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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双·
去年的夏天，一群“老三届”在某歌厅聚会。一好事者将聚会录影。之后，这盘录影带就在与会者中间流传。某女士和她的女儿在家中一起看这盘录影带。没看几分钟，女儿就发表了结论性的评论：“这群人怎么一个儿一个儿的都那么丑陋呀。”此话传入
笔者耳中，沉思多日，故写此文。
一．“老三届”的基本评价
“老三届”是指１９６６年“文革”爆发时在校的三届高中学生和三届初中学生。其中年龄最大的是６６届的高三毕业生，俗称“老高三”。“文革”风雨袭来之时，他们正逢高考即将来临之际。如果那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晚三个月发动，“老高三”中的佼佼者将会跨入高等院校的大门。一场风雨，十年光阴，人生的道路由此转向。“老三届”中年纪最小的是６８届初中毕业生。他们于１９６５年跨入中学校门，１９６６年６月停课时年仅１４岁，尚未读完初中一年级的全部课程。“文革”中，他们在荒废了两年的学业之后，也头戴“知识青年”的桂冠被送上了南下北上的列车。
“文化大革命”至今已有３２年。“老三届”中大的已年过半百，小的也有四十六七。在当今少男少女的眼中焉能不老，焉能不丑呢？其实，“老三届”们自己在相互审视时也会有同感。几年前，一男“老三届”曾约会一女“老三届”，想重温一次少年时代的同桌梦。男人留给女人的印象如何不得而知，而那女人衰老的容颜着实让那男人伤感了许久。
世间万物由鲜活走向衰败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了。保尔．柯察金〔１〕的那段名言曾经激励过多少“老三届”。一个人在回首往事的时候，只要自觉没有碌碌无为，虚度年华就不会懊悔。作为一个普通人，在回首花季之时，能够在记忆的长河中采到一朵浪花，让它闪现出往日的明媚和鲜艳就可以自慰平生了。而“老三届”却真的难说曾经拥有过真正意义上的，属于自己的，浪漫无邪的青春时代。“老三届”的青春时代是在红卫兵运动和“上山下乡”运动中度过的。“胡为”、“无为”、“虚度”、“懊悔”应该成为“老三届”人生回忆录中的关键词。
８０年代初，“老三届”陆续从农村返城之后，作为一个共命运的社会群体已不复存在。他们消融在社会的各个阶层和社会的各行各业之中。二十年又过去了，“老三届”已经成为一种历史现象。“老三届”的故事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文学作品和影视节目中。“老三届”自己的回忆文章也一年比一年多。艺术的再创作，失真的回忆和人为的粉饰把历史上的“老三届”搞得面目全非。不断深化的对“文革”的否定的认识应该导致对“老三届”历史形像的重新复位。
一位有着四十年教龄的中学老教师曾经在一次家长会上说过，在她教过的所有学生中，“老三届”孩子的综合素质是最差的。这位老师谈的是她的学生，但她无意中涉及了孩子们的家长——“老三届”的整体素质的评价这样一个敏感的话题。直率地讲，就整体而言，“老三届”是一个不但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其大多数也没有接受过完整的中等教育的一个群体。这一代人的群体素质低于他们的父辈，也不如他们的孩子们。在“文革”中，虽然有一些人也去上过三两年“工农兵”大学〔２〕，可是，那种被“四人帮”推崇的“革命化”大学在文化教育方面的“含金量”之低是众所周知的。在１９７７年，１９７８年类似安慰赛的高考中，“老三届”中的一些幸运儿也曾金榜提名得到深造的机会，他们激动的心情不亚于农民土改期间分到土地时的感激之情，是可以理解的。有数字统计７７级、７８级入学新生为６７万人。而这６７万人中有多少“老三届”呢？最乐观的估计不会超过１０万人。而“老三届”的总人数大约为一千五百万人。这１５０比１的比值说明，７７、７８年的高考确实改变了极少数幸运儿的命运，也将国家的教育体制引入正轨。但是，正是在这种所谓的“平等竞争”的考试游戏中，在中榜举子的感恩戴德声中，国家欠下的中断文化教育的孽债被名正言顺地一笔勾销了。而在那些为数可怜的幸运儿中，对知识的渴求已不再是学习的第一目的，人数不乏地表现出来的是对获得一纸文凭的满足和对可以名正言顺地混入知识分子行列的窃窃之喜。而那些浪迹江湖十年之久，把上学读书作为进入官场的敲门砖的人确也不在少数。即使有个别人经过个人努力，事有所成，但绝对改变不了“老三届”作为一代人由于文化水平偏低，而年龄又相对偏大，在各个领域里竞争无力，即将过早地被社会淘汰的必然命运。在最近几年的下岗大潮中，“老三届”已是首当其冲。
二．丑陋的“上山下乡”运动
丑陋的青春
多年以前，有一群“老三届”在北京搞过一个以“上山下乡”为背景，以北大荒农垦生活为素材的摄影展。影展好像唤做“魂系黑土地”，主题辞是“青春无悔”之类字眼。（注意：计算机只能从硬盘字库中调出“芜秽”“污秽”“误会”等词组。“无”“悔”两字只能分别输入）但是，一个思维健全，心态正常的人看过影展后都不会留下美好、健康的印象。照片上的人多是蓬头垢面，龟头鼠脸，神情和目光都很呆滞。要么做傻笑相，不知其所笑何谓；要么做英雄相，不知其意欲何为。他们的服饰也无款式可
言，男女皆宜，中性得很。照片上作为背景的景和物多是一些驴棚，马圈，土坯房和高粱地什么的。不知影展的举办人想向来观者展示和说明些什么？这两年，这类照片又被汇集成册，以《老照片》的形式炫耀于世。那样的生活值得炫耀吗？１９６９年夏天，人类的使者在全人类的目光的注视下登上了月球〔３〕。他缓缓地转过身来，用惊异的目光眺望人类的故乡———太阳系中一个唯一的，蔚蓝色的星球。它浮动在冥冥的黑暗之中，向漫漫的，寒冷的宇宙发出挚爱的光和热。在这全世界都意识到“科技凌驾于一
切的时刻”，中国的“老三届”们被剥夺了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权利，正在把自己可贵的，属于自己只有一次的青春无奈地抛洒在荒原和山坳之中。今天，还会有人去崇尚和再现这种丑陋的青春模式吗？
别人如何评价“上山下乡”运动是一个旁观者的权利。“老三届”自己对“上山下乡”运动给自己和国家带来的无可弥补的损失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了。
“上山下乡”运动是应该全盘否定，彻底否定的！这并不是一个具有多么高深的理论而需要研讨的命题。“四人帮”倒台之后，国家默许千百万以“老三届”为主体的“知识青年”以高考、病退，困退等各种借口倒流城市，并停止强迫初中和高中毕业生去“上山下乡”的做法，以及在改革开放以后开始的，持续了２０年的，恰恰是与“上山下乡”逆向的“打工潮”都从实践上否定了“上山下乡”运动。
有一点常识的人都知道，工业人口与农业人口的比值，城市人口和乡村人口的比值是标志一个国家工业化程度和现代化程度的一个重要的参数。如果一个国家的农村人口绝对地大于城市人口时，这个国家是无现代文明可言的。“上山下乡”运动人为地将本来在全民总数中就占少数的城市居民驱赶到农村，将发展工业所必须具备的预备人员强制性地转为务农人员。这种国策是与社会发展的大趋势是相违抗的，是一种倒退。
“消灭三大差别！”是“上山下乡”运动中被喊得最响的口号。以“上山下乡”为手段去减少城市人口以消灭城乡差别；以减少脑力劳动人员的数量去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的做法是农业乌托邦主义在２０世纪最荒诞的实践，其后果只能是社会的蜕变，拉大与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
“与工农相结合！”也是一个被喊得震天价响的口号。纯粹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工人阶级是代表最先进的生产力的一个阶级。而农民落后、自私、目光短浅。为什么不留在城市里去和工人阶级相结合或者干脆让自己就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员，而要去农村和一个相对落后的阶级相结合呢？实践和理论是自相矛盾的，它只能用来骗人，根本不能自圆其说的。
２０多年以前，有人写过一首歌颂“文革”，赞美“上山下乡”运动的无耻长诗《理想之歌》〔４〕。１９７６年１月它作为回击“右倾翻案风”的炮弹，被刊登在《人民日报》上，想是得到了姚文元的赏识和认同。据说此诗也是出自“老三届”之手。受到了一点贺敬之诗歌风格的影响，诗人的创作更象是在模仿。虽同属奉命文学，但它却少了些《雷锋之歌》的神韵，也不如《三门峡梳妆台》〔５〕来得流畅。红卫兵文字的影响更是流露在字里行间，可又缺了点儿红卫兵文字中固有的傲气与霸气。总之很蹩脚
，不伦不类的，象个四不象。诗中赞美理想的声音就象是痴人说梦，在当时就为很多人所不齿。它和后来成为一位精神病患者的另一位“老三届”当年写下的朦胧诗的开山之作《相信未来》〔６〕相比，显得那么冗长，那么做作，那么另人厌恶。
有人说“上山下乡”运动是毛泽东“这位气质浪漫的领袖在中南海的书房里构思的称之为‘再教育’的革命性创举”。但是，认真考察“上山下乡”运动发生的时代背景，其决策的动因中到底有多少理想主义的成份是十分值得商榷的。
丑陋的动因
在“文革”中，因党内政治斗争的需要，无理中断国民文化教育和开展“上山下乡”运动是一件事情的互为因果的两个阶段。
１９４９年以后，政治运动不断。而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且和学生有牵涉的只有两次：一次是１９５７年的反右派斗争，一次就是“文化大革命”。五七年的反右斗争中有５５万人被打成右派，但运动没有在中学生中进行，那实在是不幸中的一件幸事。而“文革”到来之时，中学生就在劫难逃了，千百万“老三届”成为这场斗争的殉葬品。
“文化大革命”的冲击波一开始就波及到中学。失控的校园再也听不到朗朗的读书声。在即的１９６６年夏季的初考、中考和高考一律被取消。此恶端一开，中学的停课状态持续了多年，全国高等院校被关闭达１１年之久。（如果以招收“工农兵”大学生为限，高等院校被关闭的时间也有七年之久）荒废学业的中学生何止千百万。
废科举，办学校是中国人在本世纪初作出的全民族的选择。从梁启超、严复倡办京师大学堂为起点，无论天灾人祸如何惨烈，作为立国之本的国民文化教育就从来没有中断过。就是在决定民族存亡的八年抗日战争时期，国民的文化教育也没有间断。以西南联大为代表的流亡大学为中华民族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栋梁之材。“文革”在这个层面上的确名副其实地成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年代。子不教，父之过。民不教，谁之罪？今天，“文革”中断教育的后果早已显现出来了。除了官场和商场，几乎各种行业都存在着人才的断层现象，其中，科技、教育领域的这种危机尤为明显。当“文革”前毕业的大学生开始逐年成批地退休，离开科研，教育第一线的时候，作为一代人，“老三届”不能挑起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重担。历史也不得不无情地跨过“老三届”，把希望的目光投向更年轻的一代。在全民高唱“科教兴国”的今天，应该清一清这没有偿还的历史的旧帐。
文化教育停止了。但中国人的生育没有停止，婴儿们仍在出生，孩子们还在长大。“文革”搞了两年，形势虽然“不是小好而是大好”，但是一个极为严峻的社会问题日益紧迫地摆在中国领导人的面前：１９６６年“文革”开始时，五、六、七岁的孩子已经长到七、八、九岁，还迟迟不能跨入小学的校门。而“文革”开始时的在校的六届小学生也停课两年，仍被滞留在小学校园内。其中后来被称为６９届、７０届和７１届初中毕业生的孩子们也由于国家教育体系的崩溃一直无法完成小学的全部学业和正常地升入初中。让三届，上千万适龄和超龄儿童同时进入小学校园的前提是：必须保证滞留在小学的三届高年级学生要同时离开校园。理由很简单：小学的校园和校舍是有限的，不可能容纳如此之多的学生。同样的问题也存在于中学。而“老三届”的运气就没有那么好了。当６９届，７０届和７１届的小弟弟和小妹妹们象潮水般地涌进中学校门的时候，“老三届”的学生却不能按照上述模式处理，顺理成章地升入高中和大学。当时的大学正在进行“斗，批，改”，伟大领袖还没有下“理工科大学还是要办的”决心。而取缔文科大学好像势在必行。既然是这样，“老三届”便处在一个下端挤压，上端封盖的尴尬境地。他们就象多余的环节注定要从社会的链条中被摘除去了。带着一颗精神世界一贫如洗的头脑和一个没有完全发育成熟而显单薄的身体，过早地离开校园，被抛向社会。如何处置“老三届”呢？让他们在城里就业上班吗？正在进行着的“文化大革命”扰得各行各业不能正常运作，很多企业都处在开工不足和停工状态，根本不可能“消化”如此之多的初、高中毕业生。可供“老三届”走的路只有一条：离开城市。
当“老三届”响应“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放下书本，离开书桌，走出教室时候，他们是义无返顾、责无旁贷的。甚至他们中的很多人到今天也解释不清楚当年他们投入那么巨大的热情去承担的义务和责任到底是什么东西。历史没有嘉奖他们的无私，而是冷漠地嘲讽了他们的无知。他们的无知甚至使他们无从察觉自己已经被淘汰出局。与以往的右派下乡劳动改造不同：右派们在运动后期被赶向农村的时候，头上都带着刻有Ａ字的政治帽子，而“老三届”被送往农村的时候却身披“知识青年”的圣袍如同皇帝的新装。当他们象废弃物一样被扔到垃圾堆里去的时候，他们还坚信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丑陋的“自觉者”
“老三届”不愧是共和国的同龄人。他们中的杰出人物总能够在历史的关键时刻自觉地涌现出来，想党之所想，急领袖之所急。只用“哗众取宠”四个字来解释他们的所作所为也不尽然。这是教育的结果。说得玄乎一点，这也可以算作是政治上的心灵感应吧。用正统语言来描述，这是有党性的表现。
１９６６年６月初，“文革”热浪已经波及到了平静的中学校园。“老三届”被滚烫的政治气候熏烤得坐立不安。参与意识，表现意识已经成为一种自觉意识。６月１３日党中央和国务院发出通知，说为了彻底搞好文化大革命、彻底改革教育制度，决定当年的高校招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因为需要有一定的时间来研究和制订新的招生办法。６月１８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中央和国务院的通知的同时转发北京女一中高三（四）班的同学以班集体的名义给党中央毛主席写的信〔７〕，她们在信中强烈要求停课闹革命，并自愿放弃已经迫近的高考。她们将高考与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度相提并论，高呼要砸烂旧的升学制度。北京四中高三（五）班同学致毛主席的信和写给全北京市师生的倡议书也同时被刊登在那一天的《人民日报》上，他们用更狂热的语言表达了“立即废除高等学校入学考试制度”的愿望，并发誓：“誓作社会主义的工农兵，决不当资产阶级的大学生”。几乎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的“老高三”中都出现了类似的言行。上海六十一中高三（三）班的同学贴出大字报，长沙一中高三（三）班团支部致信团中央，他们都在控诉旧升学制度的罪恶，都要求取缔旧的升学考试制度。取消高考，中断国民教育这样伤天害理的事情是不便由国家出面直接倡导的。打民意牌，可以把少数高中生由于头脑发昏表达出的非理性的愿望强加在几十万“老高三”毕业生的头上。本文作者并不想过多地指责当年写信的同学，他们也负不起误人子弟，危害国家的责任。他们舍弃了自己桃李芬芳，欢歌一堂的时光，就以为担负起了天下的兴亡；他们过早地、盲目地进行了选择，可扑面而来的却是不断增长着的民族内耗的滔天浊浪。实际上，有没有这样一些信出现，“老三届”的结局都是一样的，一场摧枝落蕾的桃李劫是注定要降临的。应该反省的是：“老三届”作为一代人，在被剥夺学习文化知识的基本权利的历史性时刻，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整体性的麻木。虽然个别人有一些反应，也不过是不健全的政治神经的抽搐而已。这是社会的文化虚无主义在“老三届”身上结出的，必须由“老三届”自己来吞咽的恶果。
教育停止了，学而优则仕的道路被堵死了。混混噩噩的初中生整天陶醉于革命和造反，废寝忘食地忙碌着。而高中生，尤其是年龄已过２０岁的“老高三”的学生已经开始考虑人生的走向。选择的余地很小，绝大多数人对未来感到渺茫。但是，也有极少数“冷静者”在那昏热的年代，凭借青年人不应有的社会经验和政治敏感为自己找到了一条曲线迁升的道路。
１９６７年的秋天，中学的“文革”还在轰轰烈烈地进行着。“老三届”的去留问题尚未提到日程上来。北京的“老三届”中有“十男十女”（“老高三”的居多）〔８〕不知是因为想逃离政治斗争的旋涡还是想寻找新的兴奋点，在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庄严誓师，然后奔赴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内蒙古大草原扎根落户。这“十男十女”颇具浪漫主义的举动如同前文提到的女一中高三（４）班的那封信一样，引起国家的高层的注意，舆论工具广为宣传，一时风头出尽。他们的举动为高层处置“老三届”提供了一条新思路。一年以后，１９６８年１２月２２日伟大领袖终于发出了“上山下乡”的号令。与那先知先觉的“十男十女”自愿去草原的情况不同，“上山下乡”从此成为一项强制性的政策。
当年火车站送别的歌声、喊声和哭声早已飘散。落户农村的千千万万的“知识青年”也早已作鸟兽散。那“十男十女”可能是最先卷铺盖卷返城的一伙人。当年的“模范带头”作用早已成为他们仕途上的一块垫脚石。“坚决同贫下中农相结合，永远扎根农村边疆！”的誓言象一声响亮的臭屁，放过之后就无声无味了。和许多“模范知青”（比如蔡立坚）相比，他们的誓言要廉价的多。７０年代末期，“老三届”的返城大潮逆不可转，历经十年的“上山下乡”运动终于落潮了。却有近百名有全国影响的“知青”联名发出了“坚决扎根农村六十年”的最后一声狂吠，理念之迷乱，时务之不识，冥顽之不化已达到丧心病狂的程度。中国是一个无神论占统治地位的国度，发誓很随便，背叛自己的誓言也很随便。谁也不会因不遵守自己的誓言而遭报应。但是，有一点却是肯定的，在这种善于政治投机的人的灵魂深处总有一块阴暗的地方，阳光照射不到，只好一直糜烂下去了。
丑陋的实践
１９６５年９月２５日的《中国青年报》说，从１９５５年到１９６５年的十年间，全国有一百万知识青年落户农村。十年以后，１９７５年１２月２３日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以“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辉煌胜利 文化大革命的丰硕成果”为标题，向世人宣布：自１９６８年毛主席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伟大号召以来，七年的时间里已有“一千二百万知识青年光荣务农”。“文革”前后，全国平均每年下乡的“知识青年”人数从十万激增到一百七十万。在造成这种大规模地将城市青年驱赶到农村去的诸多原因中有三条是起决定性作用的：教育事业的停滞甚至倒退；工业发展的相对缓慢；解放以后无节制地被生育出来的人即“老三届”及其弟妹进入了被迫就业的年龄段。
“上山下乡”运动起源于５０年代中期。作为一种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它兴起在６０年代初期。“文革”前夕“上山下乡”政策带来的社会弊病已经显露出来。老一代的“知青”为了自己的生存权向社会作出过强烈的反应。“文化大革命”的极左思潮的影响和“老三届”在“上山下乡”运动面前表现出来的愚昧，尤其是国家制定的铁打的“上山下乡”政策使得“老知青”用青春和血汗换来的教训和全部争取人权的努力付之东流。
然而，在“上山下乡”运动的十年中，“知识青年”始终是社会的一个不安定因素。而这种不安定首先来自“知识青年”的内心。许多“知青”的回忆录中连这一个最基本的事实都不敢承认。虚伪是“老三届”群体品格中最显著的品德之一，由此可见。正象“文革”以前，很多“老三届”背上粪桶去掏粪，恶心的回家后连饭都吃不下去，可是却在入党，入团申请书上大谈特谈自己的心灵是怎样被屎尿之液洗净了一样。
虽然“知识青年”的文化程度和广大的农民及其子弟相差无几，可是，一种因为自己是来自城市而产生的优越感使他们的绝大多数从内心深处看不起农民，也看不起农民的孩子们。就是那些挣扎在贫困线上的城市贫民的子弟在农民面前也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在三十年后“老三届”撰写的“上山下乡”回忆录中随处可见，虽然他们也承认得到过来自农民的厚爱。“老三届”和更老一代的回乡“知识青年”例如邢燕子、董加耕相比，缺少的是朴实与忠厚以及对乡亲对土地的那种梦牵魂绕的乡情。异化了的革命理想使他们的情感漂浮在半空中，无法升华又不甘沉落。春天，他们虽然和农民一起在田间播种，秋天，却不能在和农民一道收获时同时收获喜悦。秋天是他们返回城市的季节。他们将在无聊和空虚中度过一个漫长的，城市的冬天。把自己失落的脚印留在城市阴冷的街道上，把自己迷茫的身影留在城市人怜悯的目光中。当春天再一次降临的时候，他们只好又无奈地回到农村。年复一年，他们象“边缘人”一样游荡在城市和乡间。那种心不守舍，身魂两地的精神状态曾经那么痛苦地折磨过千千万万的“知识青年”。那种感觉应该是刻骨铭心的。但是，在众多“老三届”写的“上山下乡”回忆录中，这种落魄的感觉没有被记录下来。
想方设法离开农村，改变自己“知青”身份的活动是和“上山下乡”运动几乎同步进行着的。每一个有“知青”成员的家庭都在利用各种社会关系把自己的孩子调离农村。如果有人愿意考证一下“走后门”〔９〕一词产生的时代背景，就会发现它与“上山下乡”运动是密不可分的。权利对于看似平等的“知青”大军的瓦解作用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在十年“上山下乡”运动中，千千万万“知识青年”自发和自觉作的一件共同的事情就是抗拒被农民的同化和不惜一切代价返回城市。每逢升学，农转工，调干的机会，他们就会不择手段：女的不惜出卖色相，男的不惜以死相要挟。他们希望离开农村和农场不仅仅是因为那里有着太多的贫困和太多的愚昧，基层的恶势力无时无刻不在啃噬着他们的青春。邓贤的长篇报告文学《中国知青梦》〔１０〕向人们再现了中国知青族被欺骗、被强奸、被虐待的生活场景，还原了一个绝望、混噩、丑陋的群体形像。而在更多的“知青”回忆录中，这丑陋的一切被掩饰的无影无踪。这种少数人的掩饰比起大多数人的沉默要可恶的多！是从肯定的意义上，把历史悲剧幻化为正剧；还是在否定的意义上，把历史的真相化为一场人生的悲剧，这是必须正视的。
发生在１９７３年的“张铁生事件”〔１１〕已逐渐被世人淡忘。但是，在几乎每一本“老三届”编写的以歌颂“上山下乡”运动为主题思想的“知青”回忆录中都可以找到指责张铁生的文字，内容也如出一辙，说，要不是张铁生，自己就可以上大学了。云云。今天，回首往事，应该为张铁生说句公道话：他何罪之有？为什么不去谴责无理中断全民文化教育的决策者，而要嘲笑张铁生是“白卷先生”？为什么不去控诉将整整一代应该在学校读书的青年人驱赶到农村边疆的作法，而要指责张铁生是一个“大学迷”？张铁生是“老初三”的学生，他没有上过高中，初中毕业后，搞了两年“革命”就去农村劳动，一干就是五年，文化考试考成那个德性是再正常不过的了（物理和化学两门只得了６分，数学６１分，语文３８分）。如果用那套卷子在１９７３年对６７届、６８届、６９届和７０届的初中毕业生进行全国同试，多数人还考不到张铁生这个水平，“白卷”大军不会少于一千万！几乎所有的“老三届”都读过高玉宝的《我要读书》。但是，当他们被剥夺了读书的权利的时候，却没有人站出来为自己，为自己所属的一代人进行抗争，绝大多数人都保持沉默。倒是张铁生以他特殊的方式，用他的“答卷”向社会，向统治者发出了“我要读书”的乞求声。其相虽丑，其声也悲呀。
纪念丑陋
前两天从报纸上看到一则新闻：为了纪念“上山下乡”运动３０周年，某公司准备发行金卡，数量三万枚。虽然没有消息证明有“老三届”参与了这件事情。可除了“老三届”还有谁会如此热衷于这件事情呢。
凡是发生在历史上的，值得后人纪念的事情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因为它的出现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一种是因为它的出现阻碍了社会的进步。
“五·四”运动对科学和民主的呼唤是本世纪中国青年最值得骄傲和最值得纪念的创举。而“上山下乡”运动虽然涉及的人有上千万，持续的时间达十年之久，但是，它背离了“五·四”精神，没有给中国带来丝毫的社会进步。有些自己感觉混得不错的“老三届”总是在不同的场合，用不同的方式粉饰“上山下乡”运动，以证明自己的青春没有虚度。他们有意或无意地虚构了一个可以欺骗自己孩子们的神话，一个中国拓荒者的神话。但是，从黑龙江的北大荒到云南的西双版纳；从陕北的黄土高原到内蒙古的大草原，“老三届”没有开发出一处“辉煌的西部”，他们留下的只是一片片枯萎的橡胶林和因过份砍伐树木形成的一座座光秃的山岭，和被他们遗弃的，已经长大成人并和当地人没有任何区别的亲骨肉，还有那至今都难以启齿的羞辱和痛苦。“上山下乡”运动是十年浩劫的副产品。是“文革”这部反文化，反文明的大合唱中的一个不可分割的一个声部。“文革”是国耻。国家之耻，国人之耻。“上山下乡”运动则是中国青年的耻辱。如果一定要纪念的话，那就应该只是为了这曾经发生在共和国青年人身上的悲丑剧永不重演。（未完待续）
注释：
〔１〕保尔·柯察金：前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主人公。
〔２〕“工农兵”大学生：从１９７０年到１９７６年入学的大学生。他们入学是由基层推荐而不必经考试。
〔３〕１９６９年７月２１日美国“阿波罗”号在月球登陆。美国宇航员阿姆斯特朗等登上月球。
〔４〕《理想之歌》：刊登在１９７４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诗集《理想之歌》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期又被１９７６年１月２５日的《人民日报》转载，作为回击“翻案风”的有力武器，并加“编者按”全文如下：“《理想之歌》是北京大学中文系部份工农兵学员一九七四年集体创作的政治抒情诗。它反映了广大知识青年在上山下乡和教育革命中锻炼成长的精神风貌。在当前教育战线大辩论中，清华、北大等院校的同志一再朗诵、阅读这首朝气蓬勃、激情洋溢的诗。这说明，它符合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教育革命胜利成果这一斗争需要。本报刊登这首诗，以供更多同志阅读，并用以回击教育界右倾翻案风，批驳那种攻击工农兵学员‘质量低’之类的奇谈怪论。”
〔５〕《雷峰之歌》：贺敬之的长诗，发表于１９６４年。《三门峡梳桩台》：贺敬之的诗。发表于５０年代后期。
〔６〕《相信未来》：创作于１９６７年，作者郭路生。这首诗被认为“朦胧诗”的开山之作。
〔７〕女一中高三（四）班的信刊登在１９６６年６月１８日的《人民日报》上。
〔８〕“十男十女”去内蒙牧区插队的消息刊登在１９６７年１０月１１日的《人民日报》第一版上，标题是：“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走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北京一些革命小将自愿到内蒙当普通社员”。
〔９〕“走后门”：社会常用语。用于形容做事不经过正当渠道去办，而是通过人情关系去完成。
〔１０〕《中国知青梦》：是四川知青邓贤以云南知青生活为素材的长篇报告文学。
〔１１〕“张铁生”事件：在１９７３年招收第一届“工农兵”大学生的考场上，辽宁省“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张铁生在考卷上写下了一段乞求上学的文字。这一事件被“四人帮”大肆渲染。刊登在１９７３年７月１９日的《辽宁日报》上，后又被《人民日报》转载。
（原载《黄河》１９９９年第二期）【新语丝电子文库(www.xys.org)(www.xys2.org)】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