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个人和民族的“诺曼底登陆”
郭 方
我知道自己能参加高考时，离考试只有25天了。
1966年6月的一个早晨，第一节课在哄闹中散去。接着又是锣鼓喧天地废除了高考。我的大学梦在一片嘈杂中灰飞烟灭。第二年，父亲被打成“反革命”，造反派成天上门抄家，为了躲避迫害．我扒上了开往北大荒的火车。当时和我经常在一起的，还有四个同时插队、同样出身不好的同学，我们五个人一起发过誓：“读书是我们人生的义务和寄托．越不让我学，越要学。”喝酒打牌，我们会，就是迷不上，我们迷的是好学不倦。
我的一位好友边看水闸，边背中国历代年表。还有学英文的、学语文的、学俄文的。怎么学?撕字典。背下一页，撕下一页，不留退路，背水一战。直到把一本字典撕完。
读书，对那个时代的人来说，真可谓是一种信仰。我之所以从北大荒转插到内蒙古，很大程度是为了能在草原上收听英语广播。在极“左”的高压之下，坚持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确实需要具备一点“地下工作者”的勇气、智慧、毅力和信念。
1977年，我以375．4分考入北京大学世界历史专业。多年以后，我才知道自己当年是北京高考总分第一。这是20年之后，《北京日报》记者采访我之前，在市高招办查阅档案才知道的。 ．
我这样的人是比较“书呆子”的。书呆子有几种：第一种是把学问当成职业，工具型的：还有一种把读书作为进身之阶：再有就是像我这样的北京一些老高中生，这类人受过三种文化的熏陶：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苏俄文化。譬如我这人，从小读过四书五经、唐诗宋词，写一些古文，填一些诗词；西方古典文化、伦理道德、人的尊严与价值观对我们也有影响；俄罗斯文化中特别受普希金、托尔斯泰，包括屠格涅夫的那种民主主义、反抗沙皇压迫的精神的影响，也喜欢他们那种浪漫主义情调，包括后来苏联文学中的理想主义。后来上山下乡，我们这类人的精神支柱就多一些。不为生活苦乐浮沉荣辱所左右，反而以能多读些书来自得其乐，出身不好受打击也不自认卑贱。说句不客气的话，我们影响了一批当时没有多少文化、现在比我们有出息的人。
当时我这样处境的人，要争得求知的权利，则必须付出加倍的努力。我不能当第二，也不允许我当第二。具体说．家庭出身是那个年代强加给我的包袱，它令我要么被淘汰，要么就必须拿第一。小学考四中、初中毕业考师大附中，是第一：1977年考北大，文科第一，作为北大当年“超龄”的老高中生破格录取：在北大上了一年又想考研，北大说，那你就先把这四年的课程给我考一下看，通过考试后，又以第一名考进了中国社科院，社科院也无先例录取大学一年级学生，又复试还是第一；后来考博士，仍然第一。我这一辈子有“五个第一”．几乎都是在没有退路的情况下去拼，只要是第二，就不行，早就完蛋了。
所以我并非超前，我的选择可以说是悲剧的命运逼出来的。
1977年的确值得我们珍惜。恢复高考．打破了十多年无视公正、无视科学地将“推荐选拔”视为正统的局面．统治了将近20年的“左”的思想体系是首先从恢复高考开始冲破的。邓小平起了决定性作用，也有一些高级干部、高级知识分子积极支持，一代知识青年积极响应。
那是一个黄金时代。包括港台和西方在内的很多学者，公认那时的社会风气是正派、公正、民主、透明。l984年我在牛津大学做访问学者时，一个英国的左派朋友就说：“中国是穷了点，但它到处充满了机会和希望。”
如若仅仅把邓小平当成挽救了一批人才的“大救星”就失之浅薄了。相当多的国际舆论界人士认为中国改革始于农村，我却毫不怀疑地认为．改革开放的“预演”早在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出台之前就开始了——这正是震惊全国的“恢复高考”。
“恢复”不是复制。它包含了对“文革”的批判，对十七年教育的大胆的扬弃．所谓事关“阶级路线”的那个“政审”，邓小平亲笔改为“主要看本人表现”。七个字，字字千钧!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实际由此发端。应当说．中国高等教育史上此一重大举措，具有否定过去、开拓未来的双重含义。所以，不论你是不是参加了高考，考试的结果又如何，总之，1977年的中国，整整一代人都在蓦然警醒：应该换个活法儿了!
当我们这些幸运儿跨进大学校园时，已经意识到中华民族开始了她的“诺曼底登陆”。
《我的1977)) 陈建功周国平等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2007年1月出版
1977年冬天．500多万从18岁到30多岁、年龄不等的人从农村、工厂、牧区、学校、机关和部队涌向考场，业已中断10年的高考终于恢复了。1978年7月．又有600多万人参加高考。
1978年的春天和秋天．两级学生先后迈向象牙塔．千百万被剥夺了受教育机会的青年看到了希望。被改变的不仅仅是他们个人的命运．对整个国家和民族来说，它意味着更深远意义的复苏和新生。
为纪念恢复高考30周年．本书编者约请20位有着77／78高等教育经历的当代作家学者撰写回忆文章，结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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