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张秀山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3月出版)作者张秀山(1911--1996)原东北局副书记。1954年东北高干会议上．因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发言．被定为“高饶”反党集团成员和“五虎上将”之首．从东北局副书记骤然跌入低谷．下放基层24年。
屡遇坎坷，但不屈不挠，对革命忠心耿耿。一个人的经历折射出中国革命崎岖沧桑的历程。
1952年，为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新形势和新任务的需要，中央决定加强党的统一领导。l952年7月，中央调各中央局书记进京。
1952年10月，高岗调中央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其在东北的职务不变，仍兼管东北局的工作。高岗走后，中央对东北局领导机构作了调整，林枫任东北局第一副书记，主持东北局工作，我和张明远分别任第二和第三副书记，协助林枫工作。
在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发言
1953年7月，东北局接到中央通知，决定8月20目前后召开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东北局确定东北局组织部长郭峰带队参加会议。l953年9月10日至l0月27日，会议召开。
9月7日晚，郭峰在去北京开会前到我家，请示到中央开会的意见。我因做手术卧病在床。我对郭峰说：这次会议很重要，要向中央反映我们的要求，主要是要干部，东北地区68项重点工程．任务很重，首先是配备好干部，请中央帮助解决。另外，如果检查工作，东北发言要慎重，不要过分尖锐，最好先听听别的地区讲的。
在会议召开之前，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几次打电话给我，征求我对组织部工作的意见。安子文说毛主席有指示，这次会议，中组部要检查过去的工作，要听取大区的意见。
他一再说，你多年做党的组织工作，一定要对组织工作提出意见。我听说毛主席让提意见，就认真考虑了。之后给安子文写了封信，信中讲了八条意见。因为是安子文征求我个人的意见，所以这八条意见没有经过东北局讨论，我只是将书面材料给东北局常委张明远和东北局委员、沈阳市委书记凯丰看了，他们提了点意见。
大概是在9月末，这时组织工作会议早已召开了。我把写给安子文的信转给在北京开会的郭峰，让他先给高岗看一看，再转给安子文。高岗看后，认为提的都是一些大问题，说不要提了。信也就没有转给安子文。
恰在这时，中央决定召开全国粮食工作会议。东北局是我去参加的。我临走前，东北局又接到中央电报，要我参加正在召开的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为此我专门去组织工作会议上向安子文谈了我对组织工作的意见。并对饶漱石说，我的意见已同安部长说过了，就不到会上发言了。饶表示同意。
10月13日晚，组织工作会议领导小组开会，讨论l4日大会发言问题。当刘少奇提到要我发言时，饶漱石说，秀山已找他和安子文谈过．不准备在大会上发言了。
少奇同志说：我听安子文同志讲，张秀山同志的意见基本上是正确的，可以让他在大会上讲讲。
饶漱石说：张秀山是来开粮食会议的，要赶着回去布置。
少奇同志说：不要紧，他来讲一个钟头就可以，不会误了什么。
当晚饶漱石来到我的住处，说：少奇同志还是要你到会讲一讲对中央组织工作的意见，会议领导小组也安排了。
因为我还要到毛主席那里开会，饶说完就走了。
13日，是全国粮食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晚上，毛主席召集参加会议的各大区负责同志开会。会议结束后，毛主席问我，听说你要到组织会议上发言，讲些什么?我把安子文和刘少奇同志要我去发言的情况，和我已同安子文谈的几点意见作了汇报：一、认为中央组织部在对于共产党员可否剥削这样一个重大问题上，曾发生过动摇；二、在关于党的无产阶级性质问题上，也曾发生过动摇；三、认为中央组织部对检查执行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抓得不紧；四、对保障党的严肃性、纯洁性重视不够：五、关于安子文同志的思想方法问题。并简要说明这几个问题的内容。我问主席，这些意见可不可以拿到组织工作会议上去讲?主席说：“我支持你的意见，你可以去讲，但有些问题是属于少奇同志的，你可以先找少奇同志谈谈。少奇同志会作自我批评的。”
10月14目下午开会时，我见到少奇同志，说：主席让我先给你汇报一下，是否把我的发言往后推一下。少奇说，就先讲吧。
我发言结束之后．在小会议室休息的时候，少奇同志对我说：“你会上讲的这些问题，有的不是安子文的问题，而是我的错误。这在以后适当的会议上，我要作自我批评。”安子文也说我讲的这些问题基本正确。
这个发言是一个共产党员按党章规定，按中央组织部要求，在大会上给党的组织工作提出的意见。我没有违反党的组织原则和组织纪律。但是，1954年，高饶问题出来后，这个发言成为我“有预谋配合高饶进行反党”的证据和罪行。给我后半生戴上了枷锁。
党的七届四中全会
1954年2月6日至l0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七届四中全会。毛泽东在杭州没有出席这次会议。
到北京后，周恩来同志同我谈了高岗到中央工作后的错误，使我大吃一惊，才知道问题的严重。周总理说：七届四中全会是按照主席的指示，要开一个增强团结的会议。参加会议的同志在会上都要作自我批评，并建议我在会上作自我批评的发言。
七届四中全会在刘少奇同志主持下召开。刘少奇报告后，中央领导周恩来、朱德、陈云等同志和地方、部队的多位高级负责干部作了自我批评的发言。我在会上也作了自我批评。高岗、饶漱石在会上作了检讨发言。会议按毛主席要求的，没有点任何人的名字。
全会通过了经毛主席修改过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决议强调“党的中央委员会和省(市)委员会以上的负责干部和武装部队的高级负责干部的团结，尤其是决定革命胜利的最主要的关键”。
七届四中全会后的高级干部座谈会
四中全会后，中央书记处召开高级干部座谈会，这是关于高岗、饶漱石问题的座谈会。 座谈会的第三天下午，会议开始不久，安志文(国家计委专职委员)和高岗的秘书赵家梁来到会场，向周总理报告高岗自杀未遂的情况。总理立即召集我们到他的办公室，让他们两人向大家报告事情的经过。
之后，周总理对与会的同志们说：高岗自杀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为了防止他再次自杀，我们还得做他的工作。
会后，总理对我说：秀山同志，你去做一下高岗的工作，就住到他那里，一定要稳住他的情绪，说服他不要采取这种过激的行为，要他认真考虑自己的问题。要注意他的思想动向，有什么问题向我报告。
当天晚上，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先后开会，通报高岗自杀的情况。中央决定对高岗实施隔离审查，停止其一切职务。
会议结束后，周总理向我、习仲勋、马明方、马文瑞交待。要我们一起去向高岗通报中央的决定。
当晚，我按照周总理的指示住在了高岗家。座谈会期间，我一边参加会议．一边做高岗的工作。我向他转达同志们提出的批评意见，指出他的错误。在几次谈话中，我指出他过去许多反对刘少奇等同志的言论，他都不承认。高岗说他与刘少奇不是个人之间的问题．是工作上的意见分歧。高岗认为他过不了刘少奇这一关。但要他承认反对毛主席、篡党夺权、搞阴谋等罪名，他坚决不能接受。
他讲的这些话，我都跟周总理作了汇报。我每次同高岗谈话，赵家梁都在场。在饶漱石问题座谈会上，饶漱石在他的检讨中，讲了有关我在第二次组织工作会议上发言的问题，他说：“安子文同志最近对我说．张秀山在组织工作会议上的发言，其内容多数是针对刘少奇同志，而以批评安子文同志的形式出现的……我对张秀山的发言，始终未加批驳，客观上形成我是在支持张秀山来反对刘少奇同志，这是我意想不到的事，使我感到极为痛心”。2月25日，在高岗问题座谈会结束时．周恩来总结发言时指出，高岗必须听候党的管教，沉痛认罪，彻底交待。但是，高岗并没有接受党的管教。半年后，他吞服了大量安眠药自杀。毛主席得知高岗自杀的情况后说：高岗的问题处理得不好。高岗不自杀，即使不能在中央工作，还可以在地方上安排嘛。
高岗自杀，无疑使问题更加复杂化了。
东北地区高级干部会议
从北京回来后．东北局常委组成东北地区高级干部会议领导小组，我们按照周总理的指示做开会准备和准备个人的检讨。罗瑞卿作为中央书记处观察员来沈阳，参加了会议全过程。
参加会议的同志们用两天时间学习七届四中全会决议，之后，东北局常委对高岗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揭发和批判，对自己的缺点和思想根源作自我批评的检查。
3月31日．林枫、我和张明远先后在会上作检讨发言。有些同志认为，我的“检讨”是符合实际的，认为我对高岗的问题没有护短，也没有夸张。因为高岗的主要问题是发生在他到了北京之后，东北局的同志并不清楚，这是事实。
会上对东北局工作中的问题、东北局领导存在的问题，发生了争论。会议开始还是检查各自的问题，查找思想根源，但是，后来重点就转移到批判我、第三副书记张明远等人身上。批判和指责我们与高岗一起搞反党中央的宗派活动。有人说：高岗离开东北后，他们实际上仍然帮助高岗把持东北局的领导，致使林枫同志难以行使职权。
在会议期间，罗瑞卿与我谈话说：你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发言是反对刘少奇的．反对刘少奇同志就是反党。我不同意他的说法。我说：在党的会议上，对党的工作，对党的负责人当面提出批评意见不是反党。我们为此发生了争论。
在一次谈话中．罗瑞卿突然问我：你们查看刘少奇的档案是什么目的?我听后感到很不对头，便对他说：这件事我建议你核实一下。
我说：1953年初，高岗对我说，毛主席让看一下东北敌伪档案中有关刘少奇1929年在奉天被捕的情况，要我去组织落实。我当时问高岗这件事跟其他人说过没有。他说跟陈云说过。我又问他，东北呢?他说没有。我说，这件事不能扩大，传开不好。说这事时，高岗的秘书在场。这件事后来具体承办的同志也不知道查阅敌伪档案的目的。
罗瑞卿听后没有再说什么。但是从以后的情况看，这件事显然是起了激化矛盾的作用，不然怎么会给我加上“用了极其恶劣的手段攻击刘少奇同志”的罪名。
东北军区的周桓，过去与高岗关系很密切。在这次高于会上，却把我、张明远、赵德尊、郭峰、马洪五个人说成是高岗的“五虎上将”。在东北工作过的高级干部一听就明白他说的目的。东北解放战争初期，由于东北局领导对东北的工作方针、策略有争议，东北局领导成员曾批评过林枫和其他同志搞“宗派”，说他们是“桃园三结义”。这次他们就把我们说成了“五虎上将”。
1979年，在经“文革”之难后，周桓住在中组部招待所。他病卧在床，我去看他时，他含着泪说：“秀山。是我那个话把你们害了，我对不起你们啊!”这是后话。他的讲话被收到会议简报里，毛主席看后，在1955年会议的讲话中就借用了。于是，“五虎上将”的帽子就戴到了我们五个人的头上。
尾声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1978年党组织安排我到中央党校学习时，胡耀邦兼任中央党校校长，他在党校召开的一次学员大会上，讲到干部问题时说：我们的干部要能上能下，要经得起考验，像张秀山同志，在基层一干就是20多年，这是很不容易的。 ．
这年年末，中央决定重新安排我的工作(任国家农委副主任)。胡耀邦同志找我谈话，我提出l954年对我的处分问题。耀邦同志说，现在百废待兴，先抓工作，以前的问题以后再说。
1979年，中组部也给其他几位受高岗问题牵连的同志重新安排了工作。张明远任国家机械委员会副主任、党组成员。薄一波代表党中央找明远谈话时说：“中央对你们五个人的工作安排，不受过去问题(指高饶事件)的影响。高岗是高岗的问题，你们是工作关系，没有问题，后来东北追查历史根源，搞了张、张、赵、马、郭，没有道理，风马牛不相干。”
赵德尊任黑龙江省委书记时，他三次向中央请辞。中组部让他到北京面谈。后来邓小平同志说：“不算旧账。团结一致向前看。”
马洪任国务院副秘书长，郭峰任辽宁省委书记。在他们上任时，中组部部长宋任穷在谈话时，也说了“做实际解决”的话。
1981年6月27日．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关于高、饶问题．改变了以前几十年惯用的“高、饶反党集团”的说法，“集团”二字取消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