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的时间从身边悄悄地滑过了，这已是七四年底了。连里大田的工作已基本结束，开始陆陆续续地批准知青的探亲假了。这也是所有知青享受的第二次探亲假。
      被批准探亲的人们此时开始找回家的伴了，好在路上相互有个照应。男女知青互不搭话的潜规则打破了，女知青主动找男知青的比例大一些，临走之前的话多了许多，无论在食堂、在路上、在宿舍前都在商量着回家的吉日。几个人经过缜密的商讨，定下回家的日期。回家的那天一大早就来到公路旁，等待着去鹤岗的客车。客车一到，送行的人们把战友拥上车，大包小包一递，客车冒着黑烟，把心情欢畅、充满喜悦的知青们拉向了鹤岗火车站。
      我们这次回去的有六、七个人之多，有塘沽的，有天津的、北京的共有四、五个人。大家顺利地买上了车票，登上了去佳木斯的慢车。车上的人很多，挤得满满的。大家把大包小包安顿好，坐在椅子上擦去额头上的汗，开心地聊了起来。
      鹤岗离佳木斯只有两个多小时的路程，一会儿的功夫就要到了。人们纷纷得站起身来把自己的提包归拢好，等着列车进站停稳下车。
      阿成把两个大提包一前一后背在了肩上，手里还提着女同胞的东西，他的车票叼在嘴上。这时不知是谁大声对他说“票别丢了”，阿成回答了一句“丢不了”。此时列车已停稳，人们陆续的朝车下走去。检票出口马上就要到了。此时阿成不安起来，两个提包放在了地上，浑身上下翻腾着，原来他的车票不见了。大家一看此情景都聚拢过来帮他找起票来，可把他的所有衣兜都翻遍了仍不见票的影子。大家焦虑起来，这趟车的人早已出了检票口，只剩下我们几个人孤零零地站在空旷的站台上。这时工作人员走了过来，我们把情况跟他讲了，他让我们先出站再说吧！
      大家非常沮丧的来到候车室坐在了地上，刚才高兴的心情此刻全都荡然无存了，都为阿成着起急来，同时出着各式各样的主意。小马说“你先和我到塘沽下车，然后我到家给你拿点钱再回北京”；那个说“先上车再说”这个说“没票怎么上车呢”。这个问题是最重要的话题。是啊！没票连站都进不了，怎么能上车呢？为了这张票，大家说出了最温暖的话，除了最好的主意，可到最后依然是一筹莫展！
      怎么就这么难呢？从鹤岗买到北京的车票是二十二元四角，一张佳木斯到天津的加快票是四元七角。加在一块只不过三十来元，现在三十元不算什么，可当时是一个月的工资啊！那时很多很多的知青家庭很困难，每月开的工资除去伙食费，加上一些琐碎的开销，剩下的全都寄回了家里。探亲假回去的路费很多人都是借的，回来的路费还得家里掏，等探亲假回来报完销再把借的钱还掉或给家里寄去后，又是两手空空了。
      阿成补一张票难啊！我们几个人的兜里钱全部掏出来也不够买一张回程的车票啊。如果阿成返回连队，他可能是一百个不愿意，我们也于心不忍，怎么能丢下他呢？大家这次一起回家是个缘分，最好还是一块走的好。我们找到了车站的工作人员，工作人员把我们几个人的车票都看了看，摇摇头“你们丢得票是两头的，要是丢张中间的还好说些”，原来买票时我们的票是联号的，阿成的票正是两头的，真是买不买票说不清楚，我们只能坐在地上发愁吧！真是没钱难倒英雄汉啊！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离开车的时间越来越近，此时大家都默默无语，无计可施。尽管候车大厅里人声嘈杂，喇叭声声，可我们几个人觉得静的可怕，怎么办？
      就在此时，一个头戴皮帽的人大声地向我们喊着“是不是你们的票丢了”，我们都抬起了头，痴呆呆的望着他。“还看我干什么，拿上你们几个人的票到公安办公室去。”于是我们把几个人的票重又敛在了一起，跟着来人快步来到了公安办公室。
      一张车票放在桌子上，那个人把我们的几张票同那张票放在了一起，“哈哈……”票号联上了，这张正是我们丢的那张。此时那颗心几乎蹦到了嗓子眼，当时太激动了。连忙握着办公室的公安人员，嘴里不住地说着“谢谢、谢谢”。
      我们连忙问“您们是如何找到的？”办公的民警指着戴皮帽子的人说“这是我们便衣警察，当你们在站台找票时，他就知道了。他不动声色的一直到退票窗口蹲守着，果然有一个人来退这张票，当场就把他抓住了”。原来，阿成张嘴说“丢不了”时票就掉到了地上，旁边的一个人顺势把票捡了起来，然后到退票处去退票，没想到被负责任的民警抓住了。其实这个民警拿着车票到广播室，让广播员反复的找着我们，车站的广播喊了很长时间，可我们没有听见，仍在为阿成想着回家的方法。这个便衣警察找遍了大厅才找到我们。
      我们被这张票的故事感动了，他又重新给我们带来了欢乐，心里的阴霾消失了。随后车站的工作人员提前把我们送进了站里，登上了开往天津的列车。
      感谢啊！衷心感谢佳木斯火车站的公安人员和工作人员，你们的行动，给我们当年的知青留下了这么一段美好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