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知青在平陆     

                          

                                 记者  王密成

 

 

        ２００５年５月２日，山西省平陆县的街头，一阵狂风骤然间旋起了漫天的灰尘……
        车窗外，５７岁的胆德顺欲言又止。一抹夕阳中，头发斑白的他挥动着残缺的左手，显出惨淡与凄美。正是这样的瞬间，让记者蓦然回首的视线顿时被一种莫名的激动而朦胧了。
        “砰！”车门关闭了。然而，胆德顺还怔怔地站在北大街的十字路口上，守望的目光里有一丝难以察觉的失神。他看见了什么？是否再一次眺望到了那些并不遥远的昨天？！

 

★抵达平陆
        置身在山西省最南端平陆县的土地上，直至躺在了平陆县政府室内的地铺上，２００多名北京来的知青虽然经历了千里迢迢的长途跋涉，但他们仍处在亢奋中，丝毫没有倦意。毕竟是一群１７岁左右的青年，充满了朝气蓬勃，他们向往着“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大课堂，怎能不热血沸腾！
        至于怎样来到平陆县的，他们大多在当天的夜里记住了一个大概：同年级的２００多名同学一起上了北京始发的专列，次日下午在运城站下车；经历了一个简短的欢迎暨欢送仪式后，由军代表一路陪送，分乘几辆敞蓬卡车在山路间颠簸了几个小时，天黑的时候才来到了久仰的平陆县，就着临时在县政府院里扯线吊灯的灯光，同学们或蹲或坐在院子里，草草地吃了晚饭；在办公用房里，已安顿好了地铺……有的人在日记里郑重地写下了这个难忘的日子——“１９６８年１２月３０日晚，抵达平陆县”。
        时间，就这样定格在了１９６８年１２月３０日。时代，就这样改变了这群青年学生的身份。历史，就这样记载了影响深远的“知青”一词。个人，就这样由“北京市民”改写成了“平陆县农民”。
        ——在这个难以入眠的冬夜里，在这些充满新奇的知青中，时年１８岁的胆德顺也在其中。他听着窗外的风声，双眼望着黑洞洞的窗外，一时间不知道自己是恍若如梦、还是刚从梦中醒来，一幕幕曾经的事情反复的在脑海里翻腾着，既清晰，又模糊，还有说不明白的光荣感和使命感。其实，作为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的青年，除了“听毛主席的话，听从党的召唤”和“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思想外，几乎都是怀着一颗火热的心自愿来上山下乡的。
        至于为什么选择到平陆县来当知青，他与他的同学们都有着相同历史背景下的类似经历——１９６６年，胆德顺和同学们在北京西城区新街口中学初中毕业了。当时恰逢文化大革命开始，由于罢课闹革命，他们不能继续读高中了。根据学校革委会的指示，这些学生仍然每天到校，除了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就是参加游行、串联、贴大字报的各种政治运动。
        转眼到了１９６８年，在即将复课闹革命的时候，上山下乡运动也随即开始。当年１０月，新街口中学曾事先派人到平陆县参观过，带了点儿核桃、苹果、枣之类的土特产回去，特意摆在桌子上让学生们观看；平陆县派来的代表也向学生们宣讲平陆县的特色和特产。学校还专门开大会做学生的思想动员工作，鼓励大家“本着自愿报名的原则”，到山西省平陆县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情系平陆
        平陆县本来名不见经传，如果不是一篇新闻报道的轰动效应，也许不会产生那么持久的影响。原来，为了配合一河之隔的河南省三门峡市建设三门峡大坝，平陆县境内修筑风陵渡至南沟的公路时，在１９６０年２月２日发生了民工集体食物中毒事件。为了紧急调运急救药品，山西省、河南省、北京市动员了方方面面的力量，直至动用空军的飞机空投药品，最终挽救了那些民工的生命。２月６日，《北京晚报》首先发布了这一新闻事件；２月２８日，《中国青年报》记者正式以《为了６１位阶级兄弟》为标题全面报道了该事件，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此后，《为了６１位阶级兄弟》作为报告文学的范文，载入中学语文的课本，因此，“平陆县”也就让学生们耳熟能详了。
        １９６８年１１月，就在胆德顺他们１９６６届初中毕业生接受了思想动员工作、参观了平陆县的土特产展览后，面对继续读高中或者响应上山下乡号召的两种决择时，１９６８届的毕业生快毕业了，而１９６６届、１９６７届的许多毕业生却还没有安排，一下子使“三届毕业生怎么安排、往哪里安排”的压力骤增！当时中央就此作了个通知，其中提到了四个“面向”暨“面向农村、面向边缰、面向工矿、面向基层”，为广大知识青年指出了方向。１９６８年１２月２２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按语转引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已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之后，全国知青上山下乡掀起了新高潮，总人数达到了２６０万人。
        胆德顺那一届的初中毕业生有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有了向往的平陆县为下乡目的地，一颗红心早已做出了坚决的决择！似乎是一夜之间的决定，全年级的２００多名学生全部自愿报了名。然而，胆德顺的报名并不顺利，原因是他母亲不同意他离开北京。眼瞅着做不通母亲的思想工作，他便偷拿了户口本，自己去把他的北京市户口注销了，非要去平陆县作插队落户不可。无奈，母亲只好含泪同意了。在当时，北京市政府专门有一项补助政策，凡是参加上山下乡的知青，每人均有经费的保障，也就是每人配发１丈５尺的布票和１５元钱，用来支持知青做被褥。在临出发的头天晚上，“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的情景，放置在全国２６０万名知青上山下乡的背景中，该演绎出多少种版本的眼泪与欢笑相交织的故事呢？
        北京那一年的冬天特冷。那一夜，北风夹带着雪花发出低音的呼啸，直至第二天清早才停止。
        踏上革命征途的时刻到了。无数的红旗在飘扬，无数的锣鼓在敲响，在震耳欲聋的高音喇叭播放的《大海航行靠舵手》和千万人共同高呼的革命口号声中，胆德顺他们背着行李，挎着书包，浩浩荡荡地登上了西行的火车……
        ——就这样在亢奋中断断续续地回味着、串联着曾经的片片断断，躺在地铺上的青年们终于困盹了，连日的亢奋渐渐地转化成了鼾声和梦呓。

 

★插队柳沟
        １９６８年最后的一个夜晚与１９６９年的第一天，在这个寒风凛冽的晨曦里交汇了。
        一阵哨声响过，２００多名北京知青纷纷醒来。他们排队站在平陆县政府的院里，听候点名、分队和所去插队公社的分配决定。站在队列里的胆德顺，望着远方刚刚泛起的鱼肚白，听到了一个使他自豪的声音：“胆德顺为学生队长，同倪新生、尹铁山……２８人到杜马公社柳沟大队的潭里小队插队。”
        随后，这些知青分别乘上了几辆敞逢卡车，分赴各自不同的公社和生产队。车辆行驶在崎岖的盘山道上，杜马公社派来的人指着这条砂石公路说：“就是修建这条公路时，发生了那起民工食物中毒事件，之后就有了那篇脍灸人口的《为了６１位阶级兄弟》的新闻报道。”听到这里，这些知青顿时激动起来——原来是沿着一条“新闻”的路在行驶呀！而对于“平陆不平沟三千”的疑惑，也被千沟万壑的景象所深深地吸引和转化了。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跋涉，汽车终于来到了杜马公社柳沟大队潭里小队。远远地，锣鼓的声音已从村口飘来，还伴随着鞭炮的声响，这是全队的社员在用这种传统的方式欢迎北京来的知青。因为他们早已耳闻：这些知青是从北京来的，是毛主席派来的大学生。所以，当汽车刚一停稳，一幕幕感人的情景就像电影里的镜头一样上映着：社员们抢过知青的行李、提包背在身上；生产队长引领着知青们向驻所走去时，孩童们在前前后后奔跑着，眼里透露着喜悦；拄拐棍的老汉和小脚的老太婆也不甘落后，在人群后面追赶着，想多看几眼“毛主席派来的知青”……看着纯朴的乡亲，听着陌生的语音，嗅着扑面而来的饮烟、牛圈、猪舍的混合气息，还有偶尔的羊叫和狗吠声，北京的知青们被熏染着、陶醉着，内心中也同样充满了新奇和喜悦。尤其是平生中第一次受到如此规格的礼遇，这些年轻人竟然在一时间不知道如何是好了。直到１４位女知青、１４位男知青被分别安顿在四孔窑洞里，把行李放置在铺了厚厚一层麦秸的地铺上时，还没有缓过神儿来。
        主窑洞门外的进口处，生产队已把灶火垒好了。白面和玉米面混掺蒸好的大馒头散发着诱人的香气，大锅里白菜、萝卜和豆腐的炖菜也冒着香喷喷的热气，让知青们信感温馨和温暖。“吃，吃饭！”生产队长热情地招呼着。这些知青们每人一粗瓷大碗的菜、一个大馒头，吃得非常香甜。社员们却久久不愿离去，站在不远处围观着这些知青，既看他们怎样吃饭，又悄声地品头论足。知青们并不知道，像这样的伙食是大队精心安排的，在当时的岁月里有这样的伙食是非常难得的。
        饭后，知青们各自整理地铺的时候，一件预料之外的事情发生了：其中有１２位女知青不敢入住分配给她们的窑洞，原因是窑顶上有一条裂缝，怕塌。生产队长和妇女队长赶紧过来讲解：“这四孔窑是掏建于光绪年间的老窑了，住着干爽，是生产队特意腾出来给知青住的，冬暖夏凉。那裂缝早些年就有了，绝对不会塌的……”尽管山西平陆的口音听不太懂，但真心真意就是最动听的语言，几番劝说下来，打消了女知青们的顾虑。
        作为知青队长的胆德顺，１８岁就已显得成熟和干练，帮助别人料理好住处后，带着责任和使命开始到社员家里走访，“了解贫下中农的生产、生活情况”，调查全队有多少户、多少人等基本情况。
        当晚，仍由生产队里推荐出来的贫下中农代表为知青做饭。米汤和馒头是主食，炖菜却没有了。冬天的夜晚来得早，而潭里村的这个夜晚却是有史以来来得更早、更漫长的一个夜晚了——煤油灯下，妇女们围绕在女知青的周围，啧啧称奇着“北京的女娃脸皮嫩”、“说话的声音像唱歌”……男知青的窑洞里就更热闹了，一群汉子们追问着几乎无法回答的问题：“北京有多大？”“天安门有多高？”“到了北京就能见到毛主席了吗？”语言有时听不懂，难免会答非所问，使四孔窑洞里不时地传出欢快的笑声。
        知青们就这样被光荣与幸福包围着，度过了这个美好的时光。从这一天算起——１９６９年１月１日，他们正式成为插队的知青社员了！

 

★接受教育
        当社员们终于散去的时候，窑洞里一下子沉寂了下来。次日上午，他们醒来时还以为天没有亮，躺在黑洞洞的窑里不知是何时，直到有人推开窑门，光线直射进窑洞刺得人睁不开眼睛后，大家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已是“日上三竿”了。
        站在窑外的空地上，他们看清了村貌：村子中间是一条大沟，沟的两旁是社员住家的窑洞；远山近岭都是黄褐色的苍凉……看到这里，原有的憧憬难免有些失落。惟一不变的是乡亲们的热情不减，依旧三三两两地来知青点串门、聊天，减轻了他们想家的许多苦闷。
        三天后，知青们等来了平生第一次以社员身份出工的日子。天刚蒙蒙亮，吃过早饭的知青们在窑洞前向毛主席“早请示”，即背诵毛主席语录：“农村是个广阔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然后，在生产队长和知青队长的带领下，一人高擎红旗，一人高举毛泽东像，２８名知青手持肩扛着锹和镐列队出发了，投入到了修大寨田的“战天斗地”中。傍晚，仍然擎旗举像回到知青点，再在毛主席像前举行“晚汇报”仪式——背诵“老三篇”。在这个第一天里，他们每人挣得１０个工分，学会了使用锹和镐，还为手掌磨起了血泡而倍感高兴。
        在“接受再教育”的过程中，挑担送粪是最考验知青的苦累活。这些生在北京、长在北京的年轻人，基本上都没有挑担的经历，初次往地里送粪的时候，大多掌握不了扁担的平衡，要么前倾得厉害，双手得撑抬着扁担，走起路来左摇右摆；要么是扁担偏后了，显得前轻后重，靠双手在前面摁着扁担前行，在上披的时候进三步、退两步。但是，几天下来，这些知青还是掌握了技巧，在肩膀肿了消、消了肿之后，也能像当地农民那样健步如飞了。
        由于胆德顺对知青的思想工作抓得紧，知青们的积极性一直高涨，他们所在的知青点一直受到柳沟大队和杜马公社的表扬，被树立为先进知青点。虽然生活上艰苦、农活上劳累，但他们通过体验明白了“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真谛：学习贫下中农的农活技术重要，而学习他们吃苦耐劳的精神更重要，直至今天、乃至未来！
       在没有报纸杂志、没有电灯、没有日历的闭塞环境里，知青们渐渐适应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日子，时光变得单调而快乐。转眼间，１９６９年的春节如约而至了。
        春节期间，公社领导和大队书记、大队长等人组织慰问了知青们，给他们送来了麻花、油糕、柿饼等慰问品。受到鼓舞的知青们暂时忘却了对北京和亲人的思念，在知青点里张灯结彩，过了一个“革命化的春节”，还和当地社员们共同搞了一个联欢会，由知青唱歌跳舞，村民演唱地方戏曲。
        “一年之计在于春。”１９６９年的春季，胆德顺同生产队长研究后，创新了一项互帮互学措施，即：“一帮一，一对红”，由一个农民社员带一个知青社员一起劳动，同时传播农活技术；而知青则在学习技术之余，帮助农民学习文化知识。不久，像一手扶犁、一牛挥鞭吆牛的技术活，已不在知青的话下，更何况耙地、整垅、锄草、挥镰收割的活儿呢？因此，胆德顺他们这一拨北京知青的思想素质、劳动能力和政治觉悟，成为当时其他北京知青点和天津知青点学习的榜样，他们“一帮一，一对红”的经验也在平陆县逐步推广开来。胆德顺在这一年加入了共青团。

 

★艰苦岁月
       当他们在睡了半年的地铺以后，上级下拨的知青安家费到位了。利用这难得的款项，知青们睡上了木板床、添置了新农具和一些零零碎碎的生产必需品。但是，仅凭借毅力和热忱是不够的，半年多的地铺环境，让许多女知青患上了不同程度的妇科疾病，男知青中有的患上关节炎或坐骨神经痛。而这些十八、九岁的青年人毫无怨言，把青春和汗水全部献给了平陆的这片热土。
        由于队里指派做饭的社员要抽知青的工分，所以知青们决定自己来解决做饭问题。他们选派出一名女知青做饭，一名男知青挑水，并兼职种一小片菜地、养一只小猪。缺油少盐是正常的，按每人每月３０斤口粮计算，男女混在一起吃饭有好处，女的饭量小，男的可以多吃一点。就是这样凑合下来，一年到头也就是有个温饱，几乎见不到油水，年底结算时１０个工分仅划３毛钱，仅够领取口粮的。那只小猪因没有余粮喂养，到年底时也还只是个大一点的小猪，杀了，一顿吃完，也算是一年间吃过一回肉。实在没菜吃的时候，大葱蘸盐、蒜瓣蘸盐的事是极其平常的。
        令人感慨的是那些女知青，除了衣着同村姑稍有所区别外，其余的都一样了，平日也舍不得抹个雪花膏之类的化妆品，仅有的零花钱都用来买邮票同家里倾诉衷肠了。男知青的幸福是偶尔结伴去趟平陆县城，徒步往返７０里地，看看国营食堂里翻着油花的羊肉汤饱饱眼福，在惟一的一家照相馆前逛一逛。所以，他们许多人都没有当时的“老照片”。
        也有知青受伤的事例。譬如，知青倪新生在沟边割草时，踩在草上被滑跌到了沟底，致使肩胛骨骨折。在知青点伙食太差的情况下，被安置在村民家里调养了几天，仍不见好转，后来回北京治伤。知青尹铁山高度近视，在一次晚间开会后，从羊肠小道返回知青点时摔到沟底，头上摔开个大三角口子。若不是村民发现并及时大喊“‘瞎子’跌沟里了”使他得以获救，很有可能就有生命危险了。
        １９７０年春节前，所有的知青都不再想过“革命化的春节”了。有的让家里寄钱，有的相互借钱，反正是非要回北京过年不可！胆德顺的家里兄弟５人和１个妹妹，排行老二的他深知家中的困难，哪里忍心向家里要钱呢？幸亏来时带的钱一点儿没花，这才有钱“打车票回北京”，临走时还买了点儿核桃、木耳等土特产。众知青回到北京后，大多都保持着革命的乐观主义，基本不向家人讲解所受的苦累，把酸楚压在了心底。然而，春节过后，他们几乎没有按时返回平陆的，有的一待就是三个月，直至麦收前人员才全部归队。
       客观地讲，自从回北京再回到平陆，所有知青的干劲都不如从前那样充足了。悄悄地托关系、找后门、开假证明的事明显增多，找借口请假回北京的人越来越多，甚至有的请假走了再也没回到平陆。

 

★扎根平陆
        １９７０年的夏收秋种季节，正值大搞土地深翻运动，胆德顺被抽调到了杜马公社。因为他在当时是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知青队长，被平陆县活塞环厂厂长贾铁昌赏识，点名要招他的工。然而，柳沟大队不放人，怕他走了之后那２０多名知青没人管理。
        １９７１年３月，胆德顺还是被平陆县活塞环厂招走了，做了一名合同工。当时每月工资是３３元，向生产队每月上缴３元钱。半年后，他的户口迁到了县里，由农村户口转变成了平陆县的城镇户口，也从此告别了农村。
        １９７３年，胆德顺由合同工转正为正式工，每月工资由３３元逐渐涨到３４元、３６元……他曾回过知青点，但点里已没几个人了。
        因为有过知青的磨砺，胆德顺工作认真，刻苦钻研技术，刚进厂两个月就能独立操作刨床，两年后的１９７３年已参与自制龙门刨了，成为厂里的技术骨干。
        １９７５年，胆德顺因工受伤，左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第一关节被刨掉。同年，他与该厂女工结婚。１９７７年有了长女；１９７９年有了儿子。在此期间，他试图寻找回北京的门路，但又无路可走。
        １９７８年，历经几次大的回城高潮后，绝大部分北京知青和天津知青返回原籍。而那些在当地安置了工作且结婚生子的人，则因为没有政策的支持，从此“搁浅”在了下乡的所在地。  
        １９８８年初，像胆德顺这样留滞在平陆的北京知青和天津知青，忽然得到了一个通知：可以返回原籍，但只能解决一个人的户口。他义无反顾地让女儿占用名额回北京去了，落户在了原籍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小市口。人们大概不会忘记，电视剧《孽债》就真实的反映了在西双版纳下乡的上海知青，在大回城的特殊时期，因无法带妻携子返回原籍，从而选择了离婚、遗弃子女的道路，欠下了无比凄凉的“孽债”。
        １９９１年，胆德顺通过考试成为了刨工技师。原本打算在平陆待一辈子的胆德顺，虽然时常感受到思念女儿、渴望团圆和回归故里的痛苦，但相对平静的生活还是让他安心地工作着。
        ２０００年，突如其来的下岗打破了生活的平静——夫妻二人在企业改制时双双下岗，恰巧又是他儿子复读后考上山西大学的关键时期，使他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此时，他下岗后的工资是１７０元，扣除３０元的养老保险金，实际到手１４０元；妻子的工资是１６０元，实际到手１３０元。夫妻二人一个月２７０元的总收入，养活自己都很困难，再如何供养上大学的儿子呢？一夜之间，他的头发花白了。
        为了供养儿子上大学，为了自我生存，胆德顺给私人小厂搞过机械加工，卖过馒头、包子、手工面条，在幼儿园前摆过小摊……
        ２０００年以后，胆德顺无数次地恳求和申请县里、运城市的相关领导，终于在２００２年拿到了每月９０元的低保金。
        ２００３年１２月，胆德顺的工伤问题没有得到落实，但总算盼来了按病退解决的退休金，从此每月能拿到４１５元的退休金。他感伤得哭了，妻子也哭了。
        ２００４年，胆德顺得到过县工会的一次救济，给了一袋面粉、一壶食油。
        ２００５年，他给人看大门，每月收入２００元。
        ２００６年后，他的低保被取消……
        ——扪心自问：谁不想叶落归根？谁不想亲人团聚？如今，他的女儿在北京，儿子在太原，他老俩口在平陆，一家人天各一方。
        置身在贫困的平陆县，退休金只有四百来元，如果回到北京想买一间居室栖身，那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梦想。所以，像胆德顺这样仍然“扎根”在平陆的北京知青和天津知青近百人，几乎都是相同的境况。“北京市有一个新政策，知青在下乡地方退休后，可以向原籍的街道申清，户口可以回北京了。”胆德顺苦笑着说，“我和老伴的户口刚迁到北京不久，不是为了我们自己回北京，而是为了将来儿子能回到北京……”是的，当他们献出了青春之后，直到磨砺成老年的时候，才能把回归故乡的愿望寄托在子女身上的结局，如何为他们的人生写上更好的注解？！
        ……汽车启步了。胆德顺再次招了招手，脸上现了微笑。那是他对还原了的昨天的追忆，还是对青春无悔的记忆？
        而记者想说的是：胆德顺的个例，虽然仅是一代知青的缩影，并不代表所有的知青经历，但又似乎可以说明些什么……
   

★相关链接：
        １９５５年，全国就业压力大，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提出开荒３８６８万亩土地。
        １９５５年１２月，毛泽东首次提出“农村是个广阔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号召。
        １９５６年搞农业发展纲要时，“上山下乡”一词正式出台。
        １９６４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城镇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确定了上山下乡运动的纲领性文件。
        １９６５年，该草案正式发布，被列入党和国家重要的日常工作范围。
        决定千百万知识青年命运的，是１９６８年１２月２２日的毛泽东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
        １９６９年，“老三届”、“小三届”毕业生共有２６０万人上山下乡。
        １９７７年８月，“文革”正式结束。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１０日，历时４１天的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结束。
        １９７９年至１９８０年，已有１０个省市停止上山下乡。
        １９８１年，工作重心已转向安排历史遗留的９６万插队知青问题。
        １９８１年底，国务院知青办并入国家劳动总局，各省、市、自治区也仿照办理。
        至此，历时２０余年的上山下乡运动宣告结束。   
        １９９０年后，《世运与命运》、《苦难与风流》、《青春方程式》等一大批关于知青的文学作品问世。 
  

★另，自２００３年以来，已有４万余名大学生奔赴３９２个贫困县开展志愿服务工作。  
        ２００５年底至２００６年初，又有１１３５４名高校毕业生报名招聘“村官计划”，预示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宏伟目标中，当代知识青年将以新的形式、新的作为到农村去支农、支医、支教和扶贫，带领广大群众共同走上城乡一体化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