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江青怕暴露她的历史问题，遂将查破匿名信案件的过程，诬为“反革命黑调查”。“18号案”成为我的主要“罪状”。上海人民出版社最近出版的《陈丕显回忆》对此也有记载?
……江青
1968年2月，在一次中央文革碰头会上，捏造说上海公检法的同志搞了她的“黑材料”，并通过空军的吴法宪将上海市委分管政法工作的书记梁国斌、公安局长黄赤波、警卫处长王济普等20多人分批押送北京，投入监狱；被牵连的还有浙江省公安厅的王芳、吕剑光等人……
1987年11月，我去秦城监狱视察，从闭路电视上看在押案犯的情况，也看到江青。听管教干部说，江青知道我当公安部长后，对监管干部说：我和王芳很熟，他当了部长也不来看我。想当年，“文化大革命”中这个“很熟”的人整得我失去了七年人身自由和工作权利，现在居然还好意思指责别人的寡情。对这样厚颜无耻的人，还能说什么呢?
不久，专案组对我的审查升级了。参加专案组的人是空军部队的，这几个干部表现得很左，调子唱得很高，反复声明自己永远忠于无产阶级司令部，誓死捍卫江青同志，谁反对江青同志就坚决打倒谁。他们厉声道：“王芳你搜集江青‘黑材料’，铁证如山，抵赖不了。你不仅看到了反革命匿名信，还亲自参加破案。你必须老实交代，你到底搜集了江青同志多少‘黑材料’?还向什么人扩散了这些内容?”
虽然对专案组人员的盛气凌人和武断作风，心中十分反感和气愤，但我没有和他们争辩，因为那是无益的，只会遭到一顿毒打。最好的办法是保持沉默，表示实在无可奉告。专案组显然对我很不满意。“你王芳是罗瑞卿线上的人，是罗瑞卿死党，是罗瑞卿反革命集团的主要成员。你必须彻底交代自己的罪行，对抗到底，死路一条。”
对于死，我早有思想准备。但我绝对不会自杀。死对我们这些从战场上尸堆中滚爬出来的人算不了什么。在战争年代，几乎每天都要做好死的准备，那是一件很平常的事。至于今天，如果死在监狱里，虽然死得不明不白，但我问心无愧。比起在战斗年代中牺牲的无数战友，我已多活了二三十年，还算是幸运的。
在专案组的高压下，我的心态反而变得更加平静了。我做好了长期坐牢的精神准备。每天照常吃饭睡觉；饭后就在监房里踱步，每天在10来平方米的监房里踱几千步，放风时我大口地呼吸室外空气，享受宝贵的阳光，利用仅有的条件锻炼肌体，不让身体垮下去。我确信，只有坚持下去才会有新的希望。专案组看我这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就恼怒地骂我：“你王芳是准备和无产阶级司令部对抗到底了，你这个死硬分子，你是准备带着花岗岩石脑袋去见马克思了。”我依旧沉默，无言以答。我早就得到“文化大革命”初期罗瑞卿同志被迫跳楼自杀的确切消息。我为他感到无比痛惜。那时，我脑子里常常闪过这样一句话——“物极必反”。任何事情做到极端，也就是到了尽头，它就要走向反面了。
我被关押期间，伙食分两个标准。正部级的一天吃三餐，副部级的一天吃两餐。我是副省长，按副部级待遇，一天吃两餐。一餐两个窝窝头，每个只有鸡蛋大小。每餐我把窝窝头掰成两半，一半分两口吃，一餐就是八口，一天就是16口。早上有一碗米汤，很难见到米粒。晚上有一碗大白菜，是不洗的。这种菜只给我们吃，连看管我们的战士也不吃。我的牙齿就是那个时候嗑坏的。这样的伙食，连半饥半饱也达不到，每天饿得要命。每年只有到国庆节的时候才能吃上一次肉，一顿饱餐。
还有一些监规，例如每半个月洗一次澡。每天上午半小时放风，就是轮流出来在天井里走动。规定关在这里的人，谁也不能面对面见到谁。就是上厕所也一样，先敲门报告看管的战士，战士再报告班长，允许了，亮起红灯，才可以去，看管的战士就在厕所门口守着。便后解除警报，方可返回房间。
除那本红皮书《毛主席语录》外，连报纸都没得看。白天要么坐在凳子上，要么坐在木床上，面向墙壁，不准躺下。床头上有一个大灯泡，白天黑夜都亮着，门口看管的战士通过窗户时刻监视着里边的一举一动。如果违反监规，轻则训斥，重则拷打。几乎每天都有人被打，从门外走廊里传来嗷嗷叫的声音。
关在我对面的就是中共中央党校校长林枫同志。林枫在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前曾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天津市委书记、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副书记、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建国后，历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国务院文教办公室主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党委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大概是他冬天怕晚上起来小便，一次晚餐没有把菜汤喝完，倒在痰盂里了。就为这事，看管的战士打他，那个指导员不仅不制止，反而用枪托打林枫同志。我不晓得打得多厉害，但从双方发出激愤的声音来判断，打得肯定不轻。
关在我隔壁的是一位公安部队的领导干部。不知什么原因，一次被打得大小便失禁。我每天看到他把被子晒在外边。后来又似乎神经失常了，怕他自杀，又增派了三个战士日夜双岗看管他。
我最早听到被打的，是浙江公安厅技侦处的一位女同志，叫李梅，她是我被抓到北京不久，与处长陈明等几个人一起被弄到北京关起来的。不知道什么原因，一次被打得很凶。这位女同志大声地争辩着、呼喊着。几个看管人员显然很恼火，扯着嗓子边骂边打，从走廊的一头拖向另一头。后来再也没有听到她的声音，不知被关到什么地方去了。
在里边我还算运气，没有挨过打。只是一次倒开水时不小心把热水壶炸了，看管人员两天不让我喝开水。我只好趁上厕所的时候喝自来水解渴。后来是我自己掏钱买的热水壶。这种法西斯式的折磨人的生活，一直持续到林彪自我毁灭后，毛主席对铁道部副部长刘建章的夫人刘淑清反映情况的信作了批示，这才有所好转。
1972年8月的一天，刘馨和女儿克美来探望我，这是第一次允许家属来看我，是经总参谋部领导批准的，我们在总参招待所见了面。
那一天，北京的天气非常炎热干燥，天色灰蒙蒙的，空气中扬满了灰尘，令人呼吸有些困难。我自1968年被关进监狱，第一次来到北京大街上。大街两旁的商店门前冷冷清清，马路上的行人也比过去少多了，还不时可以看到墙上贴满大字报，显得十分脏乱。我被管理人员带进了一个会客室。刘馨和克美已在那里等我。五年了，相隔千里，音信全无，忽然见面，恍若梦中。克美长大了，她是抗美援朝时1953年出生的，为了祝愿抗美援朝的胜利，故取名克美。我1968年年初离开家时，她只有l3岁，还是一个孩子。想不到一别五年，今天才在这里见面。当年的女孩子已经长大成人了。她很克制地含着眼泪，叫了一声爸爸，双手紧紧地拉着我的胳膊，轻轻地哽咽着。
刘馨不住地抹着眼泪，她显得异常的憔悴和消瘦。我当时还不知道我被送到北京关押后，紧接着刘馨也被造反派关进了牛棚，失去了自由，接受没完没了的批斗，后被送到萧山农场劳动，直到林彪爆炸后才回的家。其间，五个年纪尚小的孩子过着非人的生活，遭受种种磨难，在此实在难以言尽。
此时此刻，我们都很想知道对方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我特别想知道五个孩子的近况。刘馨只说还好，什么也没有说。本来性格开朗的刘馨此时变得沉默寡言。可想而知，这些年来对她心灵造成多大的创伤。看得出她的心情十分沉重和忧虑。克美轻轻地告诉我：“妈妈在家里天天哭，把眼睛也哭坏了，走路也看不清了。”我想安慰她几旬，但话到喉咙又哽住了。我心里明白，在这种情景下，谁也不愿再去刺痛对方已经饱受摧残的心。我们默默地坐着。能见面，这已经是我们多年来最大的愿望了。
当时我的身体已经很差，全身浮肿，转氨酶指标很高；肝脏肿大，长期失眠，不想吃东西，放风时在走廊里散步的力气也没有，几乎整日躺在床上，完全成了一个病号，但监管的干部根本不当一回事。允许我躺在床上休息，就算是最大的照顾了。
刘馨看我浮肿得这么严重，连路都走不动了，回到住地后，立即向中央写信反映。经周总理批准，我住进了北京军区总医院。住在战士病房，开始接受检查和治疗，身体才开始慢慢恢复过来。否则，我可能病倒在监狱里，再也走不出来了。
《警察文摘》 07-06-0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