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千人大会的现代启示录
李彦春
寻找解困之路
七千人大会上溯4年是“大跃进”，后推4年是“文革”，承上启下的七干人大会在党史的关节点上占有重要一页。
七干人大会召开的背景：1958年“大跃进”及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失败，使原本脆弱的国民经济遭受重创，饥荒蔓延全国。各级干部大干社会主义的心气从热情高涨的波峰跌至灰心丧气的波谷。针对众干部“气不壮”的挫败感及思想上的迷惘混乱及行动上不顾大局的本位主义和分散主义，弄虚作假，浮夸成风等，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央召开了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参加的大会，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以统一思想、鼓舞士气。与会者7118人，简称七千人大会。会议上，中央领导以批评和自我批评、言路畅通的民主作风检讨了“大跃进”的错误并强化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尊重规律的不可违逆。
最新版本《中国共产党简史》这样评价七千人大会：“会议对缺点和错误比较实事求是的态度，会议的民主精神和自我批评精神给全党以鼓舞，使广大党员心情比较舒畅。”
1958年，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初衷是“把中国变成一个伟大、强盛、繁荣、高尚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国家”。l958年8月，毛泽东对赫鲁晓夫说：“1949年中国解放我是高兴的，但是觉得中国问题还没完全解决，因为中国很落后，很穷，一穷二白。以后对工商业的改造、抗美援朝的胜利，又愉快又不愉快，只有这次大跃进，我才完全愉快了!按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中国人民幸福生活完全有指望了!”毛泽东理想中的速度是“用15年时间超英赶美”。显然，“大跃进”是他指望在短期内通达共产主义的一条捷径。
1958年末，毛泽东及时发现“大跃进”偏离了他设计的轨道，其败因是“做了违背经济规律的事”。
而违规苦果迅速显现——粮食极端匮乏，物质极端短缺(商店货架基本闲置)，城市面临断粮危机。为保城市，中央开会落实粮食征购，然而在调配粮食调整指标过程中，却遇到抵触征购的强劲阻力(农村果腹尚难，谈何支援城市)。中央两次开会难以落实。邓小平针对地方各自为政、弄虚作假，一针见血指出：“数字不真实，困难也不真实，说假话，怕当老实人。”邓小平焦虑：“这样的日子怎么过?不解决这个问题，就没有希望。”主管粮食工作的李先念亦急：“搞得不好，城里开不了饭。”他拜托各省领导：“求求大家救救京津沪。”当时，京津沪市民大多饥饿浮肿。周恩来与人谈话必涉及“粮食”这一敏感字眼，非常时期，人们称他“粮食调度总指挥”。困局中，有人给突破困局、化解困局支招：召开一个地委书记以上的干部会议，“统一思想、调整政策”。邓小平同意。该建议报至毛泽东处，毛泽东提议会议扩大，扩大到县委书记以上。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7118位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在京开会。
在会上，毛泽东做了自我批评。强调凡中央犯的错误，第一个负责的就是他。针对经济工作，他批评自己：“没有经验，在没有认识其规律性之前，我们的行动带有盲目性，这时候我们是一些蠢人，最近几年干过许多蠢事。”毛做自我批评，此为第三次。1959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历数自己两条“罪状”：大炼钢铁、人民公社。1961年5月31日，他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检讨自己：“违反了经济规律，就一定要受惩罚，我们就是受了惩罚，最近三年受了大惩罚。”
毛泽东带头做自我批评旨为营造肝胆相照、坦诚相见的民主气氛。他的目的达到了。民主气氛将大会引向一种变局——人人批评自己，人人承担责任。如山西省第一书记陶鲁笳检讨他没做调查研究就向毛泽东汇报石楼县平均亩产千斤的经验．后证实是l70斤。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批评自己：“现在看来，我们出了丑，我们在全国带了浮夸风的头。”……
大会原定l月30日闭幕，不料，29日，毛泽东做出开一个“出气会”的决定。他这样解释他的决定：“不出气，统一不起来，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集中。因为气都没有出嘛？积极性怎么调动起来?到中央开会还不敢讲真话，回到地方就更不敢讲话了。”毛泽东幽默定性“出气会”：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毛泽东欲通过“交心、出气”达到另一个变局——加强民主集中制，变上下交心为上下同心。即让人讲话，讲真话。
刘少奇率先响应毛泽东的“交心、出气、讲真话”。他指出“大跃进”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此说来自1961年春，刘少奇在湖南宁乡做社会调查44天之感触。
1月28日，杨尚昆在日记中写道：“特别满意会议的开法。”2月7日．会议闭幕，毛泽东评价该会“这个会开得好”。好在哪里?《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作者张素华认为：“好在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民主作风；好在干部们精神解放、手脚松绑；好在国民经济出现回升的变局；好在达到了毛泽东预期的‘大家满意’的目的。”的确，大会结束后，党内重现久违的宽松和谐。1992年，事隔30年后，邓小平忆说当年：“在党的历史上，像七千人大会这样，党的主要领导人带头做自我批评，主动承担失误的责任，广泛地发扬民主和开展党内批评是从未有过的，它的意义和作用在我们这些亲历者当中永远不会忘怀，我相信历时愈久，影响愈深。”
诚然，无需回避的是4年后，中国发生了另一场涉及每个家庭、触及每颗心灵的超级变局：“文化大革命”——而这一大变局是七干人大会刚刚结束半年，毛泽东忽然重提阶级斗争的结果。
这样，党探索社会主义的路径再遇瓶颈。
七千人大会的现代启示录
即使到今天，l962年检讨的病象仍未痊愈……
刘少奇在讲话中直言：“人们不敢讲真话，也不让讲真话。这样，上下不通气的后果是工作中的错误长期不被发现，因而长期拖延不能改正。”的确，就“大跃进”而言，干部们明知违背了经济规律，但都怕被当白旗拔掉(摘乌纱帽)而持明哲保身态度，说违心话，讨好上级，推波助澜。现实中，俯拾即是的事例充盈着刘少奇的论点。
“官做大了，薪水多了．就摆架子”，毛泽东痛恨的现象在今天依然存在着。
1991年，薄一波说：“今天回过头来看，我们当年纠正那些错误是及时正确的，比如头脑发热，盲目追求速度、数量，各地有令不行，有禁不止，自行其是，各搞一套，重复建设，浪费惊人。”薄一波的话对应着当下一些头脑发热的败家事例。败家了的头脑发热，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那时的决策者多数不具备科学发展观，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多出于公心，即好心办了坏事。今天一些干部的败家，是受私利所驱而有意违背科学发展观，例如只抓GDP，不考虑可持续发展，以破坏生态环境为成本的政绩工程——大树进城，树死了，而批语大树进城的人照样升迁；山西采空区已达2万多平方公里；陕北一些村庄不见飞禽和树木……
当年分散主义的表现特征是“谎报封锁”、“欺上压下”．今日地方保护主义的表演是瞒报虚报谎报，从而官出数字，数字出官。
七千人大会上，人人做自我批评，人人挑担子的坦荡、责任、勇气比照着今日一些干部的自我表扬、粉饰太平、懒政、庸政。
另一个值得反思的是杨尚昆的话：“特别满意大会的开法。”七干人大会主持人毛泽东以其政治智慧将如此庞大规模的会议开得“令人轻松、满意、有效”。
七千人大会过去44年，它留给我们的遗产是调查研究，实事求是，批评与自我批评，尊重规律，按规律办事。今天，我们能否从这笔遗产中汲取教益以执行当下任务——树立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炎黄春秋》2006年第11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