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诉你一点早期山河农场的情况   

　　对于广大知青朋友来说，山河农场就是西片，东片再加上后来的乐山这三部分组成的。其实在六十年代之前，只有西片才叫山河农场，即一、二、三、四分场，一分场是场部；而东片叫科洛河农场，即五、六、七分场；乐山农场划归是在七十年代。五分场是科洛河农场的场部，当时称为一分场，六分场称为二分场，七分场称为三分场。我下面所写内容涉及的名称都是当时的叫法。

　　早期山河农场印象（科洛河农场部分）
 
　　大约是一九五六年秋季，我们一家随父亲的工作调动，要去一个叫科洛河农场的地方，位于中国最北端的黑龙江省嫩江县境内。
　　我们从山东省老家一路乘车北上，在嫩江县火车站下了火车，又改乘汽车向东走去，那时的公路很不好，坑坑洼洼的，十分颠簸难走，许多地方要用树枝垫了才能开过车去。这样走了四十多公里，来到一个叫科洛的村庄。我们就在那里住了一个晚上，村东有一条河，就是大家熟知的科洛河，河上有一座日本占领东北时修筑的桥。那时，大家所共知的现在的场部连个影子也没有呢。
　　那时我家一共有五口人，父母，我，还有两个妹妹。那时二妹刚两岁多一点，她见地上都是黑泥，不肯下地走。因为我们老家是黄色的土地，她嫌地上脏，说黑泥是“巴巴”。我那时对黑土地才有了第一次直观的认识，黑得好象要冒出油来。

    第二天，我们乘马拉的大板车又向东走去，过了那座大桥，下了公路，马车在新开出的土路上翻过一道又一道丘岗，来到了科洛河农场二分场。那时的二分场分成两个部分，大家熟悉的部分当时称为“上边”，是关押犯人的地方。从那向南面的坡下走去，在坡底处，有一片刚用土坯和茅草建成的房子，那就是为管教干部的家属准备的住处，称为“下边”。那已经是大有改善的条件了，一年多前他们刚到那里拓荒时，是住在地窨子里的，条件更是艰苦得难以令人忍受。住房是全免费，每家一间半，外面半间是厨房，里间是住室，一铺土坯搭的炕，上面是用棚纸糊的顶。比山东老家先进的地方是有玻璃窗，有电灯。不过，可不是一天中总是有电，用一台拖拉机带个发电机，只在天黑时发上三、四个小时的电，而且电压很不稳，也达不到灯泡所需要的电压，灯光是黄色的，忽明忽暗。晚上，纸棚上面有老鼠跑来跑去，吓得我和妹妹都不敢睡觉，有的人家里居然因老鼠体重过大，棚纸被踩破而掉了下来的，时常听到狼的嚎叫声，有时甚至感觉就在屋子附近。（１９６８年我被分配到那里工作时，发现下边已经不存在了。）

　　我的父亲是一名管教干部，称为中队长，每天从下边到上边去上班。任务是带领犯人下地劳动，另有武警负责身背长枪看押，父亲他们配有手枪。监号四周有岗楼，武警们在上面站岗，只有一个大门可以进出，看守是很严密的。那时各个丘岗上都长满了柞树，桦树，坡下则长的都是榛柴棵，主要采取放火烧荒的办法，然后用拖拉机开垦，那一个接一个的丘岗地块，都是那时用这种办法开出来的。柞树的根有个很大的疙瘩，用来烧火非常耐烧。那时用的拖拉机是苏联提供的，名称叫“柯司”，“纳奇”，翻地，播种都用它们。犯人们主要是锄草，脱谷，收割小麦用的是马拉收割机。

    在那里我第一吃到土豆，犯人们种了很多土豆，我们刚一到那里，就看到一大块地里的黑土上星星点点到处都是白色的土豆，是用拖拉机翻开土豆地后不要了，任人去捡拾。我和母亲去捡了一小袋子，我以为会像红薯一样呢，煮了一尝，感觉不好吃。对我们小孩子来说，最好玩的是用大萝卜打仗，那是犯人们种的大萝卜，收回来后就堆在家属区后面的空地上，萝卜堆有两人多高，红的，紫的，青的萝卜，都带着叶子，没人管。我们一群小孩子就用那些大萝卜互相投来投去打着玩，由于萝卜很脆，一落到地上就被摔碎了。其实那些大萝卜又脆又甜，很好吃，只是太多了，那时无论如何也消费不完。后来天气冷了，那些大萝卜和地里没有捡回来土豆都被冻坏了。
　　
    冬天里，我们最大的乐趣是捕鸟。那时那里有一种叫雪雀的鸟，个子比麻雀稍大一些，全身的羽毛都是白色的，只有喙和爪子是褐红色的，当它落在雪地里时是很不容易看清楚的。捕捉雪雀的方法主要有下面几个：一是用筛子扣，二是用弹弓子打，三是用滚笼引诱，四是用马尾套。我们那时主要是用第四种办法，我们去马号向养马人要来马尾，做成套子，把套子拴在一根二尺左右长的木棍上，选择雪雀经常出没的地方，把木棍用雪埋起来，让马尾套露在外面，然后找来一些谷子，撒在上面，当雪雀发现有食物而落下来在那一片儿蹦蹦跳跳吃谷子时，一不小心腿或脖子就会钻进套子里。为了多套到雪雀，要同时多做一些套子，埋在不同的地方。我们躲在远处，一但发现有雪雀被套住，就马上跑过去捉住，并重新埋好套子，等待下一批雪雀上套。我们的另一个乐趣是在雪地上拉爬犁玩，几个要好的伙伴拉着爬犁从下边到上边去捡（买）豆腐。有时我们还可以喝到热的豆浆，运气好的时候还能喝到豆腐脑。豆腐多的时候，就冻起来，冻豆腐的味道一开始吃不惯，后来也就习惯了。上边有一个合作社，是唯一可以买到商品的地方。那时的小孩子是很少有零花钱的，我们在外面玩的时候常可以捡到麻绳头，碎铁之类的废品，到合作社里可以卖了换点零钱的，三角二角已是不小的数目了，我记得用那些钱买了两本小画书，一本是《赵一曼》，另一本是《小狗熊历险记》。有时也买几块糖吃。还有一种游戏是玩马掌钉，因为那时农场还没有汽车，一切运输全靠马拉的大板车，所以马很多。马掌钉是在铁匠炉里打出来的专门用来固定马掌的铁钉，马在路上行走时间长了，磨得不能用了时，换下来就扔掉不要了。因为那时没有小孩子的玩具，于是就玩那种现在看来很脏的东西，而且是打赌性质的，看谁赢得多，赢到手就象宝贝一样藏起来。
　
　　下边家属区的南面和西面，是一望无际的草甸子，上面布满了水泡子，水泡子里有很多鱼，有几个伙伴相约去钓鱼，可那时没有像样的渔具，又不懂钓鱼技巧，大家用白棉线拴个鱼钩，用高梁秆做浮子，找了一根竹杆就去泡子里钓了起来。我们只能钓到小白鳔子，老头鱼之类的小鱼，还有泥鳅。鲫鱼却是一条也钓不上来。到了冬天，水泡子封冻了，冰有一米多厚，只剩下水泡子底还有一点水，鱼们都集中到那里去了。这时，大人们就开始去凿冰窟窿打鱼了，一个冰窟窿可以打上来很多鱼，有鲫鱼，白鳔子，老头鱼，泥鳅，蛤蟆（田鸡）等。刚一打上来时，鱼在冰上活蹦乱跳，不一会儿就冻成硬硬的了，分给各家放在外间可以吃很长时间。

    要写农场创业史，必须要有准确的史料，而我谈的只是“印象”，有很大的不准确性。我相信这样的真实记载应当有，农场是到了应该写场史的时候了。农场像我父亲一样的干部有很多，正是他们的真正艰苦奋斗，才有了农场的今天。他们一生没有享受到好日子，就在改革开放刚有点成果时，他们相继离、退休了，不久又陆续离开人世，据我所知，农场的第一代开拓者现在在世的已经没有几位了，他们理应得到尊重。我父亲在四分场离休，那时有一个政策规定可以异地安置回原籍，并带一个子女。在求得异地安置的过程中，一连串的不如意使他的思想有了个急转直下的变化。当他回到他曾经冒着生命危险战斗过的地方——自己的老家，安置问题却遇到了阻力。看到那些当初留下没有调走的战友们，一个个在市里面独门独院过着安逸的生活，其子女们也都有很好的工作岗位。而他现在想回来都成了难题，自己的孩子们将被留在北大荒，老人家愤怒了，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我不想在此明言了，说出来就会像楼上所说的那样——走调了，也会贬低革命一生的老人家的形象。 １９９７年，我父亲在原籍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