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二年春节的前一天，大地已是一片白雪皑皑，西北风呼啸着，肆无忌惮地掠过，卷起地面上的雪渣儿，好似形成无数条白色的小蛇，扭动着身躯，顺着风向远处疾奔而去，这就是当地的“大烟泡”。外面是风和雪的天下，气温已经降到零下三十多度。
 
    晚饭后，我们全都缩在宿舍里，往火墙的炉子里不断地添煤块儿，再加上热炕，屋里的温度已经到了零上三十多度，我们都光着膀子，只穿个裤头。有的人百无聊赖地聚在一起神侃，有的人独自默默地想家。
 
    突然有人提议：“你们谁敢在炉盖儿上拍一下？”大家的目光不约而同地集中到了炉盖儿。只见那炉盖儿已被烧得通红，都透明了，仿佛马上就要化了似的。大家面面相觑没人应答。只听北京知青陶士鑫说：“谁给我十块钱，我拍！”我马上说：“我给！你敢拍吗？你要是不敢拍，就给我十块钱。”
   只见陶士鑫蹲了个马步，酝酿了好一会儿也没拍下去。我心中暗自得意，以为今天身不动，膀不摇就挣了十块钱。没想到的是，此时大家一通起哄，将得陶士鑫咬紧牙关，一巴掌就拍下去了！只听见“滋”的一声，炉盖儿上冒起一股淡淡的白烟儿。大家急忙围上去，看到他的手掌的突出部位只是有一点点儿发白。我心说：完了，我的十块钱没了，这可是三分之一的工资呀！（不过我一直赖着不给，至今说起此事时，陶士鑫还说我欠他十块钱呢！）
 
   令人兴奋的事情很快过去了，无聊的情绪又弥漫了宿舍。
   过了一会儿，田家祚提议：“你们谁敢去连队的鸡窝偷鸡，我负责褪毛、炖鸡。”经过刚才的起哄，这时还真觉得肚子里有些空，反正呆着没事、也睡不着，我和骆魁芳麻溜地穿上棉衣，冲进冰冷的世界。一会儿，我们拎着两只没头的鸡回来了。田家祚利索地褪毛、开膛，拿来一个平日即洗脸又洗脚的大铝盆，放满水就炖上了。只见大家都围在火炉旁，前面蹲着、后面站着，都伸长了脖子，头挨着头、脑袋压着脑袋，目不转睛地盯着大铝盆。很快，屋里就弥漫了鸡肉的香味儿。我费劲儿地咽了一口口水：快一年没吃到鸡肉了吧！
 
   这时不知是谁，率先下手拽下一个鸡大腿儿，此时鸡肉才有七、八成熟，我立刻下手也抢出一个鸡大腿儿，躲到一旁顾不上烫，几口就吃光了。一转眼，盆里只剩下鸡汤了，那几个手慢的只能喝点儿汤了。真好吃呀！至今我也忘不了那种香味。
 
    第二天是大年初一，我靠在行李卷儿上，默默地想起北京的家人，和往年在家过节的热闹情景，放鞭炮、在胡同里疯跑……
 
   宿舍门开了，指导员带着一股寒气笑着进来了。和宿舍所有的人打完招呼，径直上炕靠在我旁边。我心里一惊：坏了，莫不是东窗事发？指导员转过头，带着狡黠的笑容轻声说：“昨晚的鸡肉好吃吗？”虽然有思想准备，但毕竟是偷了连队的鸡，心里发虚呀！一句辩解的话也说不出来，只是呆呆看着他。接着，指导员又说：“再也不要这样做了，这样不好。”我默默看着他下了炕，走出了宿舍。
 
    我当时只想知道是谁告的密，脑子里把宿舍里的人挨个儿想了一遍。哦，应该是他，宿舍里十几个人只有他没有吃鸡…….那时，我刚满十八岁。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渐渐明白了指导员的良苦用心。他理解我们这些远离家乡的知青们的思乡之情，也了解我们年轻人躁动的心态。其实在那个年代，开个批判会是很经常的事儿，记得有个老职工就因为拿了连队的两棵大白菜，在全连大会上受到了批判。
 
   不过即使在全连大会上批判我，也达不到教育我的目的。因为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我有着很强烈的逆反心理。
 
                        （三）
 
    晚上送走了聊天的战友，躺在床上却是难以入睡。望着黑漆漆的屋顶，眼前总浮现着指导员的身影。
 
   我们连队知青最多的时候有三百多人，在连队党支部的支持下，我们组织了足球队、篮球队、排球队、文艺宣传队，还有一个图书阅览室。从那时起，无论我出差、探亲，都买回不少新书。每次指导员总是先看看图书目录，然后面带微笑地在发票上签字。连队的工作、生活虽然艰苦，但在指导员的安排下，连队里丰富的业余生活把年轻人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从而形成了健康、活泼、积极向上的氛围。因此，六连在五十五团逐渐有了名气，不少团里的干部都特意安排自己的子女到六连来工作。
 
    七五年、七六年是文革后期，那是最动荡的时期，知青们从各地带回各种各样的小道消息，我经常与指导员聊起在北京的见闻，他总是静静地听，从不发表看法。我对指导员非常信任，也从不考虑传播小道消息的后果。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周总理逝世，我三月从北京回到连队。那时国家的局势越发不稳定，邓小平主持完周总理的追悼会后就再不露面，小道消息更是满天飞。我依旧把在北京听到的、看到的说给指导员听。清明节那天，我们连队团支部组织了悼念周总理的活动。四月七日，我们正在木匠房为北京知青章嘉林返京送行，突然，北京知青王建国手捧着半导体收音机从宿舍跑来，急促地说：“四月五日天安门广场发生了反革命事件，邓小平因此事正式下台，又一次被打倒……”我当时不禁脱口而出：“扯蛋，全是那帮王八蛋搞的鬼！”大家都默不作声，指导员面带严肃深深地看了我一眼，转身向连部走去。从他的眼神儿中，我明白了，他是在提醒我，不要乱讲话，以免招来不必要的麻烦。
 
    不久全国开始清查与“四五事件”相关的活动，团部也询问北京知青是否有参加“四五事件”，清明节是否搞了悼念周总理的活动。指导员的答复是：悼念活动是团支部在党支部的布置下搞的活动，如果要负责的话，由党支部负责。使得清查活动在我们连队不了了之。
 
    我从心里钦佩指导员，在当时的形势下，这样做是要冒很大风险的，也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四）
 
    二十八日晚，我乘坐最晚的一趟火车从上海返回南京。随着车厢的颠簸，我想起了三十多年前病退回北京的经过。

                             

    一九七七年是我到兵团第八个年头了，大批的知青从农村、农场通过各种渠道陆续返城。年初，我回京探亲，看到周围的同学、朋友已经有不少回到了北京，联想到此时连队的知青已是越来越少，看来这是大势所趋。 在朋友们的帮助下，我开了几张医院的诊断书，走上了返城的艰难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