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缘何改变退居二线想法?
1956年上半年，毛泽东确有自动卸任的愿望，但半年后，世事突变，势，有所不能啊!1956年前后的“势”是怎样的呢?
苏联政权到1956年，弊端尽露。1956年2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发表秘密报告，揭批斯大林的独裁暴政和个人崇拜。国际共运开始了反思自省。
对于批判斯大林，正如毛泽东所说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在1956年3月至lO月期间，毛泽东还是喜多于忧的，乐观主义占了上风。这是中共党史上最光明最乐观的半年。毛泽东这时相信，自己的影响力、“正确路线的贯彻”将及于后任。这样，就出现了一些新的现象：八大宣布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名誉主席设立以备卸任、修改七大党章正式停用“毛泽东思想”概念，都是在这半年内作出的。毛泽东说：中国无产阶级专政也已经只剩下10％的职能了，就是那10％，也主要是用于对外的。
尽管毛泽东对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心存疑虑，认为由此将影响共产党在本国和国际上的合法性问题，这出于政治操作层面的考虑无疑是老练的。但这半年内，对毛泽东来说，更是解放思想的半年，他处于寻找一条优于苏联的建设道路的思想十字路口。
这时毛泽东对西方制度有一些肯定性表述。龚育之在《一份珍贵的政治文明的遗产》中引述毛泽东对瑞士七人委员会的肯定：更鲜明的则数邓小平曾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引述的：“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产生。”毛泽东说，美国发展快，其政治制度必有可学习之处。他在这年9月与意大利共产党代表谈话时批评斯大林不相信群众，当国家只有一个党专政时，更应该注意听取反面意见。这些都是苏联二十大反斯大林主义在中国的一系列积极反映。
苏共二十大和中共八大以后不久，即到了1956年lO月，国际国内的变化大大改变了毛泽东的上述思想。连续发生的波兰事件、匈牙利事件，国内北京、成都、石家庄学生闹事，河南临汝农民闹社，等等，毛泽东原有对反斯大林的疑虑得到证实，这令他重新审视形势。而赫鲁晓夫于1956年除夕亦大幅降低反斯大林的调子，说起斯大林的好话来。毛泽东更将这些国内国际动向归咎于苏共二十大砍了斯大林的旗帜，而他内心也开始修改八大的指导思想，这些比较集中反映在11月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的讲话、起草于l2月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以及l958年3月成都会议讲话中：
一、在《再论》中抹去“反对个人崇拜”。提倡崇拜马恩列斯正确的东西、崇拜班长。其后恢复使用“毛泽东思想”一词，进一步树立个人权威。
二、开始修改八大路线，提出敌我矛盾“是根本矛盾，突出阶级斗争”。认为东欧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分子没有肃清，没有在阶级斗争中训练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才致有波、匈事件。
三、提出防止修正主义，这是首次将修正主义与教条主义并列，开始新的思想斗争征程。毛泽东从以反教条主义为主转变为反对修正主义，这是一大转折。
四、开始警惕中共出哥穆尔卡这样的人物，而自己被推翻，“让哥穆尔卡上台，把饶漱石抬出来，这不是没有可能的，大不了重新回到延安去。”这就是所谓“中国出赫鲁晓夫大不了与林彪一起上井冈山”的最早版本。从而提出接班人的问题。他对自己身后的影响力产生了怀疑。
这四点转向成为后来批判苏共乃至反对党内修正主义的出发点。按胡绳等专家的肯定性评价：反苏是摆脱苏联模式的开始。但是，反修脱离“社会主义大家庭”，完全消除党际制约，l958年反“反冒进”，基本消除党内制约，到“文革”中依靠林彪打倒刘少奇，直至林彪仓皇出逃折戟沉沙，完成了毛泽东后半生的政治逻辑。
《南风窗》 文／罗韬07-03-1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