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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初始，全国的学生被“停课闹革命”，响应伟大领袖“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造“修正主义教育制度”的反，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虽然在1967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学生返回学校“复课闹革命”。但那时的学校要闹革命，要搞“斗批改”，要清理阶级队伍，还要组织学生学工、学农，正儿八经的文化学习课倒是没上过几堂。因此，我们这批所谓的69届初中毕业生，依旧还是小学文化水平。  

    1969年的夏季被初中毕业后，又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但是，一个民族如果没有文化是没有出路的，更不要奢谈什么“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要想有所发展，有所作为，就必须掌握文化知识。

    于是在1972年左右，北京市、天津市从东北兵团陆续调回一些知识青年充实本市的师资力量，因为他们都是文革前的高中生，有一定的文化水平。        

   由于文化革命的爆发，正常的高考制度被废止，教学工作完全停顿已长达四年之久。直至1970年6月27日，中央批转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8月清华开始招收第一届“工农兵学员”，教学工作才得以恢复。

    工农兵学员的学制3年，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招生方法。在我们东北兵团，也把一些根红苗壮、表现优异的知识青年们送去上大学。这些被推荐上学的知青们大多是能吃苦，工作努力，上进心强，具有自强不息的精神。按照当年的说法：期望他们学成以后，占领上层建筑领域，以保红色江山永不变色。

    能够上学自然是件好事情，上学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工作环境与生活条件，也是一种非常体面地离开下乡所在地的方法。而最重要的就是还有一些幸运儿可以直接返回家乡上学，学成以后可以留在家乡所在的城市工作，在那个年代，真是令人羡慕之极！不过，因为有许多知青由于理想与现实生活的巨大差距，都起了离去之心。在我看来所谓的工农兵上学，后期便有些变味了。      

    因为上学这事毕竟是“僧多粥少”名额有限。于是，激烈的竞争由此开始了，有些人凭借关系把它变成返城的捷径。90年代初期，我在工作中认识了一个朋友，一聊才知道，原来此人还是我们五十五团的“高干子弟”，很早就去广州上大学了，毕业后分配到北京的某国家部委。我猜想，当年如果不是他父亲在团里身居高位的原因，他也未必能上这个大学。

    有一个战友曾经对我讲过：“有一年连队准备推荐他回家上学，谁知到了最后的关键时刻又换作他人。”这位老兄至今说起此事仍然耿耿于怀。

    还有人利用关系挑选学校。1976年，连队推荐一名知青上大学，当时定的去向是黑龙江大学日语系，莫名其妙地就被改为锦州铁路中专学校，无奈之下，为了学习或是说为了离开连队也只有成行。

    我的知青好友，1976年连队推选他上学，当时定的是家乡的大学，结果硬生生地被他人挤掉了。指导员心有不忍，又推荐他上铁路司机学校。还清晰地记得那天晚上，他去团部检查身体回来，我与他在水房昏暗的烛光下闲聊，他说：“去不了啦，因为视力检查是色弱，不能从事司机这个职业。”讲到此处，他的脸上写满了无奈与沮丧。看到我的好友失去了这次难得的上学机会，心中很是替他惋惜。但是，又有些“窃喜”，一个非常自私的想法：好哥们儿，那就再陪我一年，明年再去上学吧。因为，我实在是怕我的朋友一个个地都走光了......

    “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这世上的事还真是说不好。因为长达十年的文化革命结束，1977年就停止招收“工农兵学员”了，我的好友永远失去了被推荐上学的机会。但是，他于1978年在大批知青返城的大趋势下，因胃病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乡，经过自己多年的打拼，至今仍旧活跃在商场上。我想：当年他没能上成大学从今天的角度来看，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吧。

    据我所知，我们连队还有几名在那个年代上中专的知青，有一人是八十年代初与人对调工作才返回故乡；有一人是因为单位不景气“下岗”才回到上海；还有一人至今背井离乡，依然还在哈尔滨工作生活；再有一人，曾是我的排长也是我的好友，从东北调到了离故乡不算太远的省份。

    在那个“火红的年代”讲的是“好儿女志在四方”。但是，如今我们都已年近六旬，中华民族讲的是“叶落归根”，希望我的战友们退休以后能够回到故乡，因为那里有你的亲人，有你的同学，有你的战友。回家吧，在生你养你的家乡颐养天年。

    祝福我所有的知青战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