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69年去的延安原龙寺公社陈家屯大队插队。以下是一些零碎的插队记忆，和我们那个年代在黄土高原插队的知青朋友们共忆吧。
在陕北延安插队时，每人每月45斤皮粮、10元生活费。我们每月还得去离我们村二十多里的地方姚店买粮食，每人45斤，都得自己背回来，回来后还得去皮。开始我们不会，就让老乡给弄，有的老乡很好，弄好了就都给我们。可有的老乡不都给我们，后来我们发现了就不让他们来弄了。我们自己学着推磨，一开始我们还和队长要了一条小毛驴，让社员帮我们把驴套上。
我记得，第一次是把小麦磨成白面。小毛驴被蒙上了眼睛，我们打它一下它就不停的走。我们拿着簸箕想把磨上的东西弄下来，可是它不停地一圈一圈的走，我们也不知道怎样让它停下来。我们一会用中文，一会用俄文吆喝，结果我们越是大声地喊，驴也是越走得快，把我们忙的手脚不停。老乡看到了，乐得前仰后合的。后来，还是老乡帮我们把毛驴叫住的。
我们去赶集时，在姚店买了一只母鸡和一只小猪。母鸡花了0.7元，小猪花了3元钱。当时我和马安利想，我们的粮食也吃不了，就喂一只鸡和一只猪吧，反正我们真的要当一回农民了。
小猪和母鸡都放在我们的窑洞里，我们给小猪喂了些粮食，它吃得可香了，吃饱了就在一边爬着睡着了。可那只母鸡怎么也不吃东西，我们隔壁住着一个大嫂子（说是叫她嫂子，是因为她结婚了，其实比我们还小）。我们大声地喊；“嫂子你快来呀，这个母鸡为什么不吃食哪？”嫂子应声跑过来，低下头看看了我们买的母鸡，突然站起身来笑的前扬后磕的对我们说；“你们真是的，那鸡瞎人也瞎呀！”我们这才仔细看,哇,那只鸡的两只眼没有黑眼球。没办法，我们只好让大嫂给鸡杀了给炖了,马安利把她从北京带的大米拿出来做了米饭,我俩美美的吃了一顿。
开始我们只会做小米粥，后来学会了做玉米面的贴饼子了。那时，不仅没有蔬菜，连酱油、咸菜、黄酱都没有，我们只能买到大盐。我们把大盐擀碎放到小米粥里，要不就是吃一口大饼子吃一个大盐粒。后来，家里有条件的给寄来点固体酱油和罐头。
延安那地方吃饭，是手端着碗到处走，我们就去老乡家蹭些咸菜吃。还有的人家有芝麻盐。老乡家也少得可怜，我们不好意思吃多了，就一顿换一个人家。那的老乡困难极了，我们村每年每人才80斤皮粮，大部分时间都吃糠咽菜。他们把谷糠用锅炒熟磨成粉， 用箩把细的粉筛出来待客用，他们把它叫做炒面。剩下的粗的用水合成面团再上锅蒸熟，就像牛拉的粪又黑又粗。有一次，一个老乡给了我一块让我吃，我咬了一口又苦又涩，我实在咽不下去就到门后偷偷的给吐了。
老乡们特别珍惜粮食，也特别会利用土地。有一次，我看见大队长家的门屋檐上有两棵草，我就一跳顺手给揪了下来，队长的老婆很不高兴，说那是她种的两棵小麦。我听了她的话后，很是内疚。是呀，粮食对他们是多么重要呀。这件事让我永生不忘。
很快夏天到了，有时下完大雨山上的大水就顺着山流了下来，于是流进我们的窑洞里。当时，我和马安利坐在炕上，看着大水一下把我们的门闯开涌了进来，地上的脸盆在水里来回的飘荡，我们还高兴的笑哪，趴在炕上用手玩水。有一次，水都快到炕沿了，我们还在玩。邻居大嫂子看见了，忙让我们出来说：还玩那，一会就上炕了，水再大就淹死你们了。这时我们才害怕起来，赶紧跑出窑洞，去大嫂子家。水流走了，我们一看，窑里都是黄土泥，我和马安利再一盆一盆地往外弄泥。
这时，北京的学生都往北京写信，说这里不能生活下去了。北京派来慰问团，我们学校派来的是我们学校人缘最好的一个体育老师，我们都叫他张大块。当时，一个叫白松敏的女同学还拿了一个糠饼子让张大块吃。她对
慰问团刚走了没几天，发了大洪水，白松敏，还有两个女生一个叫藤秋霞，一个姓孙的外号叫‘王八’的女生，全叫洪水给卷走了。那个姓孙的救上来活了，那两个女生就永远离开了人世。他们真的永远扎根在那里了。藤秋霞还是我的邻居，她的父亲还跟我的父亲一个单位。她父亲在文化大革命时让人给打死了。她是她家最大的孩子，又死在了延安。后来，我回北京看见她的母亲时，都不敢去看。她母亲看见我的当时，那种无神无奈痛苦的眼神，我至今难忘。02年我又重返延安当年插队的村，还特地到她俩的坟前，悼念了她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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