色的照片，它让我的心顿时激动不已，眼睛也一下子模糊了，四十年前的情景涌入脑海。
那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是一个教师的光荣。一名学校教师“威坐”正中，周围是带着红领巾的五十多名学生。与我同坐正中的还有当时的大队领导。我们身后的窑洞就是“核桃坪大队小学校”。
记得在1970年的春天，在延安插队的知青进行了调整，一些在山沟里条件差的生产大队的知青就 被合并到条件相对好的生产队。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离开了四嘴大队，调到了核桃坪大队。虽说核桃 坪大队比起原先的四嘴大队条件是好一些，但还是远离公社，队里的小孩仍旧不能上学。为了发挥知识青年的作用，我们主动提出在村里办个小学校。这个建议立即得到大队党支部的支持，很快就拨给我们三孔窑洞作为校舍。但是教室里的桌椅板凳，黑板粉笔都得我们自己解决。当时我和朱海力两个人负责办学，两手空空什么也没有。我们知道，找大队和学生家长都不可能要出钱来，只能想办法克 服困难，咬牙干。不管怎样都不能给咱北京知青丢脸。
于是我们张榜招生，先把学生召集到学校，就在空空的教室里开学啦！村里的老百姓也不知我们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有想看笑话的，但大多数老乡是为我们着急。当时我们也就十八九岁，来上学的学生小的七八岁，最大的女孩子已经是当媳妇了。孩子们上学的积极性很高，一下子我们两个教师就有了六十几个学生。
在开学的第一天，我向大家说明要艰苦奋斗办学校，用双手解决学校资金短缺的问题，师生共同努力创建好的学习环境。第二天，我们就带着年龄较大的学生一起到河滩拣石头。当 时正在修建延安机场，需要大量石方，一立方石子的收购价是六七块钱。在当时，绝对是一个赚钱的机会。我们就是利用这样一个机遇，带年龄大的学生拣石头，再发动全校的学生们一起砸石子。我们只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就挣了四五十块钱。把这些钱交给生产队以后，队里买了木头，请木匠义务为学校修理门窗，做了新的桌椅，有了黑板以及必要的设施。在大家的努力和大队的支持下，学校一下子就像模像样的了。看着我们自己的劳动成果，我和朱海力别提多开心了，那笑的才叫美，就像吃了蜜蜂屎。
其实，砸石头赚钱也得找窍门。开始时，我看着孩子们的小手被砸的血糊糊的，又红又肿，真是心疼。忙乎半天也砸不出多少，心里起急。于是就想了个“损招儿”，先找凸起的地势，或是在一块大石头周围堆放砸好的小石子，这样我们的石方就能出的快些。因为验石方给钱的，和运石方的两码事，所以我们“作假”的石方能瞒天过海，没有暴露。我们效率远远高出其它砸方的人。老乡们也纳闷“这些娃娃咋这么能干呢”。为了学校尽快上马，出此下策也是没办法。就这样，我的教师生涯拉开了大幕。
学校有三孔窑洞，其中有一孔破的没法用，只好做“仓库”。剩下的两孔，一间是一年级和五年 级教师，另一间是二三四年级教室。因为考虑到冬天很冷，所以窑洞里的火炕没有拆。再加上桌椅不 够用，低年级的学生就在炕上上课，既解决了空间小的问题，还保证了孩子的取暖。我们两个当老师 的，一人一个教室，我给二三四年级上课，一个屋子里一起上，给二年级上课时，其它人写作业，看书。然后轮换。上音乐课和体育课时就上大课，那叫一个热闹。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师生关系融洽，学习效果极佳。
从此，我们的小学校红红火火的办起来了。我们按照小时候在北京上学的样子，建立了少先队组织，并且把“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作为队歌。我始终认为我们是最早把这首歌曲定为《少年先锋队队歌》的。而这段“建队”历史也成为我向别人“炫耀”的资本。要知道，在那个动乱的年代，连北京的学校都不再升旗敬礼唱队歌了，而在那山高皇帝远的地方，我们却做得有声有色。当那首嘹亮的队歌在窑洞前响起的时候，我感到热血沸腾，感到又回到了童年，就像回到了天安门。
我们小学校成了村里最受人关注的地方，经常会有人在我们上课的时候，驻足在窑洞前，倾听我们给学生讲课，倾听学生的朗朗读书声，关注我们的中队会，孩子们庄严的队礼，嘹亮的队歌不知吸引了多少关切的目光。就连赶集过路的人们也会停下脚步看一看，听一听。我们付出了青春的全部热 情，也得到了全村老少的认可，包括大队书记在内，老老少少都不在直呼我们的名字，而是尊称“先生”。经常会有人在学校窑洞前放下一篮土豆，几个鸡蛋，或是几棵白菜表达他们的感激之情。现在回忆起来仍旧十分感动。在那个知识被亵渎的年代，陕北居然是一方净土，蕴藏着对知识的尊重与渴望。
四十年过去了，我难忘那片土地，想念我的学生。我永远忘不了那山，那水，那些质朴的人民给 我的支持和帮助。忘不了我的插队生活，忘不了我们的小学校。我默默的在心中呼唤，我的学生们，你们还记得我这个这个曾经教过你们的先生吗？，你们如今又都在哪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