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经历的1976
袁 敏
当我哥哥从关了18个月的京城监狱放出来后，有一些媒体想采访他。我哥一概拒绝采访，他对媒体说的那句话我至今都没有忘记：20年内我们谁都不要说这个事情。
如今30年过去了，白云苍狗，世事沧桑，当亲历那个轰动全国的惊天大案的当事人开始一个个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意识到：有些事情可以灰飞烟灭，而有些事情却无法留存空白。
1976年冬天是我记忆中最寒冷而漫长的冬天，周恩来总理的逝世让全国人民对中国前途和命运的担忧达到了顶点。从小学就开始磕磕绊绊读《资本论》的哥哥对政治有一种天然的兴趣，他和他的一帮年轻伙伴们常常聚会，一起议论国家大事。2月下旬的一天他对我们说，他要到全国去走一走，要到北方去看一看。他这一走两个多月音讯全无，谁也不知道他去了什么地方，但我相信他一定去了北京。那一段时间气氛很紧张，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小道消息传来。4月5日晚上九点三十分，开始了对天安门广场悼念群众的镇压，紧接着，全国大搜捕、大追查也开始了。
这次公安局警察井然有序的搜查显然有别于l967年夏天造反派虚张声势的抄家，它是一种更官方更政府的行为，我想一定是我哥哥出事了。母亲始终沉默着，父亲被从家中带走。
我当时是杭州织锦厂的一名青年女工，抄家的这天我正好应该上中班。望着家里一片狼藉的样子，我不忍心离开。母亲平静地要求我去工厂上班。
好不容易熬到深夜下班，我没有像往常一样和大家一起去食堂吃夜宵，而是径直回到宿舍蒙头就睡，我总觉得好像会发生什么事情。
果然，没过一会儿，门外就传来嘈杂的脚步声和说话声：“袁敏住哪个房间?”
我的心一下子抽紧了，我知道事情终于轮到了我的头上。
吉普车并没有把我拉到公安局甚至我想象中更可怕的地方，而是径直把我送回了家中．
两名公安人员向我和我母亲宣读了一份文件，又说了一些话。自此，我和母亲才大体弄明白：我的哥哥已先期被抓；父亲和姐姐被带走，和哥哥是周一个案件——“总理遗言”案。
我哥哥其实是在上海被抓的。虽然他之前去了天安门，但他的被抓其实和天安门事件没有关系。
哥哥被押解回杭州后，先被送到了杭州市公安局。他们在市局连续对我哥进行了四十多个小时的审讯，主题就是一个：你怎么伪造“总理遗言”的?我哥被他们审问得筋疲力尽，精神几近麻木，但他仍坚定不移地回答：我没有伪造“总理遗言”。但这种时候，任何反抗都是没有意义的，我哥被押送到杭州市著名的监狱——小车桥。
很久很久以后我们才知道，“总理遗言”这场惊天大案的源头来自我和我哥的同班同学，也是我们的邻居蛐蛐儿。
蛐蛐儿的真名叫李君旭，一米八几的个儿，一头微卷的头发透着浓浓的儒雅和书卷气。可就是这样一个风度翩翩的小才子，却曾委屈地撩起裤腿，给我和哥哥看他腿上被女生踢出的乌青，我和哥哥大声嘲笑他的胆小和软弱，但我们哪里会想到，这个看似他个人性格上的缺陷，多少年后却成了一场冤案得以被炮制最初的起因。
蛐蛐儿那时在杭州汽轮机厂当工人，我哥在杭州半山电厂当工人，哥哥和他的朋友们虽然分布在各处，但他们仍然常常聚会。聚会总是在蛐蛐儿家举行。蛐蛐儿家那间十几平米的低矮阁楼成了他们这帮热血青年激扬文字挥斥方遒的秘密据点。
1976年2月上旬的一天，大家又一起议论到刚刚下发的中央文件，议论到文件宣布的中央高层人事变动中没有了邓小平同志的名字。大家还聊到了总理逝世后会不会留下遗言，又猜测如果有遗言总理一定会说到哪些内容。
就在大家议论总理会不会留下遗言时，以往总是很亢奋的蛐蛐儿却显得异常沉默，当时谁也没有想到，此时他正将这帮热血青年你一句我一句的言论、观点、设想、猜测、希望……一丝一缕地融进自己的大脑．然后经过消化、过滤、融合，不动声色地构思创作了一份震惊中外，迅速传遍大江南北的“总理遗言”
“总理遗言”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给邓颖超的，很短。
另一部分较长，也就是当时轰动全国，震惊世界，几乎被人人抄录的著名的“总理遗言”。
当年，几乎所有看到这份“总理遗言”的人没有一个人怀疑它的真实性。无论是说话的口吻；无论是对当时活跃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中央高级领导人评价的分寸把握和不偏不倚；无论是对中国革命历史的了解；无论是文字的干净简洁和节制、不张扬……一切都像极了人们心目中周恩来为人处世的秉性和风格。
不久后一个寒冷的晚上，当大家又集中到蛐蛐儿家聚会时，蛐蛐儿拿出了两张薄薄的纸。那就是他精心炮制的“总理遗言”。但他没有将真相告诉他的这些伙伴们，只说他是抄来的。
多少年以后，蛐蛐儿告诉我，当他看到连我哥哥这样一个在他看来很有政治头脑的人都不问一字。埋头就抄这份“总理遗言”时，他知道自己成功了。
接下来的事情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当时在场的人无一例外地都将这份抄录的“总理遗言”拿给周围的亲人、朋友、同学看了，而每一个看的人也都无一例外地埋头就抄，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这份所谓的“总理遗言”在短短的时间内像滚雪球一样迅速地传遍了几乎整个中国。
两个多月后，当全国都在传诵周恩来的“总理遗言”时，中共中央发出了紧急电话通知，通知宣布：“总理遗言”是伪造的，是一份蓄谋的“反革命谣言”，要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彻底的追查。国家公安部为此专门发了文件。
追查通知发出不到一周，“遗言”制造者蛐蛐儿就被公安局网入囊中。然而，案子上报后，有关方面没有一个人相信这样一份轰动全国乃至世界的“总理遗言”居然会出自一个年仅23岁的青年工人之手。上面下令继续深入追查，一定要把隐藏在幕后的策划者揪出来。
对蛐蛐儿的轮番疲劳审讯开始了，他们反复问他同一个问题：“遗言”的真正制造者是谁?他害怕了，千百次的追问足以瓦解最激烈的意志。终于，他说出了我哥哥的名字。
一旦说出了我哥哥的名字，在公安人员看来，整个案子就有了突破性的进展。我哥哥在上海被抓后，公安局的挖地三尺般的抄家让他们大有收获。他们在我姐姐房间的一张写字台的抽屉里发现了一叠信，每封信的落款都是同一个名字——阿胖。经调查，阿胖正和我姐姐在谈朋友，而阿胖的父亲时任浙江省委领导，更重要的是，他是浙江省去北京参加周总理追悼会并面见邓颖超同志的三位省委领导之一。从这条线顺藤摸瓜。案子就渐渐纳入了上面希望的轨道。涉案人员中有七个将被押送到北京。他们包括我哥哥、父亲、姐姐。
我和母亲一直不知道家中的三个亲人已被关押在北京，我们依然望眼欲穿地等着消息。
多少年后，我哥告诉我，唐山大地震后，犯人第一次开始有了放风的待遇。每次放风，我哥都会眼睛一刻不停地扫射四周每一分每一寸。
突然有一天，我哥在放风庭院的一个墙角的砖壁上看到一行小字：小弟．对不起!“小弟”是我哥的小名，除了家人．只有蛐蛐儿这么叫他。我哥环顾四周，他明明知道自己不可能看到蛐蛐儿的踪影，但他还是下意识地想寻找蛐蛐儿的蛛丝马迹。他想告诉蛐蛐儿，他并不怪他。
《收获》200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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