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继红：在海南兵团的日子里
记得那是在1968年的11月，数以万计的广州中学生告别了曾经的生养之地——广州。在“文化大革命”的浪潮中，无限忠诚地服从了革命的需要，到广阔天地里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我们背起了行囊，挥泪告别早已是两鬓飞霜的父母，踏上了“红卫2号”客轮奔赴祖国南疆——海南岛。
我当老师
当时，53位华南师范实验学校的学生在领队校革委会主任蔡汉平校长向农场的要求下，被集中分在全场最边远、最艰苦的新建生产队——“八一”生产队。留场知识青年由初中和高中的学生组成一个大团支部，我作为团支书被委任为留场学生和学校间情况交流的联络人。
1968年蓝继红（右）和妹妹蓝军在知青宿舍门前留影
汽车载着我们，一路颠簸地开进儋州县的一个叫南正山的地方。“八一”队就疏疏落落地建立在这群山环抱的山丘里。拐进到弯弯的山路口，一群衣衫褴褛，有的还光着屁股的小孩追赶过来，他们跟在汽车的后面一路跑，一路高兴地有节奏地喊着“汽车来了！”“汽车来了！”那惊喜的情景像看见什么稀奇的东西一样，显然，他们在这山沟里很难见到一回汽车，这使我们不禁一阵心凉，一阵痛。
到了生产队，队干部把我们分配在还飘逸着一阵阵茅草气息的草棚里住下后，马上布置了工作。同学们的名单早就下到生产队里了。有的分在农工班，专门管理稻田菜地。有的分在割胶班，这是农场的主要技术工种，每天割橡胶树生产胶水。我是被最后安排的，被派往八一小学当老师，成了该农场68届知识青年中第一个当老师的知青。从此开始了漫漫人生道路上极为短暂的一小段教师生活。
八一小学原来有一位姓刘的老师，他的文化程度颇高，是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的大学高材生。由于在20世纪５０年代的“反右斗争”中，据说是在向党交心时，他言语过激被划成了右派分子。带上右派分子的帽子后被押送到海南岛劳改，大学的未婚妻离开了他，家人也跟他划清了界线。劳改期满后，他再也不想回到伤心地，就一直留在农场里工作。
这年，生产队的学龄儿童很多，但是队里连个高小文化水平的人都难以找到，队长是个退伍军人，正挂着小学校长的名义，他把小孩子们抓到学堂里却管不住，教不了。小孩子集中在一起，不是打架就是吵嘴，因为孩子们的闹腾，连家长也闹起意见来。一些工人干脆把孩子领回家放任自流算了。因此常常闹出许多的令人痛心疾首的事故来，羊副队长的儿子因追逐拖拉机被压断了腿，陈姓工人的小孩则在酷暑中到水井玩水被淹溺……
吃尽没文化少知识苦头的生产队长，是个很开明的退伍军人，他很爱惜刘老师的才华，觉得让他干农活很埋没了他的才干，也很浪费人力资源，就瞒着场部领导，偷偷把刘老师调到小学当老师。希望队里的孩子能跟他学好文化将来出人才。
无奈“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政治浪潮，一浪高似一浪地不停冲击。刘成了老“运动员”。他的处境尴尬，一有风吹草动，一些家长和学生就威胁要造他的反，他每天战战兢兢地夹着尾巴做人，不敢开展工作，学校只能一直瘫痪着。连长和老工人对此一筹莫展。
36年后故地重游姐妹俩故居留影
我到学校后，主动接触了这位刘老师，发现他不但才华横溢，而且对事物很有见解，对连队建设、学校建设都很有见地。就是被政治运动搞怕了，到了心惊胆战的地步，对生活也心灰意懒。所以他什么话也不说，对任何事都熟视无睹，好像与己无关一样。他淡薄人生天天日出而作，日暮而息，实际上他清楚地知道这样下去会毁了整个的下一代。他心里也暗暗焦急，希望能有人来出头把学校管起来。
学校有三间教室和几张残缺不全的桌子，却没有板凳。据说原来是设施齐备的，但却让孩子们打闹弄坏了。课堂里有黑板却没粉笔，也是被小孩玩弄光了，没有教学大纲，没有教材。面对这样的学校，只有一切从头开始了。
说也奇怪，到学校后，我头一天就能把学生集中起来，小孩子们是按年龄大小被分成高年级和低年级的。他们席地分坐在教室左右两边，课堂安静得出奇，也许是对我这个女知青充满了好奇心；也许是对我的威严感到有点震慑。
我为大家讲解了学习文化的重要性，要求大家把失学的小朋友都找回来上课。学校一定会坚持办下去的。没有教材没有课本，不要紧！大家明天起，把每家必备的毛主席语录带回来，那就是教材。人手有一本红宝书——我们就从学习毛主席语录开始。上课的时间一长，孩子开始有点坐不住了，我就教他们唱语录歌。这样很容易把他们的精神重新集中起来，孩子们的兴致很高，学得很快。队长也在教室后面跟着摇头晃脑地唱。
放学后，我一面在队长带领下逐家逐户地把失学的孩子动员回校，一面忙着向队里汇报，申请马上派人把学校重新配置好。同时要求放手让刘老师教学。对老师的分工我提议：发挥个人所长，我教语文、美术、体育、唱歌。刘老师教数学、生产劳动。队里很快就通过我的提议。
就这样，八一小学顺利开课了，并成为全农场第一个复课的学校。我有机会过了一把当老师的瘾，直到兵团成立后我才被调到其他部门工作。
黄 三 皮
“黄三皮”在咱们6811部队（注：6811部队是咱们68年11月下兵团知青的统称）年纪最小，1．85米高的个头，是全团个子最高的小兵黄波的绰号。下乡那年还不满15岁呢！在学校念初一，因为老爹在省委被捕并打成走资派了，所以随我们一道成了兵团战士。又因为到队里的头一天，连长在点名时把他的名字里的“波”字看成了“三”“皮”两个字，弄个哄堂大笑，结果他意外得了个新名号“黄三皮”。
黄波年纪小。在兵团的日子过得很苦，住的是茅草房，吃的是粗米饭，每天干的是强劳动，饿得三皮直叫胃痛。那时大家的饭票都是一样的多，每人四十斤米的饭票。我们年纪稍大的高中部的知青看在眼里，疼在心上。那时我们也饿。但是他年纪小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每天强劳力付出，却缺少最基本的营养补充怎么能行？
原高二的团支书老朱提出每人省一点出来，支援小黄波。我想男知青干的活比我们重，就让我们女知青想办法吧。我在女知青宿舍里把想法和大家一说，谁也没说话。默默地回去把自己的饭票拿来。有的三斤，有的两斤，有的五斤。捐出五斤的，我都给退回去了，并马上宣布每人最多拿出三斤来。我把大家的饭票集中起来送到男宿舍时，小黄感动得哭了，他说啥也不接受。因为他清楚地知道大家的口粮都很紧张，他要是吃饱了，别的人会更饿。在大家耐心的说服下，我们把他的粮食问题给解决了，剩下的支援了其他有需要的男知青。这个不成文约定，我们知青一直坚持到全部离开兵团回城为止。
小黄波人小鬼大，每天洗完澡都用不着洗衣服，但是他的衣服却都干干净净的。是谁给他洗的衣服呢？我纳闷了好久。
一天，我正在井边洗衣服，他走到我身边诡秘的笑着对我说：“把你的衣服拿来。我教你洗，不费力气的，还不用肥皂！”我们那时洗衣服光靠水洗手搓，没有肥皂。遇上女孩子来例假把衣服弄脏了，就到食堂去取些炉灰，加水泡上。再用那稍带碱性的水泡洗衣物。看着他那神秘的样子，不知他在想啥鬼主意，我有点犹豫不决。
1969年12月兵团五师出席省知青“积代会”代表留影
三皮不由分说拿起我那桶衣服。带着我沿着菜地旁的小河一直走。在一棵大树下，他停住了脚说：“记住这棵树，明天来取衣服吧。”说罢他坐在河边把脚伸下水里去探什么。一会，他用脚钩上来一截铁线。这根铁丝一头系在树根上，一头绑着块大石头。他看看左右没人，连忙把石头松开，把我的所有衣物的衣袖裤管都用铁线穿上，再挽了一个结，把石头系上，最后飞起一脚把我的衣服连石块一起全踢进水了去了……我一看就急了，连忙要下水去抢我的衣服。却被他猛地拉住了。他说这叫自动化洗衣。原来河水每天缓缓流着，不停地冲击着浪花。我的衣物被铁丝穿着，在水里也不停的被清水翻动，比人手工洗的还干净哪。石头的重量使衣服不至于翻到水面上，所以不会丢的。
一天以后，我依约去取回我的衣物，真洗得干净极了。不过我还是没敢用他的办法洗衣服，我怕哪天不小心衣服会被水冲丢了，我连换洗的都没了，那可吃大亏了。
十号风球
1970年的台风季节，那天海南岛沿海地带刮起了十号风球，狂风夹带着暴雨，从天上尽情地倾倒下来。呼啸的山风把老职工用茅草搭盖的小伙房顶都掀开了。我们只有眼巴巴地看着一个又一个散了架的房顶，翻在地面滚来滚去，然后在地上划了一个又一个的圈，最后像坐了阿拉伯神毯似的慢悠悠地被吹上天。又在天上翻滚着，越来越远，越变越小……台风显然夹着龙卷风哦！
这奇异的天象景观知青们都是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我们都很庆幸刚好赶在台风前搬进了砖瓦房里，躲过了这场罕见的大风暴。要不然我们可能要追着被子满山跑呢，好险哦！
噹噹噹！噹噹噹！一阵紧似一阵的报警锣声，锣声就是命令！兵团战士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我们当时想，一定是哪里出了险情，知青们披上雨衣拿上锄头、铁镐冒雨以最快的速度赶到篮球场集合了。
连长是个20世纪50年代的退伍兵。他操着江苏口音向大家告急。原来位于南正山坡地的养猪场，有一百多头猪被山洪围困住了。要不及时地破围放猪，完不成团里下达的一人一猪的任务不说，全连队将会整年吃素了。连长要求只要男知青去就够了。但是他话还没说完，我们都飞快地朝着猪场的方向冲去，哪里还分什么男呀女呀的。
转过了一座山坡，就能对山下的猪场一目了然，现在只见这漫天的暴雨扑面而来，打得人生痛，连眼睛都睁不开，五六米之外啥也看不见。特大的暴风雨把山上的胶树刮倒了，断树顺着山势随着山洪滚滚而来，横七竖八地拦堵在原来通往猪场的小路上。
作者的弟弟蓝春彬（右三）下乡海南金星农场时才17岁
猪场三面是山，洪水从三个山上夹带着山石一起冲下来。黄泥搅着山洪，洪水夹着山石，一路坑坑洼洼，越往下走水越深，混浊的泥水已经漫过大腿了。
忽然，我的腿被一块大石头猛地撞着了，身子一歪，仰面八叉地倒在泥水里，水马上淹过我的头，我正手忙脚乱地在水里挣扎，跟在我后面的老连长一把将我拽起来，我水淋淋的站在风雨中，冷得直发抖，定了定神说：“好险哦！”“水太大，大家手拉着手走，别让大水给冲跑了”因为摔了一跤，我们掉队了。互相只好手拉着手一路又继续跌跌撞撞地在混水里摸爬着前进……
一阵狂风暴雨过去后，雨渐渐地小了点，能见度稍增高了些。连长跑到前面大声呼喊要大家拉着手一块走，注意安全，别叫水冲走了……
忽然，走在我前面的团支委谢伟伦指着约七八米开外的地方，那有一头小猪顺水漂移着！我顺他指的方向一看，可不是吗？一只黑黑的小猪在水里一翻一翻地漂着，还不知是死是活呢。“我去把它救下来再说。”谢伟伦说着松开手，趟进齐腰的水里，追向那头猪……
我们几个掉了队的知青，只好在水里等着他。风雨中小谢在那里大喊叫着什么？我们一点也没听清，只见他很费力地抱起那头猪。可能个头还挺大呢，我们赶忙也趟进深水里去接应他。赶到了跟前一看，天哪！小谢刚从水里捞起来，艰难地抱着的不是猪，而是个人，那人浑身淌着水，已经失去了知觉……原来那在水里漂动着的黑黑的是头发。我们几个人好不容易把他弄到山势高点的地方，马上有一个知青弯下腰去，双手撑着膝盖，背朝天，别的知青七手八脚地把他俯放在知青的背上用力压，反复几次，让他吐出呛进肚里的泥浆水……慢慢地，他缓过气来了。好险哦！拨开她的头发，这时才看清了她是咱连的女知青——宣传队长王微。连长闻讯赶来时，脸色铁青。连忙清点人数，猪也不救了，马上往回撤！
回到宿舍里，饭堂的知青把早已做好的姜汤送到王微房间，一口一口地喂她喝完。
王微这时才疲惫不堪地说出：她跑在最前面，看见猪场的围墙早被山石打破了个大缺口，猪圈里的猪都疯了似的狂跑上山去了。这时只见远处又有一个特大的山洪汹涌咆哮着涌过来，王微看着不好，马上掉头想跑，谁知没走几步山洪就追上她了，从她身后猛扑过来，把她打倒在地。她头脑清醒地命令自己：“一定要站起来！不能让水给冲走了！”
风助着水势，水借着风威，从山上滚下来的石头在水里肆意地撞击着小王，使她没法在水里站立住，只能随波逐流，她想凭借着自己的水性游到高处。突然，一桩断树狠狠地砸在她的头上，使她失去了知觉……
我们的心沉甸甸的，默默地为她把额头上的和身上的伤口都处理好。谁也不说一句话。半晌，王微喃喃地说道：“水退以后，猪真的会自己跑回来吗？……”话未说完，她极其疲倦地睡着了。我给她盖好被子，大家悄悄地离开了她的房间，看着她沉睡的样子，我想她在梦里一定会看见那满山的猪正在往回跑呢。
经历了一场生与死的搏斗，她勇敢地活过来了，这是我们最大的欣慰。这也使我们更加珍惜生命，珍惜彼此之间的友情。更重要的是，这种对生命的顽强拼搏的精神，保证了我们学校赴兵团的53位知青能在以后回城时可以全身而退。
“拖拉机地”里种花生
1970年的一天，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五师三团的八一连动员了全连的人力到南正山的一块叫“拖拉机地”的空旷高地赶种花生。
“拖拉机地”其实并没有一台拖拉机存在，那里只是一个大山头上独有着一块很平整的大坡地，它整个地势都很高，很空旷。远处偶有的几棵孤零零的老树是点缀这大山岭的唯一景物。因为南正山麓无平地，所以这一大片的旷野就起了个美名叫“拖拉机地”，意思这里平坦得可以用拖拉机耕耘。
因为是抢种，所以这天是全连大兵团作战，连队有的家属把小孩子也带来了。连长姓练，是位说一不二、事事身先士卒的老退伍兵，他把队伍拉上山头后，示范了点播花生的技巧，还特意再三强调今天的花生米全用农药和动物骨粉拌腌制了一夜的，千万别偷吃了闹肚子，连长怕的是在那物质极度贫乏的日子里，有人会在种植花生的时候偷食了这些作为种子的花生米，他那一番话把大家逗得人仰马翻。
我们这帮从城市里来的知识青年花生吃得多,可是连花生是在地里结的，还是在树上长的都闹不清，更不用说到山地里种花生了。队伍一解散，大家就忙活开了。我们一些人走在前面把两脚叉开左右开弓先在松软的沙土上垄起一道道约１０厘米深的土沟沟，双脚一过刚好可以垄出两行土沟来，跟在后面的人腰挎着装满了花生的簸箕，一边均匀地在土沟沟里洒下一粒粒花生米，然后用土把花生埋好，再踏紧沙土，为的是不让山上的小鸟把土刨开偷吃了花生。
这农活一点不累，与平时孤军作战在橡胶地里紧跑飞刀地割橡胶差远了。满山跑的小孩高兴地在细沙地里追逐打滚。也不知是谁起的头，随心唱起了自编的歌来，那调竟是边区大生产的曲子，“兵团战士呀——哟嘿!斗志昂那么——哟嘿!——拖拉机地种花生——你追我赶夺丰产那么——哟嘿！”慢慢全连的人都跟着唱起了和声“哟嘿”，歌声在旷野里格外响亮，回声从远处山峰飘回来时分外悠扬动听！山地里说笑声、歌唱声、喧闹声、追逐跑步声使这平日寂静的山头显得更加生气盎然。
海南岛的天就像孩儿脸，说变就变，刚才还是朗朗晴天烈日当空，转眼间就浓云密布，拖拉机地连躲雨的地方都没有，大家只好加快速度冒雨抢种了。天空轰轰隆隆的打起雷来，天色骤然灰暗如同傍晚，猛然间，一道强烈的闪电穿过天幕直划到这旷野上,山头被强烈的电光照得惨白惨白……与此同时一个个巨大的山雷轰隆隆滚滚而至，狠砸在山地上爆发出一个个火团，面对大自然这凶猛的阵势，我们惊呆了，完全不知所措，刚才那兴高采烈的心情荡然无存，早丢到了爪哇国去了。
突然一个山雷冲天而下，打在花生地上，就炸在知青当中，我们被雷打得七歪八倒的，一位绰号叫小鸡蛋的广州知青应声倒在地上，半天没有爬起来……
电光中隐隐约约见到有妇女带着小孩往远处的大树跑去，“卧倒!!”又是一声炸雷!这是连长竭尽全力高声大喊“不准跑！不准到树底下避雨!”“危险!就地卧倒!”在我们平时就训练有素的连队里军令如山!奔跑着的妇女拉着孩子就地卧倒了，孩子被压在母亲的身下……
雷电稍小后，我们急急忙忙跑过去把被雷电打得昏迷过去的小鸡蛋翻过身来，只见他满脸被雷熏炸得黑乎乎的，半天言语不清，手脚也不灵活。休息了好一阵子，他才慢慢缓过气来，把嘴里的沙土吐出来。对于刚发生的雷击事一点也记不清，只觉得浑身被火猛地烧灼后就失去了知觉。连长为避免再出意外，叫人架扶着年仅十七八岁、被雷击的小知青，集合人马撤出拖拉机地这一危险雷区。
这次种花生给我留下的印象刻骨铭心，是我有生以来头一次近距离目睹了大自然的雷电，领略了它的厉害。海南岛的山雷也差点要了我们知青一条性命。在这次抢种中，我的脚也受伤了，劳动时根本顾不上对伤口的包扎，脚趾甲裂开了，结果为花生培土时泥沙都深深地渗进指甲里。晚上回到宿舍时，挑起马灯让妹妹用针把藏在指甲里的泥沙一点一点地往外挑，钻心的疼痛，令人至今想起来还感到阵阵的揪心！
三条手帕
那时，国家很困难，兵团配给我们每人每年一丈三尺六的布票。添置里、外衣服，蚊帐，被子都须用这些布票去购买。
我们每天在山上劳动，衣裤耗得特别快。那时我姐妹俩在兵团相依为命，我是姐姐懂事点。所以就算是破衣服破裤子我也舍不得丢掉。长袖破了可以改成短袖，袖子内侧还可以作补丁，再破了就改背心。裤子也一样，补丁压补丁的，长裤改短裤。实在破得没法穿了，就把衣服给拆开。剪出稍好点的布块，留着作补丁用，一点也不会浪费。
夏天的海南岛，烈日当空，火辣辣的太阳逼得人喘不上气来。农场割胶工天没亮就早早把胶树割好了，知青们抓紧时间小休一阵，下午还得顶着烈日修整环山行呢。
我躲在茅草房里，汗流浃背懒洋洋地打开衣裳包袱，想找一件破衣服出来，把它的袖子和领子给去掉，要给妹妹做件凉快点的衣服穿。
“大蓝在吗？”是军工家属田凤英的声音，连队里的人为了区分我姐妹俩，都不约而同的叫我大蓝，叫妹妹小蓝。“在呀！”我连忙放下手中的衣物迎了过去。田大姐神神秘秘地进了房门，随即又顺手把门给带上。“有事吗？”我把田大姐让到床边坐下。大姐边点头边从贴身衣服里掏出几条男装带格子花纹的手帕送到我面前，“给！快给小蓝你俩做件衣服穿，天气太热，你们要捂坏的。”我还没反应过来是怎回事的时候，老大姐不由分说地拿起床头的剪刀，先把一块手帕给一分为二，然后拿起我的针线飞快地缝合起来。
下乡以来，我姐妹俩和所有的知青一样，平时一有空常为连队的老工人干点力所能及的活，和连队的老工人都混得很熟。大姐一直很注意咱们知青的冷暖，这会悄悄地拿出珍藏多时的几方手帕来送给我，真使我感到意外。要知道她的三个孩子也正是长个子的时候，衣服年年要换。况且在这困难时期，要想弄几条手帕还真不容易。用手帕做衣服我还是头一次见到。田大姐飞针走线把两块半的手帕分好里外缝成一个圈，说这是身体部分。又把另外半条手帕尽它的长度裁窄一半，再把它分别对称地缝在刚才的圆筒上肩膀的位置。
转眼间，一件用三条男装手帕做的超薄型的背心就做好了。田大姐把线头咬断了对我说，“穿上试试！”我犹豫不决，我可以穿补丁压补丁的衣服，我都二十出头了，这半天吊的超薄小背心穿上真难为情！大姐看出我的心思来，连声说别怕！这鬼天气会把人弄病的。夏天我们都穿这样的。有的还用蚊帐布作背心穿，那才凉快呢。我在田大姐监督下，慢吞吞地换上这件新衣，这时开工的钟声敲响了。大姐不等我把衣服再换上，就拖着我跑出球场集合了。
来到球场一看，今天连队的女工全换上手帕做的衣服，还真有些大姐穿上蚊帐布缝制的小背心，透明着呢，那女性身体特征依稀可见。我为自己衣不蔽体尴尬极了，远远看见男知青们一脸的惊讶，女知青们却纷纷说凉快就好！大姐们围上来七嘴八舌地夸我带了个好头。这时一位女知青告诉我，她们也都做了这种小背心，就是都不敢穿出来。这时，我才恍然大悟，连队的大姐们是合计好了，让我带这个头。我这1.68米的个头就这样穿了件三条手帕做的“新衣”上山干活去了。
第二天，尽管我不再穿那件小衣裳，只是留着晚上在宿舍里穿，但是连队的女知青却有好几个穿上了手帕做的衣服。甚至连汕头知青也学着样子凉快起来。后来我又照猫画虎地做了一件给妹妹，让她也凉快凉快！
年 夜 饭
说起在连队过春节，不得不写一下我们在年前的一些忧虑，头一年，没有知青申请回家过年。要过年了，妹妹还小，才十五六岁，而且从没离开过家，这次和我一道独立生活成为异乡异客，尽管和大家伙在一起过集体生活，但妹妹还是显得有点想家，有点茫然。
我们团支部的知青相约把假期给好好安排一下，过年大家给连队的老工人们串门拜年去。大年三十，我们在连队聚餐后刚回到宿舍，江苏籍老工人老田就找上门来了。说是我们远离父母背井离乡到海南，真不容易，一定要请我们到他家里一起过年，也顺便尝尝他们江苏的风味，推辞不掉姐妹俩便应邀到田家。刚出门便遇上湖南籍的军工老陈来请，拉着我俩的手说是都来了几趟了，不上他家不行。结果，在我们答应了在老田家稍坐会儿就上他家去才放人……就这样，大年三十晚饭，我们被连队的老工人拖来拉去的吃遍半个连队。原来平时像个无底洞似的肚子这会被撑得快走不动啦，用妹妹的话来说，她吃下去的东西已经被填到脖颈上了。
没出南正山，竟对山东、江苏、四川、广西、湖南、广东、海南本土的……祖国各地过年的风俗习惯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品味了因陋就简做出各种风味的山东的饺子、大饼，湖南的烟熏肉，四川的腊鱼，海南的糍巴，广西的米通……还有老工人平常采集的山珍，海南蘑菇、枫菌、木耳、竹笋、野山椒……除夕大餐令人目不暇接，有些食品还是这些退伍兵在老家的亲人不远万里寄来给他们过年的呢，这会儿如数家珍地全亮了出来，非得请我们这群非亲非故的小青年尝尝。在湖南军工罗学春的家里，我们有生以来第一次品尝了黄猄、野猪和山鸡的滋味。比起开放改革后那些暴发户大款专门费尽心机花大钱去品尝野味，我们不是要引领潮流多少年么？
我们离开罗家回宿舍时，远远看见还有老工人在知青们的宿舍前一间间地敲门，看看还有那位知青在家。妹妹见状拉住我说：“姐，我们躲吧，我撑得难受，再也吃不下了。”当我俩绕过胶林从屋后的窗户跳进乌灯黑火的房间时，借着窗外月色，竟看见同宿舍的小莉妹妹大字般地躺在床上。原来她也是被好几个老工人请吃年饭撑坏了。这会逃回来把房门在外面给锁上，从房后的林段前跳窗进来。任凭来找的老工人敲门呼唤都不敢再出去应酬。
如今知青们聚会时聊起当年年三十晚餐全连大扫荡的事，依然会兴致勃勃地数着那家的山珍，那家的野味，依然会纵情地交流着在南正山上熟习天南地北民风，传诵农垦工人对知青亲如一家的情景。
想起了邱少云
有一次，我随师部的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讲用团在某武装连进行宣讲，武装连的战士席地而坐，开会前连队间的拉歌声此起彼伏，热火朝天。开会时会场安静得鸦雀无声。显然这个连队训练有素，是支纪律严明的队伍。
快到中午时，该轮到我发言了，我刚走上台拿起稿子准备照本宣科，忽然台下一阵骚动。只见一位男知青突然昏倒在地上，脸色煞白。旁边的人连忙七手八脚地把他抱起来。这时，只见一条长四十厘米左右的红头金边的大蜈蚣从他的裤腿里慢慢爬出来，原来他是被蜈蚣咬伤了私处。
会场顿时紧张起来，一边大家慌忙抄家伙把大蜈蚣砸死，一边卫生员又是掐人中，又是扒裤子给他检查。七手八脚地把他救醒后，连长责问他为何大蜈蚣钻裤裆里还不跳起来赶走它，干挺着被它咬昏。知青说，大家在听宣讲，我不能破坏纪律，我想起了邱少云。
破除迷信
在兵团时，我们受命开进深山向荒山要胶园。我们来到儋州的一座渺无人烟的荒山上，这里就像原始森林，长着许多奇形怪状的树木，不时还有各种野兽出没，所以只能用大兵团作战的办法垦荒。
大家在“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的口号激励下，围垦到了山头，忽然一位男知青发现山川头靠南边还留下一棵枯竭了的大树没被砍伐掉，孤零零地屹立在那里，影响了整个山头的垦荒推进。他拿起砍刀走向那树就要挥刀砍去，农场工人们连忙拉住他，不许他走近那棵枯树旁。原来那是老工人们故意绕道避开的毒树。老工人告诉他那是一棵老漆树，毒性很大，漆毒随风而过便可使人中毒过敏。
男知青看大家说的悬乎其悬，根本听不进去，说那简直是迷信！便昂首阔步走近老漆树，看见树干已被雷击倒，树身上出现了一个深深的大窟窿，洞里装满了积水，也不知已经积聚了多少天。雨水泡着漆木变成黄黄的清清的液体！为了让大家破除迷信，他边用手兜起窟窿的积水洗手，洗脸，边笑着对大家说：“清凉，谁来试试？”
当晚，男知青高烧不止，脑袋肿得比水桶还大，连眼睛也睁不开，这下可把我们全吓坏了，四处求医找药，连场部医院对这中漆毒的病也没辙，只是给打些抗过敏的针。大家当时真怕他救不活。最后还是老工人们在当地找了不少偏方才把他给治好了。
这个迷信破得实在令人啼笑皆非。30多年过去了，每当知青聚会，大伙提起这事还爆笑不已地直喊他“傻牛！”
“九大”是首长？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当时正逢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准备召开，知青们日夜排练节目，准备大会开幕的庆祝演出。
一天，我们在彩排，请来一些老工人观看，并征求他们的意见。老工人看完知青们这台“满怀激情迎九大”的节目后，连声赞好！说道：“欢迎中央首长来海南岛作指示”并问及“九大是男首长，还是女首长？”顿时令知青们目瞪口呆。
知青们立即逐家逐户加强了对党的“九大”的解说和宣传。
打倒林彪
“九一三”事件以后，兵团里全部人员进行先党员后群众地宣讲林彪事件。一位连队党支书在听取文件以后的分组讨论时显得格外愤怒，振臂高呼：“打倒投敌叛国的林彪！”“紧密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中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家一听忙制止他说：“你说错了！”那年头说错话可容易被上纲上线的。他连忙定定神再说一遍相同的话。马上又被大家制止了。这时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天天喊“三忠于”“四无限”的他，根本就不知道林彪就是林副主席。幸好在向大会汇报的时候，谁也没把他连连说错话这事给捅出去，要不然当时真够他受的。
资料照片
被一元钱难倒
那是下乡的一天，一位知青同伴走来对我说道：“要是我们有钱就好了，月莲一家就不会过得这样苦了。”我听来觉得她话出有因，就追问她出了什么事，一问才知道傍晚时，队里退伍军人的家属李月莲姐姐明天要到场部办事，中午回不来，她向同班的潮汕知青丽娟姑娘借一元钱应急，谁知道丽娟也是连一元钱也拿不出来。月莲被这一元钱憋得难过极了，捂着嘴强忍着泪水跑回家痛哭起来。广州知青了解到这事后，连夜为月莲送去五元钱以解燃眉之急。
队长羊启安
2006年5月，我应农垦总局的邀请参加了知青回访农场的活动，我一到场部招待所，丢下行李就往已经调到场部附近生产队的老工人冯大姐家奔去，想让大姐帮我联系一下当年同在一个连队生活工作过的老工人，大家在一起见见面好好聊一聊。
我前脚刚到冯大姐家，老队长羊启安开着小马力的摩托车就赶到了。车前面的兜兜里还装着一个飘着诱人香味的海南特产——大树菠萝。车挡前别着一把菜刀在五月的阳光下闪闪发光。原来他前天就听说我将要代表西庆的下乡知青回访第二故乡，他在树上觅好了这个饱满圆润的菠萝蜜，让它在树上好好长着，谁也不许打它的主意。这会听说农场的车把我接回来了，连忙去把它给摘下来，拿着准备开菠萝用的菜刀直奔到招待所找我。到招待所听说我已下工人家了，又匆匆开车赶来。我双手接过老队长送来的那香气扑人的大树果实，望着那张诚恳朴实的面孔，那一头的热汗，那阳光下仍闪动着光芒的菜刀，眼里不由得涌上一股热流。
记得那是在1968年底，我们一群来自广州的青年学生下放在海南岛西北部的西庆农场的八一队。羊启安是我们当时的队长，他姓羊这事当初就让我好奇了好一阵。一问，原来他是海南儋州县的本土人，因为他淳朴忠厚，事事听党的话，处处身先士卒地走在群众的前面，所以就算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在群众中仍是威信不倒，两派的群众都没把他怎么样。
我们刚到海南，就是他常手把手地教我们干农活。他对知青的关爱就像对自己的弟妹一样。我们一位别号叫小猫的女知青，要下到一个叫九亩六的水田里工作。九亩六水田的蚂蟥特别的大，队里的妇女谁也不敢到这里开工。蚂蟥久没闻到人血早就饥渴不已。“海南的蚂蟥可以做腰带”，那可是海南岛一大怪。知青们都是城市长大的，谁也没见过这么大的吸血怪物。因为当时的最高统帅毛主席一声令下，我们都奔向农村这广阔天地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来了。青年学生们在这里改造自己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个个不甘落后，小猫是共青团支部委员，更是事事严格要求自己。只见她站在水里，两条腿爬满了蚂蟥，十多条蚂蟥在疯狂地吸着她的血，可恶的蚂蟥很难弄掉，因为它是软软的一条两头带吸盘的长虫，你拔了这头的吸盘它那头还连着，拔了那头的这边的又吸住了。小猫只好不去管它，任凭它们贪婪地吸着自己的血，一直坚持工作到收工。但是，羊启安队长第二天还是下了死命令不许小猫再到田里去了。几十年过去，知青们的这种工作态度竟还使老羊难以忘怀。
使老羊久久念道的还有另一件事。那是在1969年初，国家物质生活很贫乏。要过年了，场部发下来一张购买手表的票劵，当时老羊是队长，每天半夜都要早早起来打钟招呼大家起床割胶，没有闹钟也没有手表，他怕误了大家开工的时间常常是睡不稳觉，这次场里发下来的表票大家一致通过给队长购用。可是会后羊队长把这难得的表票悄悄地给知青们送来了。说他习惯了早起，用不着看表，这票就送知青好了。我们几个知青一分析，就知道老羊家的困难，他并不真的是不需要而是没有钱去购买。大家二话没说各自把自己的钱拿出来凑在一块，星期日就去把手表给买了回来，当我们把这块闪亮的国产手表送到队长手里时，他哽咽着半天说不出话来。
闲时老羊也爱和我们聊起儋州特有的民俗风习和他的风流往事，并曾使我们惊诧不已。原来在当地每逢农历十五的夜晚，这里的年轻人都会参加山歌对唱，乡里的男青年和女青年分别集中在两个山头，边用儋州方言唱着情歌边慢慢互相走近，先是大合唱，越走越近，到后来便是各自唱自己的，唱着对着便彼此找寻到了对心的情人，然后，女青年便可以把男青年带到自己父母为自己在山上盖起来的茅草房里圆房，直到怀孕或有了孩子后才去和男青年结婚。这就是传说中的海南八怪之一：“少女背着孩子谈恋爱”。我们八一队里的本地人的婚姻多是经过这样的对歌——当地叫“嗌叮”而促成的。老羊队长在说起他的夫人时，无不骄傲地夸奖她是带着孩子和自己结婚的。
和老工人们在一起，彼此有说不完的思念，道不完的深情，毕竟我们曾同耘一方土，共饮一井水，弹指挥间38年过去了，我的知青情结依旧浓烈如酒，生命在反思中升华，没有了昔日经历过的艰辛，也就不能有如今面对困境的洒脱。
楚 云 秋
楚云秋是一位近70岁的身材矮小、沉默寡言的湖南籍老太太。
我认识楚云秋大姐已经是38年前的事了，因为在同一个连队里，我也认识了狩猎能手、军工罗学春大哥。他是湖南60年代初的退伍军人，老实忠厚，只是脾气有点犟，常常把他利用业余时间打到的各种野猪、山鸡、黄猄、箭猪等各种山珍野味煮熟了请我们知青到他家里开开荤。在那里，我们就了解到楚大姐是６０年代初期随着当兵退伍的爱人罗学春一道来到了祖国最南疆——海南岛，参加当时党中央号召的“开发海南，建设海南”的生产建设。她与世无争和对大家唯唯诺诺的习惯使全队的工人干部都说她的性格特好。然而楚云秋的命运悲惨坎坷，这次我在海南农垦回访活动中见到了她，方知别后这些年来她的人生道路中，竟又一次次遭遇了许多的不幸。
下乡期间，她的大儿子因过去吃了“米”猪肉后感染了米猪虫（寄生虫）。就是在小孩的头皮上长满了像痱子大小的小包包，每个小包包里都有一条头发丝大小的小白虫子。病到后期，我们已经可以隔着他的头皮看见包包里的小白虫在移动。为了给孩子治病，他们倾尽全部身家把孩子带到内地求医。一次要到广西治疗，我们知青凑了一百多块钱支助他去治病。此事一直被楚大姐记在心里，楚大姐的孩子患的这种奇难杂症虽经多次各地求医，但一直无法治愈，反而越来越严重。本来就不富裕的家此时更是一贫如洗。一次，老罗把孩子带到广州求医，又一次被拒医门外，百般无奈之中，老罗为了一家人的活路，狠下心肠把儿子扔在候车室里。当晚，候车室的工作人员发现他是被人遗弃的病孩时，就要把他带走，孩子坚定不移地告诉大家，他爸爸一会会来带他回家。就这样，他不吃不喝地在候车室里抱着老罗留给他的衣服包袱，硬是坐到夜里，使一直在远处观察着他的老罗再也按捺不住了，万般痛心的去把孩子又领回了海南。孩子很懂事很乖，知道自己拖累了家里，他的学习成绩一直在班里名列前茅，然而，长到12岁左右时还是病重不治死了。他们家的生活一直处于贫困之中。
前几年，楚大姐的爱人得了癌症病故后，她还没在悲痛中缓过来，二儿子的小孩半夜起来，跑到后山树上掏鸟窝竟摔死在树下，待到天亮家人找到他时，工人们看到这小孩子痉倒在树下，双手还各抓住一只小鸟，已经断气一段时间，没法抢救了。二媳妇痛心得几乎精神崩溃。为此，她离开了伤心之地，回到了县城的娘家。
小儿子是一位身患五种眼疾包括青光眼的残疾人，眼睛的视力仅能看到一点光亮。他娶了位哑巴媳妇。一家人多年以来就靠大姐一份退休工资（370元）过日子。幸好去年队里出头，帮助他千方百计地申请了残疾人补贴，每月两人共补贴160元。还帮助他儿子进了农场。有了一点基本工资才使一家人免受更大的苦楚。然而，我所看到的是他的儿子和媳妇在开工时竟是媳妇先把地里的情况比划给瞎子老公知道，瞎子再教媳妇应怎样做这些活计，两个人比比划划咿咿呀呀的配合完成活计。
我到楚大姐家拜访了她，并把专门给她捎来的一些食品和少量的钱给她留下，希望这位坚强的女人来年能过得更好。楚大姐先是说啥也不肯收下那点钱，她几次激动得流下泪水，连声说道：“知青们都是好人哦！”大姐是位有心人，为了表达她的心意，她在家里团团转了一圈，最后在她伙房找出一条胳膊粗的老黄瓜，飞快地用刨子削去皮，再用菜刀把瓜切成一小段一小段，摆放在盘子里，再洒上一勺白砂糖端到我面前深情地一定要我尝尝。
我艰难地把这由大姐亲手捧上的清甜的瓜片和着苦涩的泪水咽下，心里无限感慨的是大姐的日子过得真不容易。
五月，收拢的青春碎片
2004年5月，我们一行七人作为海南岛西庆农场广州知青联谊会的代表，应邀前往汕头市参加当地的知青联谊活动。
汽车在广汕高速公路一路飞奔，天空被刚下过的一场大雨荡涤得更加蔚蓝清新。逐渐远离了繁华闹市的喧嚣，青翠的山林野草，竟把我的思维一下子拉回到了３６年前的嵯跎岁月里。当年广州的知青，潮汕的青年，与海南兵团共结下的不解之情浮现眼前，那同割一园胶，同吃一锅饭，在艰难困苦中同舟共济的友情历历在目，遐想为我翻开那早已尘封的一页页的青春碎片……
排样板戏
1969年，连队新来了一批知识青年，他们是来自汕头揭阳地区的小青年，刚来时，他们年纪小，多是十六七岁，没读多少书，文化水平不高。在能说会写的广州知青面前，他们常常会感到自卑，有时还会偷偷地哭着想家。我们算是兵团知青中的大哥哥姐姐了，关心他们，尽快帮助他们安定下来，是团支部的新任务。
从哪入手呢？当时，我们五师三团八一连的宣传队刚接到要参加兵团和师部调演京剧样板戏《红灯记》的任务，把潮汕青年吸收到宣传队里来，让他们尽早融入群体之中。
演好京剧样板戏是一项政治任务，只能演好而绝不能出错。当时主要演员都排练好了，刚进宣传队的一位潮汕青年被安排在戏里当假交通员。要知道当时的五师三团八一宣传队在全师是鼎鼎有名的一支队伍，小青年能进样板戏里当个开口的角色，自然是高兴极了。其他的同乡知青纷纷为他打气，鼓励他为大家争光！
有一段剧情是：假交通员上。敲门。铁梅：谁呀？假交通员：李师傅在这儿住吗？铁梅：找我爹的。李奶奶：开门。铁梅：嗳！（开门）假交通员进屋，急忙关门。李奶奶：你是……假交通员：我是卖木梳的。李奶奶：有桃木的吗？假交通员：有。要现钱。铁梅：好，你等着！假交通员转身放下“捎马子”。［铁梅要拿号志灯，李奶奶急拦，拿起煤油灯，试探对方，铁梅恍然大悟。假交通员：（回身见灯）哎呀，可找到你们了！谢天谢地，可真不容易呀！
潮汕青年演的戏份不算多，台步动作都练习好了，但是一次次的排练都卡在他的几句道白过不去。原来他带着浓重的潮汕口音说着京腔，把“我是卖木梳的”念成：“我是卖木薯的”，“有。要现钱”念成：“有。要象钱”，“哎呀，可找到你们了！谢天谢地，可真不容易呀！”念成了：“哎呀，可找到你们了！吓天吓地，可真不容易呀！”大家把排练停下来，专门为他校正口音，一字一腔地调试，他越练舌头越打架，后来干脆成了我是卖木猪的了。
离调演还有一天，潮汕青年日夜操练，做梦也在念道“卖木梳”，终于把口音纠正得差不多了。但是在连队彩排时，面对全连，心一慌，又卖起木薯来，急得他自己都哭了，连连要求把他自己换下来，还是让广州知青上去。大家谁也没对他提出批评，一方面安慰他，一方面把自己的演出经验向他细细介绍：演出时千万别有压力，别望着熟人，全神贯注地投入剧情中。
这天晚上，我们奉命到团部作最后的彩排演出，能否参加兵团师部会演就看今晚的演出是否成功了。参加彩排演出的有30多个连队，各宣传队基本上全是由广州知青组成，只有八一连的宣传队是多元化，吸收了原农场的军工家属、潮汕青年……表现了八一连团支部的团结向上的精神。演出前，各连的潮汕青年喜气洋洋奔走相告，八一宣传队里有咱老乡今晚要登台演出哦！
大家对《红灯记》里的每一个剧情都可以背得滚瓜烂熟，所以评委们和全场观众在演出一开始就对出场的每个人的一举一动，每一件服装，每一件道具都以极为挑剔的眼光审视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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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铁梅的红花布大襟衣服是掏空了我的一件对襟的红花布棉衣的棉絮改造成了向右翻襟的单衫；李玉和的铁路制服是知青下乡时带来的在铁路局工作的父亲的制服；李玉和高举的那盏红灯：是男知青们把一盏小马灯改造成一接触电池就能照明，外壳则用硬纸壳裁剪成样板戏中的铁路灯模样纸片，再用针线把它们逢合起来，灯口处用红纸糊上，待李玉和把红灯高举时触动开关，红灯自然会亮起来；化装：演员上台演出总得化一下妆，免得在光光照射下显得苍白。我们因陋就简把平时写大标语的红纸沾点水湿润了后抹在脸上、嘴唇上权当胭脂口红！主要演员们都把样板戏演练得字正腔圆，一举手一投足模仿得惟妙惟肖无可挑剔。
演员一出场就使大家猛然震惊了，台下议论纷纷，在这穷乡僻壤里群策群力能搞到这水平真不简单！随着剧情的发展，假交通员出场了。前来观摩的八一连的同志一个个提心吊胆屏住气，生怕汕头青年上台一不小心又卖起木薯来………
假交通员今晚的演出恰到好处！整个演出成功了！全场掌声雷动，帷幕落下又一次次升起，最后八一团支部代表走上台去，向全场观众介绍了每一位演员，当介绍到那位潮汕青年为演好这一小角色所付出的努力时，更赢得了大家的高声喝彩！
３６年过去了，当年的潮汕小青年你在哪呢？按理说，我们都不再年轻了，但你那朦胧身影在我心中还是那样充满了活力。青涩的生活给我们留下了难忘的记忆，彼此之间更平添了一份令人难忘的真诚友谊！
广州女婿
铁军妹妹是我在兵团时期结交的广州知青中的好朋友，她身材娇小玲珑，在无比艰难困苦的农场垦荒割胶的生产劳动中，事事冲在前面。终于，下乡两三年后，她身体严重透支，患了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脊椎严重变形呈S形状，背驼得利害，走起路来人未到头先到了。
那年她才22岁，海南岛缺医少药，对她的病，大夫也一筹莫展，断言她会由此残疾。探亲时她到广州的部队医院求治。但广州的医生也断言她很难再站直身体了。
铁军妹妹回到兵团后，隐瞒病情，继续努力做好每一项工作，要把自己的一切献给兵团的橡胶事业。忘我地工作使铁军成为五师三团女知青中出类拔萃的人物，是兵团发展的首批知青党员和先进标兵！
因为她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很快被强令调到团部工作，这样更利于发挥她的特长也方便她的治疗。她的先进事迹深深地感动了一位在团部工作的汕头青年小罗，小罗是潮汕青年中的佼佼者，下乡不久因表现出色，很快就被抽调到团部工作，在同来的潮汕青年中威望很高，不乏潮汕籍的女青年追求。
小罗对铁军的身体状况很是担忧，每天主动为铁军做好一切工作准备，处处尽量地照顾好铁军。铁军也把小罗当作小弟弟看待，在思想上工作上关切帮助他。慢慢铁军觉察到小罗对她的尊敬和好感超乎寻常，但自己可能会导致残疾的身体状况，使她不容自己去接受别人的爱恋，因为那样只会拖累别人一辈子。铁军渐渐疏远了小罗，谢绝他的一切帮助。
2007年粤海支教老师合影（右五为作者，左二为其先生、知青李群斌，右三为其弟蓝春斌）
然而，小罗没被她的冷落吓倒，反而努力做好工作，始终满怀热忱地鼓励她和疾病作斗争。铁军转到广州治病，他陪着，细心观察医生为她做的每一个按摩推拿动作……到书店里去找到相关的书籍，在短短的时间里，掌握了手法治疗椎间盘脱出症的方法，每天坚持为铁军进行两次以上的推拿按摩，一直坚持了七年，奇迹出现了，铁军的腰再次挺直了！在新的工作岗位再度成为大家的学习典范，当然，小罗也成为广州知青的好女婿！他们的爱情故事成了穗汕知青中津津乐道的一段佳话。
汕头靓妹
车外，错落有致的城乡色彩层叠交错，那些醉人的新绿，沁人心脾的萋萋草香，飘进车厢来。三十多年前的往事，一幕幕呈现，李丽鹃，是69届潮汕知青，她那娟秀俊俏的面容和温文尔雅的仪态给人一种见面难忘的小家碧玉的感觉。
寒冬腊月，海南岛的山风呼啸在南正山上，连队每天晚上都要集中全连的人到篮球场上听宣讲最高指示和中央文件，要么就是进行大批判小评论。总之人们每晚都要到球场晾北风。
寒风凛冽，我坐在丽鹃身边，只感到她在一阵阵地颤抖，她穿的衣服太少了，“你怎么不多穿点衣服出来？”我低声问道，“都穿上了，我们就带这些衣服来，以为海南岛天气热，没想到比在家还冷。”北风继续疯狂地呼啸，丽鹃已经在抽鼻涕了……我连忙跑回宿舍抱来一张毛毯，把丽鹃裹在毛毯里面，只露出一双眼睛。
会议还在继续，我站到前面去读文件去了。坐在丽鹃旁边的两位潮汕青年慢慢靠过去了，毛毯打开了，潮汕青年钻进毯子里，当我无意中觅向丽鹃时，看见毛毯中裹露出的是三双美丽的大眼睛。
潮汕的妹子心灵手巧，她们在兵团生活贫乏的困境中，尽量把自己装扮得更美丽俊俏，这比我们这些不修边幅的广州女知青强多了。她们教我们做针线活，把我们要丢掉的破烂衣服捡回来，把烂了的长袖截去，改成短袖衣，又能穿一阵子。到供销社买来白线钩成白色通花抽纱，铺垫在简陋的茅草房里的桌子上、铺盖上，使宿舍里漫起闺房温柔美妙的气息。
在劳动中，我们风里来雨里去，虽然正值青春年华，风华正茂，但是，手脚皮肤粗糙，双手爆裂，一沾水就揪心的痛。丽鹃妹妹和我们干一样的活，但她却把皮肤保养得细腻滋润，难道她带来了护肤品？我常常会边看着她边思量。
终于有一天，丽鹃妹妹看见我满手满脚后跟的裂痕都在流血，她心痛地说：“为什么不用糖水抹一下呢？”“什么糖水？”“白糖和的糖水哦，那是最好的护肤品，我们一直用这个方法，所以都没爆裂。”谜底一下子揭开了，竟是如此简单的办法，糖里含糖苷，可以给予身体强效的抗氧化保护，所以有护肤的作用。我竟没有想到，我像发现了新大陆，高兴地连连感谢靓妹，跑回宿舍里，马上向大家推介出这一防冻伤的好办法！
海南的山水，祖国的橡胶，知青的情谊，点缀在我们青春的背影里，使我们几十年来萦牵万里。相识相惜是缘分，如果说过去的日子里有一份无奈，一份疼惜，那么在以后我们经历过的风云变幻的人生中，沉静和智慧使我们迈出更坚毅的步伐。
退休后，平静了心境，却铭记着那份青春的亮丽，沧桑过后更淡泊名利，红尘里竟愿意以习丹青来沉淀自己，潇洒一笔度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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