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王维
我起念去辋川看看，已经很多年了。
知道辋川，是读了王维的诗歌。“文革”中，我念小学，正是书荒年月，时而有些禁书以半地下的方式流传，我有天拿到本反特小说，特务的接头暗号是一句诗：“空山不见人”。我吓了一跳，仿佛白日见鬼，莫名的恐怖。再大两三岁，多读了几本书，才晓得这是王维的名句，据说，是有禅趣的。而他写诗的地方，就在辋川。辋川，位于陕西蓝田县西南的终南山谷地。也就是出蓝田猿人的那个蓝田。那时候家里有一套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写得好读，我时常读了又读。书中说到王维，大意是他学陶渊明，可是学不像，陶渊明是真的做了贫民，而王维始终是个地主。是啊，地主，他住的屋子，不就叫辋川别墅嘛。
辋川河
王维是盛唐诗人，生卒年几乎和李白完全重叠，他活了60年，至今留存的诗歌约四百首，其中写在辋川名下的，有几十首，这是他一生的精品。辋川因王维而著名，而没有辋川，王维的名可能已经湮灭了。
从汉中到蓝田
从汉中冒雨出发，车子钻出秦岭的150多条隧道，从户县涝峪口下高速。找户农家乐吃一顿晚午饭。农家院子偌大，中央一排大桌，过了正午，客人寥寥。上的菜中，有一盘豆腐，切一寸见方，绿绿的，保持着青豆的原初之色。蘸了辣酱吃，比南方的豆腐略有嚼劲。但味道一般，家常味。王维写过豆，不是青豆，是红豆，用来相思的，诗名就叫《相思》。这并非他的佳作，有点文青小调调，却像上口的流行歌，流传了很广。诗中第二句，“春来发几枝”，别的版本，却是“秋来发几枝”。春、秋且不论，王维写它时，早过了青春，抵近人生的深秋了。他30岁丧妻，此后一生参禅学佛，不近女色，却借红豆歌吟了相思。相思则多情。也许，这“相思”并非儿女情；也可见，人的确很复杂。东晋有位高僧，叫法显三藏，到印度求法，千里之外，看见中原的扇子就流泪思念故土，卧病在床就想吃一口家乡的饭菜。有人叹法显示弱于外邦，有人则赞法显深情而可亲。这个故事，传到了日本，被吉田兼好写进了《徒然草》。法显的事，王维想必也是知道的。
蓝田距西安约50公里。终南山下有条环山大道，如一根衣带，把户县、蓝田都扣了上去。我们吃好了，抹抹嘴，向蓝田而去。雨接着落下来，终南山一直伫立在右手边，雨中的山影是青灰色的，浅而不透。有些云朵停在峪口上，慢慢移动，颇有些心意踌躇、徘徊流连的味道。
我想起前些年，有个美国人来终南山寻访隐士，写了一本书、拍了张光碟，搞出些动静。书、碟我都看了，那些隐士隐居在山高林密、人迹罕至处，也不知是怎么活过来的。总之是修行，苦修。不过我以为的隐士，他们就活在人间烟火气浓浓的地方。陶渊明做了隐士，只在人境结庐，要饮酒，是与村邻共享。锅里没米，就去村邻家乞食。王维隐居，周遭离不开的还是牛羊、牧童、野老、荷锄的农夫，田埂上碰头，相见语依依。要他们躲进深山，粗衣恶食，面壁发呆？开玩笑。隐居是清静而闲逸的享受。陶渊明写过《桃花源记》，王维爱之不够，又把它重写了一遍，成了自己的《桃源行》。桃源是他们虚构的隐居天堂，然而，缺不了的还是良田、阡陌、村庄、杀鸡喝酒……隐于此，是为了好活，也为了好死。人的大关隘，就是生死嘛。
陶渊明住草屋，有房七八间，后院种满榆柳，前堂桃李芬芳，活得还是比较滋润的。王维就更好一些了，住辋川别墅。他是地主，但非土豪，不过，别墅的最低标准，至少是体面和舒适。
车进蓝田，已在傍晚。寻了旅馆，就去找饭吃。街灯、霓虹灯亮起来，小县城一下有了都市感。纷飞的雨点里，街上人来人往，馆子里川菜、湘菜、粤菜一一俱全，让旅行者感觉到了热腾腾。盛唐的时候，蓝田就是享有盛名的，山上有蓝关，韩愈被贬粤东潮州，路过这儿，时值寒冬，所谓“雪拥蓝关马不前”，人困马乏，都不想走了。而小城暖融融，炕火正旺，酒正烫，谁不想留下呢？可他还得走。走到让他侄孙替他收骨的那一天。韩愈是颇有骨气的，虽然这骨气里不免也有颓丧和彷徨。相比而言，王维就比较避世了。没见到韩愈有隐居的记载，而王维是逆来顺受，遇难即退，一退就退入终南山，所谓“君言不得意，归卧南山陲”，是赠朋友，也是写自己。从长安到粤东，万里路途，去出差、旅行是可以的，若是放逐？还是免了吧。韩愈和王维，如果有一比，或许可以比做鲁迅和周作人，前者彷徨中也不懈呐喊，后者彷徨，却只在苦雨斋中徘徊。王维的苦雨斋，就是蓝田辋川谷中的别墅。
明陈裸画王维诗意图，以王维诗句“闭户著书多岁月，种松皆作老龙鳞”为题。图中远山崇冈，劲松翠竹，清流溪石，庭院柴门，一士人席床而坐，潜心研读。 IC图
辋川别墅的周围，是巍巍高山。山上盛产玉石，李商隐就写过“蓝田日暖玉生烟”。我们吃了晚饭，街上走走，到处见着卖玉的店铺。我理解的玉，是小巧、滑润，还有暖意，所谓触手生温，是用来把玩的，譬如贾宝玉衔玉而生，人也如玉，所以女人都想摸摸他，就连晴雯粗皮糙肉的嫂子也恨不得咬他一口肉。蓝田的玉却不是这样的，不很精细，但体量大，雕成观音、佛祖、美女、财神……有的供在铺里，有的就伫立店外，高的，比人还高，让你摸，你也不敢，只能肃然起敬。倘若说，和田玉的精美适宜做名贵的扇坠，盈盈一握，蓝田玉的魁梧则足以垒起终南山，气象万千。
蓝田县城距辋川已近在咫尺。在雨声中入睡时，我还在想像，王维的别墅就是一枚扇坠，而整个终南山做了它的扇面，江山胜景就在扇面上徐徐展开。王维画过《江山雪霁图》，但传到今天的，都是赝品或是仿作。其他真迹，也一幅见不到了。然而，见不到，也还希望没有成灰化泥，而是静搁在某一个高阁……这不至于绝望的心情，也就像他眼里的山色，山色有无中。
辋川：河与镇的遗迹
辋川首先是一条小河，随后才是一座小镇。我们驱动老捷达，逆河而上。两岸是陡峭山壁。河水浑浊，有力，水声在谷中低沉地咆哮。据当地老人说，唐代这儿是没路的，王维从长安去辋川，陆路只能到蓝田，之后就得坐船了。船行十几里，抵达小码头，徒步回别墅。我没读到相关的记载，但想这是可能的。我曾在巫山搭船逆大宁河而上，去过上游的小场镇。河流是阻隔，也是唯一的通道，那是1992年，何况是唐代。
不过，王维有一首诗，说到朋友们来辋川看望他，片刻欢愉，倏忽就如雨散，客人“登车上马”，只留下空落落的别墅，和他一个孤单单的人。那时，他年届半百，正在山谷中为亡母守丧。诗写得很美，也充满了怅怅之意。当村庄复归寂静，他独个儿坐在别墅中抽咽，思念着车马上远去的朋友。由此，也许能确信，水路、陆路都通辋川……而辋川则通向幽独。
王维几岁时父亲没了，30岁妻子没了，50岁母亲没了，仿佛一棵落叶的秋树，只剩下一片叶子还挂在枝上了。那，他为什么还要自闭于幽独呢？
老捷达终于开进了辋川镇。这儿未如我料想的，已打造成俗艳的景点。它看上去当然已不古老，但还保持着原色的旧，略似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风貌，灰扑扑的临街老屋，多为砖石的两层小楼，门前小花台，也有停一辆小车的。屋顶伸出笔直的天线，或搁着一口小锅盖，连接着山外的五洲四海。这天是星期六，又落雨，街上人少，静静的，人们多半窝在家里喝热茶、擀凉皮、看电视。平凡的日子，所有周末中的一个周末。他们的祖上，该是王维的邻居了，那时就有的静，能保持到今天，就称得上是一种古风了。
但在这古风中，我们还找不到王维的遗踪、遗迹。也没有戴斗笠、斜靠柴门的老翁，在眯眼念叨着在山上放羊的牧童……这是一幅已被翻过去的画。画没有了，化为牧歌，还能听到一点微弱的旋律。
我们没停车。老捷达拐入一条更窄点的路，弯弯曲曲，继续沿水而行。后来，水和路分离了，车依然走在谷中，却看不见了河流。山势缓了些，茂盛的植被从谷底向上延伸，四面八方绿气氤氲……绿气中现出一排排红砖房，高大而破败，有门有窗，但没有人，有的窗玻璃已被砸坏，是一家废弃的工厂。我们已经行到路穷处。
紧闭的两扇车间大门外，站着一棵巍巍银杏树。它足有七八层楼房高，树身得四五人合抱。在飘飞的雨点中，高拔、枝繁叶茂，却又颔首低头，若有忧伤。树边一块碑石，写明这是王维手植的。树身钉了西安市政府2011年9月颁发的标牌，注明“一级保护古树”，编号：610122101001。
这是王维留下的唯一遗迹了。
银杏脚下，还停着一辆稍前到达的面包车，挂邻省牌照。冷飕飕的秋雨中，再无别的来客了。
回头望去，约两里外，一条公路大桥横跨山谷，不停有车在桥上飞驰。这快，衬得这片干巴红砖的废弃之地更慢了。慢慢融入死寂。还好，有这一棵苍绿的巨银杏。
据专家考订，王维入住辋川别墅，最晚在天宝三载，合公元七四四年，那年他43岁。此后，他又活了17年。即便这棵银杏植于他病故的前夕，那它也已存活1243年了。它还在生长。
王维、杜甫、李白：那个时代的诗人际遇
1966年7月4日，“文革”爆发还不到两个月，作家沈从文即预感到乱世已至，他从北京给远在家乡的大哥写信：“我们或许有一天会两手空着回到家乡的……社会变化大，变化大，我等已完全成为过时沉渣、浮沤，十分轻微渺小之至，小不谨慎，即成粉碎。设能在家乡过三几年安定晚境，有个三间容膝安身之地，有一二亲人在身边，已是十分幸福。”他早年挣扎着出家乡，宁死也要死到外边去。老了，避乱世，首先想到的，却是回到乡土中。
陶渊明之归隐田园，除了要从误入的樊笼复返自然，还有重要的原因，避乱世。
王维却恰好相反。他一生的大多数岁月，都是在开元、天宝的盛世中度过。然而，伴随这盛世的，是他的几隐几出、半隐半显，似乎是在避盛世。
公元701年，王维生于山西祁县。同年，李白出生，确切的出生地，至今是个谜。
王维离开故土去京城，期望有一番发展，实龄才14岁。20岁，他即进士擢第，开始做官，虽然官小职轻，但不能说仕途坎坷。至于是不是顺遂，却也难说，他达到的最高官阶，是尚书右丞，正四品下，世称王右丞，不算小，也不算大，做了约莫一年就死了。比起读书人以做宰相为抱负，譬如陈平，贫贱时在乡下宰肉，就想着来日要宰天下，做右丞实在不足道。不过，较之进士落榜、黯然还乡的孟浩然、世称工部员外郎的杜甫，也很不错了。他思进，但也能知难而退；意愿是向上走，但下坠时还能稳住神。他的诗中，有喜乐，却没有狂喜，有忧伤，但没有悲愤。他曾献诗给丞相张九龄，请求汲引。平心而论，这诗写得还大方，不比杜甫写过的应酬、献媚诗更肉麻。他愿意做官，做官的时候，每次送别荷杖云游的朋友，却又真心充满羡慕。
他写《桃源行》，才十九岁，洋溢着平静的愉悦，不强说愁、也不强说隐。他歌吟喝美酒、骑骏马的少年游侠，仅仅以旁观者的姿态，就像手无缚鸡之力的博尔赫斯，老爱写赌棍、流氓、杀手，是浪漫想象，当不得真。他经历了安史之乱，有过沦陷、耻辱、生死一念的痛苦记忆，可他对这场动乱写得很少。这很像画家马蒂斯，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却从未把战争画入自己的画中。马蒂斯向往的艺术，始终是平衡、宁静、纯粹的化身。相反的例子是杜甫，他笔下的安史之乱，充满噩梦般的现实，也是占据他后半生的梦魇。
唐代的大诗人，王维与李白、杜甫鼎足而三，他的个人色彩最不强烈，却又最为鲜明。他自小随母亲信佛。佛教是教人出世的，王维能透过色相看到空。后人称他诗禅、或者诗佛，称李白诗仙、杜甫诗圣。
李白学道，但他的所为实在跟不争、无为相去很远。炼丹、成仙，也没有那个耐心。他年过不惑应诏赴京时的自画像是：“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他是诗的天才，但志在做宰相，乱世汹汹时，意愿就是做谢安，谈笑之间，一战而败投鞭断流的苻坚。后来两样都没有做成，追随造反的永王李璘，错上贼船，成了朝廷的罪人。
杜甫则是忧戚而辛苦的。他自然也想做宰相，而且志向比李白还要高，不是让乱世回复到盛唐，而是要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他自然没有知遇名主，遇到了也没这个才能。他后半生颠沛流离，终于在富庶、平静的成都过了几年好日子，团圆而和睦。然而，成都留不住他。他还是想走，他心心念念之地，是君王所居的长安。诗圣，自然是儒，脑子浸透的，是君君臣臣，治国、平天下。他到了夔州，又困住了，一困又是几年。他变得苍老，但心不变，每当夜晚有星星，就想象自己依偎着北斗，苦恋着京华。这个意思，写在《秋兴八首》中。《秋兴八首》是杜甫诗艺的巅峰，这也再次印证了诗人不幸诗歌幸。这时，距他最终客死在一条孤舟上，只剩不到三年的时间。
乾元元年，即公元758年，被免罪而重返政坛的王维，时常在朝中与贾至、严武、岑参、杜甫唱和，写下过一组不朽的“早朝大明宫”，为盛唐的尾巴添了几笔富丽华贵之色。与此同时，李白正拖着老迈病躯，赶赴遥远、穷苦的流放地夜郎……夜郎，由于那个人人所知的典故，使这事看上去就像一个笑话。
辋川，心安之处即故乡
王维手植银杏的旁边，矗立着一座无线电发射架，造型略似小一号的埃菲尔铁塔，锈迹斑驳，已然废弃了。它插入秋雨中的身影，是瘦削的、孤单的、冷峭的。然而，铁架的中部，却托举着一只很大的、圆形的鸟巢。因了这鸟巢，铁锈的架子，添了融融的暖意。巢中有一窝雏鸟，大鸟飞出去，衔着草虫飞回来。
鸟兽哺乳的场面，王维在山谷中散步时，一定是见过的，感喟的。他对母亲，感情很深。母亲逝后，葬在辋川。他自己逝后，就葬在母亲身旁。母子二人，都没有选择埋骨故乡。辋川，是让他们心安之处，而心安即福地。了了生死，看空了色相，也就看空了虚名，“故乡”，也不过是一虚名罢了。
今天，墓地已渺不可寻。倘有人指着一堆土说，“喏，就是那儿！”那一定是假的。还没有读到过有关王维儿孙后人的记载，他可能没有后人。对死的态度，王维没有直接去说。他心仪陶渊明。王、陶均未享高寿，一个活了60岁，一个活了62岁，都没有活够。陶渊明对死的态度，却是坦然的。他生了一堆不成器的儿子，这有《责子》诗可以作证。死了，他在自拟的挽辞中，说到了遗恨，却只是生前“饮酒不得足”。自嘲吧？有一点，但也是淡淡的。
淡，也是王维的特点。淡之于他，是一种不彻底。一生奉佛，却没有出家为僧。一生在官场打转，却没有学会弄权、高升。一生都在避世，却屡隐而又屡出。平和，伴随优柔寡断；优雅，化为忧伤缠绵。偶尔猛志刀子般一闪，终于复归于淡漠与旁观。这种不彻底，造成人生的纠结，然而行之于笔墨，却正是我对王维的着迷处。在这不彻底中，我看见自己，看见古往今来的一类人：对自己有所不满，但无所苛求；有点孤芳自赏，却也不顾影自怜……或许，都有一点吧，不过，一切都已淡化了。
王维有个好友叫裴迪，两人曾在终南山中同住，同游，诗相唱和，近似今之所谓基友。这且不去说了，总之，是知交。某个春日，他俩去拜访一位吕姓的隐士。吕先生同时是位高人，王、裴对他，有许多敬慕。然而，吕先生隐居的地方，却不在山野，就在长安城内的新昌里。距离帝王的宫殿，也不算很远。王维在后来为这次拜访而写的诗中，把吕先生的住地，雅称为“桃源”，而且，在他眼里，“桃源一向绝风尘。”虽然，它就在滚滚红尘的包裹中。
不过，吕先生出门去了。可能是去城外遛个弯，也可能是去邻街的酒楼喝杯酒。总之，拜访，但是不遇。王维站在紧闭的门外，望着院墙内的松树，发出轻微的赞叹：“闭户著书多岁月，种松皆作老龙鳞。”虽然轻微，这赞叹却是由衷的，吕先生完整的隐逸生活，代表了王维部分的人生理想。因为只是部分，所以他做不到。他携着裴迪回去了，留下一首怅然而清淡的名诗，把敬慕留在了诗中，从而留给了我们。
我写这篇文章时，桌上就堆着王维的集子。从无意间读到他的第一句诗，迄今已有三四十年了。也就是说，我已经读了他三四十年。可他的面目，依然不够清晰，似乎总是隔着雾雨，看见一个背影，背对时代、读者，也背对故乡。
吊诡的事情，不大不小，就在这棵巍巍银杏树下发生了。有一辆面包车上下来一群人，绕树踱步后，与我交谈了起来。笑问客从何处来，他们恰好就来自山西祁县，王维的出生地，是当地文化界的领导、名士，专程从黄河的东边赶到辋川，寻访王维最后的遗踪。听说我是个作家，也喜欢王维，他们热情邀请我合作为王维写本书。
我婉谢了。我是有个模糊的念头，但我还需要再看看王维，等等他，用许多的耐心，看到他转过身来。
辋川“王维别墅”旧址及周边全景图
王维及其禅意诗
文/李豫川
佛教自西汉末年传入我国后，经过魏晋南北朝的广泛传播，到了唐代，便正式走向独立发展的阶段，佛教的影响遍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寺院经济蓬勃发展，具有不同特点的中国佛教八大宗派，都在这个时期相继形成。
源远流长的中国古代文学，进入唐朝，发展到了一个全面繁荣的新高峰，整个文坛出现了自春秋战国以来所未有的百花齐放，万紫千红的局面。尤其是诗歌的发展，更达到了高度成熟的黄金时代。
顺应这一历史因缘，王维这位精通禅学，擅长诗歌，首创泼墨山水画，熟谙音律的艺术巨匠出现了。
据《旧唐书·王维传》记载，王维字摩诘，武则天长安元年(701)诞生于今山西省祁县。其父王处廉，后迁居蒲州，遂为河东(今山西省永济县)人。王维幼年聪颖过人，九岁知属辞。其弟王缙，官至丞相。王处廉去世较早。其母崔氏，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王维成名后，在《请施庄为寺表》中写道：“故博陵县(今河北省蠡县南)君崔氏，师事大照禅师三十余岁，褐衣蔬食，持戒安禅，乐住山林，志求寂静。”
大照禅师即普寂，为禅宗北派祖师神秀(约606-706)的大弟子。神秀示灭后，其法众即由普寂统领。《宋高僧传》记述：开元十三年(725)即王维二十四岁时，普寂由洛阳移居长安，“王公大人，竞来礼谒”。崔氏得拜这样一个高僧为师，守戒习禅三十多年，自然是一个颇有修养的居士了。生长在佛教气氛如此浓厚的家庭，在母亲的影响下，王维和王缙“弟兄俱奉佛，居常蔬食，不菇荤血。”(《旧唐书·王维传》)
开元九年(721)，二十岁的王维进士及第，授官大乐丞。后因伶人舞黄狮子事，贬为济州(今山东省茌平县)司库参军。约在开元二十一年(733)回到长安，得到丞相张九龄的提拔，任右拾遗，累迁监察御史、吏部朗中、给事中等官职。所以说王维青壮年时期也曾积极从政，对张九龄“不卖公器，动为苍生谋”(王维《献始兴公》)的贤明政治，表示了明显的支持。开元二十五年(737)，张九龄为奸相李林甫所陷害，被罢相，贬官荆州。“口有蜜，腹有剑”的李林甫独揽朝政，国事日非。出于对现实的不满，王维在四十岁以后就开始过着一种亦官亦隐的生活。从开元二十八年(740)起，他先隐居于长安附近的终南山别墅，后来在蓝田西南鹿苑寺畔辋川得到唐初诗人宋之问的别墅，遂迁于此，过着禅悦诗情的生活。正如他的《山中寄诸弟妹》一诗中所咏：
山中多法侣，禅诵自为群。
城郭遥相望，惟应见白云。
王维的诗歌，保存至今的有四百多首。虽然他的诗歌多半无法编年，但我们还是可以大致看出其前后期诗风的不同。象盛唐许多诗人一样，王维青壮年时期也写了一些游侠、边塞的诗篇。如《少年行》描绘少年游侠的昂扬豪迈，《济上四贤咏》赞扬了“少年曾任侠，晚节更为儒”的崔录事，“使气公卿座，论心游侠肠”的成文学等四贤；他们都是“解印归田里”或“中年不得意”的有志之士。诗里有意识地把四贤正直高堂的形象和那些“幸有先人业，早蒙明主恩”的“翩翩繁华子”作对比，指摘了当时社会的不合理。深沉蕴藉，婉而多兴，风格很接近初唐诗人陈子昂的《感遇诗》。《洛阳女儿行》在华丽的词藻铺陈中流露出冷嘲，又颇似卢照邻的代表作《长安古意》。《从军行》、《燕支行》等诗豪情四溢，很有盛唐边塞诗的浪漫色彩。
王维在开元二十八写的《大荐福寺大德道光禅师塔铭》说他：“十年座下俯伏受教”，可知他二十多岁时即已受教于名僧。王维年近三十丧妻，由于佛教对他的影响与日俱增，故“妻亡不再娶，三十余年孤居一室，屏绝尘累。”(《旧唐书·王维传》)王维交游的僧人居士很多，仅在其诗文中有名有姓的就将近三十人。从他写的《赞佛文》、《绣如意轮像赞》、《为干和尚进注仁王经表》、《与胡居士皆病寄此诗兼示学人》、《谒璇上人》等诗文可以看出，他对佛学，尤其是禅学，具有很深的造诣。
《宋高僧传》载：“元崇以开元末年从璇禅师谘受心要，日夜匪懈，璇公乃因受深法与崇，历上京遂入终南，至白鹿，下蓝田，于辋川得右丞王公维之别业。松生石上，水流松下。王公焚香静室，与崇相遇神交。”从引文我们可以窥见王维佛教生活的一斑。这位天才的诗人在禅诵之余，常以吟诗作画自娱，他的许多富有画意的山水田园诗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写的。《旧唐书·王维传》云：“晚年长斋，不衣文采。得宋之问蓝田别墅，在辋口。辋口周于舍下，别涨竹洲花坞。与道友裴迪，浮舟往来，弹琴赋诗，啸咏终日。尝聚其田园所为诗，号《辋川集》。”
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一月，“安史之乱”爆发。次年，乱军攻破潼关、长安，玄宗仓惶逃奔四川。五十五岁的王维追随玄宗不及，在长安被乱军所俘，囚于菩提寺，他服药佯喑。后安禄山强迫他作给事中伪官。至德二年，一身系天下安危的郭子仪(697-781)收复长安，肃宗李亨还京，下旨凡陷贼官，一律分三等定罪。王维一度被贬官为太子中允，因曾作凝碧池诗，特宥之，后升至尚书右丞，故世称“王石丞”。他在《谢除太子中允表》中陈述自己当时的心情说：“今圣泽含宏，天波昭洗。朝容罪人食禄，必招屈法之嫌；臣得奉佛报恩，自宽不死之痛”。
此后，他更加摒弃世事，修持禅诵，勇猛精进，以求心灵的解脱。《旧唐书·王维传》叙述其晚年的生活说：“在京师日饭十数名僧，以元(玄)谈为乐。斋中无所有，唯茶铛、药臼、经案、绳床而已。退朝之后，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肃宗上元二年(761)一日，忽索笔作书，与亲朋故旧诀别，安坐而逝。”
印度佛教是没有禅宗这个宗派的，所以说禅宗是中国佛教独有的宗派，它的出现，标志着佛教的中国化。中国禅宗创始于南北朝时期，始祖为印度菩提达摩，而其兴盛则肇自初唐的五祖弘忍(602-675)。弘忍圆寂后，禅宗分为南北两派。北派以弘忍的上座弟子神秀为领袖，主张渐修，得到武则天的支持。长安元年(701)，武则天把九十高龄的神秀迎请到京都长安，尊为国师(见释净觉《楞伽师资记》)。神秀上殿，武则天亲自跑拜。中宗李显即位后，对神秀“尤加敬异”(见《旧唐书·神秀传》)。故禅宗北派在武则天至唐玄宗的七十年间，盛极一时，该派名僧或扬眉高殿之上，或策杖深庭之中。但此后不久，便逐渐衰歇了。禅宗南派以弘忍的得法弟子慧能(638-713)为代表，大倡“顿悟”法门，后世称为禅宗六祖，盛行于岭南一带。慧能灭度后，其弟子神会(668-760)于开元二十二年(734)北上滑台(今河南省滑县东)大云寺，设无遮法会传播南宗教旨，掀起南能北秀之论争。后又于天宝八年(749)在洛阳大弘宗理。大宝十二年(753)，神会被北派僧侣排挤，黜居弋阳郡(今河南省潢川县西)。安史之乱起，至德二年(757)，神会应请在洛阳主持度僧，“所获财帛，顿支军费”(见《宋高僧传·洛京荷泽寺神会传》)。得到肃宗李亨的信任，此后南宗弘传甚盛，成为禅宗正统。
王维与禅宗南北二派都有很深的关系。前文已述，他母亲是北派首领普寂的弟子，他写过一篇《为舜阇黎谢御题大通大照和尚塔额表》，大通禅师是神秀的赐益，大照禅师是普寂的赐谥。他又曾应南派首领神会之请，为其师慧能撰写《能禅师碑》，文中说：“谓余知道，以颂见托。”(见《全唐文》)可知他又心印曹溪。这篇《能禅师碑》是研究慧能哲学思想的重要史料。王维虽然信奉禅宗，但毕竟不是有一定师承关系的僧人。当京师一带北派盛行时，他自然与北派禅师密切来往；至德以后南派大弘，他又与南派禅师交游论道，不存门户之见，这是很可贵的。
慧能创立的南派禅宗，主要宣扬人心是成佛的基础，要求保持内心的绝对平静。这样，人虽然身处在尘世中，精神却可一尘不染而成佛。禅宗的思想渗透在王维的许多诗里，正如清朝诗论巨擘沈德潜所说，王维诗句多是“不用禅语，时得禅理”。在山水园生活的描绘中蕴含着禅意，用热闹的字眼透出幽静的意境，寓静于动，动中显静，以含蓄曲隐、意在言外的艺术手法来表达，具有高超的技巧和深邃的哲理。例如人们所熟知的《终南别业》：
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
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
后人认为，“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一联，是最得理趣的名句。佛教认为，世间一切法皆有生、住、异、灭之迁流变化。此联正是在观赏行云流水之际，透出世界上一切事物都在生生灭灭，穷尽复通的禅理。
王维诗歌中的禅意，主要表现为空寂的境界。由于他的心灵自幼浸染了佛教清净无为的色彩，所以他笔下的山水田园被描写得那么宁静安祥，澹远空灵。禅机悟境，每每流露于字里行间。如《竹里馆》：
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
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
诗人独自坐在幽深的竹里弹琴长啸，没有人知道他的存在，惟有皎洁的月光相伴，这是多么清静幽寂的画境！
《鹿柴》一诗，也是这种心境的流露：
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
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
阒寂的空山中偶然听到的人语，幽深的密林里偶尔照到青苔上的一缕夕阳，被诗人信手拈来，给我们一种远离尘嚣的无比清幽的意趣，使人回味无穷！
又如《辛夷坞》云：
木末芙容花，山中发红萼；
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
《鸟鸣涧》云：
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
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
明代学者胡应麟在《诗薮·内篇卷六》中说：《辛夷坞》和《鸟鸣涧》两诗：“读之身世两忘，万念皆寂”。尤其《辛夷坞》，更是“入禅”之作。一语中的，诚哉斯言！
王维诗歌中的禅意，还表现为无我的境界。如《戏赠张五弟湮》云：
我家南山下，动息自遗身。
入鸟不相乱，见兽皆相亲。
云霞成伴侣，虚白待衣巾。
佛教无我的思想和中国本土的庄子哲学颇有一致之处，二者很容易结合在一起。“入鸟不相乱，见兽皆相亲。”一联，用的是《庄子·山木》典故：“入兽不乱群，入鸟不乱行。鸟兽不恶，而况人乎？”“虚白”一词，则出自《庄子·人间世》：“瞻彼阕者，虚室生白，吉祥止止。”《经典释文》：“(晋)司马(彪)云：‘室，喻心；心能空虚，则纯白独生也。’”用以形容清净的心境。
王维的另一首诗《山中示弟等》，更是将佛、道二教融合在一起，表现了无我的境界：
山林吾丧我，冠带尔成人。
莫学嵇康懒，且安原宪贫。
山阴多北户，泉水在东邻。
缘合妄相有，性空无所亲。
安知广成子，不是老夫身！
“吾丧我”乃《庄子·齐物论》中南郭子綦的话。“广成子”则典出《庄子·在宥》，唐陆德明、成玄英等人均认为“广成子”乃老子的别号。“缘合”、“性空”均为佛学术语。《大般若经》云：“一切法，自性本空，无生无灭。缘合谓生，缘离谓灭。”《华严经》道：“法性本空寂，无取亦无见；性空即是佛，不可得思量。”
与此相类似，王维还有一首《酬黎居士淅川作》：
侬家真个去，公定随侬否？
着处是莲花，无心变杨柳。
松龛藏药裹，石唇安茶臼。
气味当共知，那能不携手！
“着处是莲花”，即着意于求佛法。“变杨柳”出自《庄子·至乐篇》：“支离叔与滑介叔观于冥伯之丘，昆仑之虚，黄帝之所休。俄而柳生其左肘，其意蹶蹶然恶之。支离叔曰：‘子恶之乎？’滑介叔曰：‘亡。予何恶！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生者尘垢也。死生为昼夜。且吾与子观化，而化及我，我又何恶焉！’”变杨柳，体现着自然的化迁。“无心变杨柳”，意思是忘却自我，顺从自然；与“着处是莲花”正好合拍。
吕澂先生在《中国佛学源流略讲》说：禅家南宗的主张经过南岳、青原一二传以后，便将禅的意味，渗透在学人的日常生活里，使它构成一种随缘任运的态度。他又说：“禅家一切行为的动机，始终在向上一着，探求生死不染、去住自由的境界，并且不肯泛泛地去走迂回曲折的道路，而要直截了当把握到成佛的根源。这个根源，在他们所认识到的，即是人们的心地，也可称为本心。”这种追求主观精神的自由境界，在王维的诗歌中表现得很充分，如《酬张少府》：
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
自顾无长策，空知返旧林。
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
君向穷通理，渔歌入浦深！
总之，佛教世界观对王维诗歌创作影响是显著的，禅宗思想对其诗歌艺术风格的浸润是深刻的。正是由于这点，所以，王维后期的诗歌，意象空灵，境界清幽，呈现出一种闲澹冷寂，悠然自在的情趣。在盛唐处于上升阶段的禅宗南派，提倡：“顿悟成佛”，即凭着自己的智慧，单刀直入，一下子便领悟佛教的真理而成佛，很适合当时文人的口味。加入禅宗的表达方式又常常是形象诗的语言，因此像王维这样一个耽于禅悦的诗人兼画家，当他超脱尘俗，投身山水田园并进行艺术创作的时候，“顿悟”的方式往往能引导他迸出灵性的火花，在刹那间突破一点，进入富有哲理意味和艺术情趣的境界。
禅意和画意，是王维诗歌最突出的两大特色。他是盛唐著名的山水画家，被后世推崇为“文人画”的始祖。对祖国山水画的发展，有过杰出的贡献。他的诗最有写意画的效果，具有强烈的艺术魅力。正如苏东坡在《书摩诘蓝田烟雨图》中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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