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次听到“右派”夏文轩的名字，是在1969年9月，我们23个北京青年，刚刚抵达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18团4营38连时。
在连队为我们办的学习班上，连队领导为我们这群16岁的小青年介绍了这里的“阶级斗争”形势，以及连队中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说实话，正当玩耍年龄的我，对领导讲的这些并没有留下什么印象，对“夏文轩”这个名字也没有产生丝毫兴趣。
在一次下地干活的路上，带领我们干活的老职工悄悄告诉我，前面走着的一个大个子就是“右派”夏文轩。好奇心促使我快步走上前去，偷偷打量了他一番。
夏文轩大约有一米八的身高，三十多岁的样子，略显单薄的身材笔杆条直，圆脸庞，尖下巴，高鼻梁，薄嘴唇，皮肤白里透红，没有胡子。不记得他是否刮过胡子，还是他从来就没有留过胡子，反正，他的嘴巴上下总是干干净净的。
 作者谷大力当年下乡时的照片 较为特殊的是，他那双眼皮的大眼睛里，镶嵌着两颗黄眼珠，就为这，我后来还常打趣他不是纯种中国人，肯定祖上有外国血缘。可每当说到这个话题，他总是憨实地辩解说自己是纯粹的中国山区农民的后代。
就是这样一个与常人没什么区别的人，为何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这成为我这个懵懂少年心中的迷。而我万万没想到的是，我和夏文轩的第一次往来，居然是我和他一起成为了连队职工中的“另类”！时间是在连队领导在全连大会上宣布“兵团战士”名单的那天。
大约是在1970年的春末夏初，连队领导在大食堂召开全连大会，正式宣布被批准为“兵团战士”的人名单，我和哈尔滨知青沙公朴却没让参加大会。是一开始就没让参加大会，还是宣布名单后把我们“请”出了会场，如今已记不清了。总之是，大家都在开会，而我们却集中在一间宿舍里，与无资格参加各项政治活动的“右派”夏文轩、“贪污犯”杜×财、“坏分子”宫×友为伍了。我们几个人在一起，面面相觑，互相调侃，在尴尬的玩笑中，颇有“五十步笑百步”的意味。就这样，几个“天涯沦落之人”算是互相认识了。
 当年下乡时谷大力和他的兵团战友合影的照片 我之所以从北京来到连队仅8个月就被排斥在兵团战士行列之外，全都“仰仗”着当时的连队指导员；他在突袭批判我的全连大会上，所宣布的我的三大“罪状”：
第一，逃跑回家（请假未准，径直回京探父病）；
当时，班长、排长、和副指导员曾三次到宿舍“传唤”我，让我心生疑惑；而会场上的气氛、领导的严厉，和某些群众不明就里的激愤，以及下放在我们连队的、原友谊（农场）公安局局长，结结巴巴指责我的滑稽发言，伴随着刚到连队没有几天的上海知青满脸的惊愕……那一天所发生的一切，像梦魇一般伴随着我直到现在。
16岁的我被赶出了集体，与光荣的“兵团战士”无缘，而被迫与“牛鬼蛇神”“同流合污”，失落怨恨，孤独无助，心里真不是滋味。多少次，我从梦中惊醒，泪流满面，愤恨、委屈、孤立无援、有苦无处诉说的憋闷等等，都使我这个从未经历过如此场面的少年，心灵上受到了致命的挫伤。自此以后，我的脾气秉性渐渐发生了潜移默化地改变，惶恐、叛逆、多疑、胆怯，做事优柔寡断、瞻前顾后。
以至于多年以后，我在新西兰生活时，面对与当地毛利人的冲突，我的委曲求全之举，招致一个老朋友的不满呵斥：“大力，你以前不是这样的啊！”
话说远了，再回到当年。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 我第一次与夏文轩说闲话拉家常，是在我俩被分配到同一间宿舍以后。
夏文轩住在宿舍一进门的炕头，我因怕热住在炕梢。头上是一排木床铺，一间屋里住着十多个人，生活中的彼此交流渐渐多了起来，大家熟悉以后还经常开开玩笑，日常也多有互相照顾帮忙，借个针线，用个小工具，问个字词，请教个历史知识等等。吃饭没有大蒜了，向夏文轩要，他总能掏出几瓣来。他还教我一种快捷剥蒜皮的方法，简单实用，至今我还经常在人前显摆。
有一年冬季，夏文轩负责给宿舍烧火墙取暖，而我这时已在学校当副科老师，没课的时候，我就到连部取回三天前的报纸和一些杂志，偷偷溜回宿舍，躺在床上浏览。夏文轩忙完一阵后，也会回到宿舍里休息，看一看我带回来的报纸杂志，这样，我们单独在一起聊天拉家常的机会就多了起来。
一次，不知是他瞎猜还是道听途说，竟拿学校里的年轻女教师与我打趣说笑。借着这个由头，我问起了他的婚恋史，他略略沉思后，给我讲了这样一个凄美的故事——
 他在家乡有一个女同学，在当地算是个才貌双全的姑娘，她对很多人的追求都视而不见，唯独看上了他这个穷小子，后来，他们成了恋人，人家就等着夏文轩大学毕业后结婚成家。可没想到，他在学校被打成了“右派”，分配到农场，他不愿意拖累人家，几次提出分手，可女孩始终不离不弃，愿意等他摘帽后结婚。
有一年夏文轩回家探亲，女孩为了表示她的恋情和决心，不惜委身于他，在那个年代，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啊！可是夏文轩拒绝了。他说，我的政治问题不解决，就决不能结婚成家。姑娘哭着跑了。
文革开始后，夏的问题更无望解决了，也渐渐与姑娘失去了联系。夏文轩一直独身至今，为了对爱恋的人负责，他牺牲了自己的爱情。
 至于他是如何被打成右派的，他是这样告诉我的——
夏文轩祖祖辈辈生活在东北某省的山区里，家里世代务农为生，用他的话说就是：我们老夏家，祖祖辈辈就没出过一个文化人，为了培养从小就聪明伶俐、学习优秀的他，全族共同出钱，供养他上学读书，希望他能学业有成，将来出人头地，为老夏家、为全族人光宗耀祖。
而他也不负众望，考上了大学，成为老夏家学历最高的知识分子。
在大学里，他的各门功课都成绩优良，课外活动也积极参加，是学生中的活跃分子，被选为学生会主席、学校剧团团长，成为学校很有威望的学生，这样一个根红苗正的人，又为什么成为了右派呢？
夏文轩说，主要在两个问题上，与反右运动的主流不合拍。
一个是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是我们的“老大哥”，而列宁也承诺过要废除一切中俄间的不平等条约，但为什么总占着我国的“江东六十四屯”等不归还呢？
 还有一个就是政府高调宣传大跃进，各地高产放“卫星”，粮食富裕，可我的家乡为什么缺衣少粮、甚至饿死人呢？
他把这两个问题在小范围内提了出来，而校领导却让他在全校大会上公开提出自己的疑问，他是个耿直的热血青年，哪知道政治上的凶险，被“引蛇出洞”，就在学校的大会上慷慨激昂、直言不讳。
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一顶右派的帽子死死地扣在了他的头上。
“右派”的帽子给夏文轩带来的是无尽的磨难。因为是“右派”，夏文轩在人面前总是态度谦卑，低头做事，老实干活。而我却见识了夏文轩的一次发脾气，那是在他向领导请假去看病时。
那一年，因为大环境的原因，批斗大会经常开，连里的三个人物——“右派”夏文轩、“贪污公款”的杜×财、“坏分子”宫×友，都是批斗的对象。
在一次批斗大会后，不知何故，夏文轩被打了，右侧肋骨骨折，还波及内脏。自那以后，夏文轩的身体就变了形，总是向右侧佝偻着身子，从他身后看，就像是拧了两道弯，走起路来，左臂幅度很大地摆动着，以保持身体的平衡。
 当年下乡时谷大力和他的兵团战友合影的照片 一天，我正在篮球场边与领导说话，夏文轩走过来，对领导说要请假去团部医院看病，可是领导不同意，认为他是小病大养、装病。夏文轩顿时就急了，说了许多辩解的话，留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如果我装假，我就蹦八个高摔死！”
他当时发誓赌咒的神情、激愤的眼神以及这别致的咒语，深深地镌刻在我的脑海中，他不像是仅仅为请假而辩解，更像是在证明自己为人的清白。
 作者谷大力（左）当年在兵团时的照片 关于夏文轩还有一件事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1976年春夏之交，连里的北京青年做航空模型，缺少合成燃料，其中一种成分是麻醉剂“乙醚”，“乙醚”是国家管制药品，市场上根本就没有出售的。为让航模成功飞上天，我到营部医院找到当药剂师的朋友王锁，向他说明了原委，希望他能提供帮助。老实人王锁很爽快地满足了我的要求，但也叮嘱我不要挪作他用。航空模型的表演在营运动会上引起了轰动，受到了大家的欢迎和赞誉，运动会后，剩下了两瓶乙醚，我小心地将它们存放在了我的小书箱里。
也可能是一开始就留心了，或是我在宿舍里谈到乙醚犯罪的事例时，谈到过手里的乙醚。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在我返京前收拾行装时，夏文轩悄悄地把我叫到屋子外边，恳切地提出要我的这两瓶乙醚。
我问他要乙醚做什么，他却不太愿意明说，我开玩笑说不是要去犯罪吧，他吱吱唔唔、嘻嘻哈哈就搪塞过去了。最后，我悄悄地把这两瓶药给了他，还千叮咛万嘱咐，千万别干傻事。至于后来他用这药到底做了何种用途，我们不得而知，现在更无从查证了。
回城后，和大多数知青一样，忙于工作学习，结婚生子，与北大荒的联系日渐稀少。似曾听说夏文轩已摘帽平反，后来又调到九营当了老师，再往后，就无其它信息了。
2009年8月下旬，我和尹慧生二人驾车返回连队，离开33年后故地重游，兵团已经物是人非了。再打听夏文轩的下落，竟无人知晓。如今不知他是否安在？
时至今日，他是否知道，在遥远的北京城里，还有一个人始终想念着他，在述说着与他一起时的故事。
 作者简介：
谷大力，男。1953年7月生。北京120中学69届毕业生。1969年9月8日离京，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所在连队是三师十八团四营三十八连。前三年半务农，后三年半任学校教师。
1976年10月返京，职工大学毕业，任北京京棉集团工程师，现已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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