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红卫兵态度的变化前前后后
年，他认为，搞“四清”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要寻找新的解决办法。1965年下半年到1966年年初，毛泽东对中国国内政治形势作了极为严重的估计。他认为，在中国，特别是在中共中央内部，已经产生了修正主义分子，他们是一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简称“小五界”)的领导权已经不在无产阶级手里了；在党、政府、军队里，也有一部分权力被这些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所掌握。如果不搞掉这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们就会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因此，他下决心，要发动一场自下而上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被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篡夺的权力夺回来，以保证无产阶级江山永不变色。而要整倒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又必须先从“小五界”下手，这就需要搞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从“小五界”下手搞“文化大革命”，依靠谁？毛泽东经过认真思考之后，把目光落在了青年学生身上。他认为，青年学生最积极，最少保守思想，又有一定的文化知识，正好适合在以“小五界”为重点的“文化大革命”中当主力、打先锋。正是在对所谓“小五界”中存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全国各地高校和青年学生中，涌现出了一大批造反的青年学生，并且自发地组成了一个又一个松散的组织，产生了一些小头目。但是，这些学生组织以“红卫兵”作为自己的名称，已是1966年5月的事了。
1966年8月，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除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等文件外，十分重要的内容就是肯定红卫兵组织。
全会期间的8月10日下午，毛泽东亲自来到中共中央接待站，对前来庆祝《十六条》的群众(包括红卫兵)代表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全会的决定和毛泽东的讲话，实际上已经明确肯定：红卫兵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先锋、闯将。当时，毛泽东正是依靠红卫兵来搞“文化大革命”的。
接着，毛泽东自己主动提出要接见红卫兵，并且先后接见了8次。可是，毛泽东在8次接见过程中，逐渐发现了红卫兵存在的问题，对红卫兵的态度发生了变化。
毛泽东前三次接见红卫兵时，真心诚意地肯定和支持红卫兵，他希望依靠红卫兵夺取“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手中的权力。
1966年8月18日，首都举行有百万人参加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参加这次大会的主要是北京和全国各地的青年学生。大会召开之前，毛泽东并没有出席这次大会的打算。当他得知参加大会的多数是红卫兵时，临时表示要出席这次大会。他出席大会的主要目的，就是见一见红卫兵。
由于这是毛泽东首次接见红卫兵，场面显得格外热烈，报纸上的报道也十分详细。当天，毛泽东身着绿军装，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几百名红卫兵的代表。当这些红卫兵代表从天安门上走下来的时候，天安门广场上的红卫兵欢腾跳跃，振臂高呼“毛主席万万岁”，特别是到天安门城楼上和毛主席握过手的人，更是激动得无法形容。
毛泽东接见了红卫兵的代表后，走到天安门城楼的正中央，向高呼“毛主席万岁”的百万群众挥手致意。站在观礼台上的几万名红卫兵跳起来齐声高呼：“我—们—要—见—毛—主—席!”“我—们—要—见—毛—主—席!”接着，毛泽东走过天安门前的金水桥，一直走到群众当中，同周围的许多人紧紧握手，并且向全场革命群众招手致意。这时，广场上沸腾起来，人人双手高举过顶，向毛泽东跳跃着，欢呼着，拍着手。许多人把手掌心都拍红了，许多人流下了激动的眼泪。
毛泽东这次接见红卫兵，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等人也参加了。当时正身处逆境的刘少奇、邓小平也参加了接见。刘少奇的精神状态很好，只是面对这种场面，有些忧心忡忡的样子。
当天，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表现出了对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充分信心。他对身旁的林彪说：“这次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义。”
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很快就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从国内报纸上发表的消息来看，全国出现一片欢呼和庆祝的声音，国外一些左派政党和组织也表示祝贺。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的消息很快传开了，许多没有被毛泽东接见的红卫兵，要求毛泽东也接见他们。毛泽东爽快地答应了。
1966年8月31日，毛泽东第二次接见红卫兵。之后，中共中央于9月5日发出通知，决定全国各地的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北京参观。全国很快就掀起了大串联的高潮。与此同时，来北京串联和各地相互串联的红卫兵，对“走资派”和地富反坏右分子进行武斗的事情还在扩大。为了制止这种情况的蔓延，9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用文斗，不用武斗》。这篇社论发表后，全国的武斗现象仍然没有得到根本制止。
1966年9月15日，毛泽东第三次接见红卫兵。由于红卫兵已经成了毛泽东的客人，北京各单位都对到京的外地红卫兵热情接待，因此来北京的红卫兵更多了。当天被接见的红卫兵约有100万人。因为前两次接见红卫兵后，有人说看不见毛主席，于是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向红卫兵招手致意后，又乘敞篷吉普车到长安大街上与红卫兵见面。
毛泽东第四次接见红卫兵时，发生了“拦车事件”，使毛泽东对红卫兵的行为产生了怀疑。
1966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7周年纪念日。这时，外地来北京串联的红卫兵越来越多，他们仍然要见毛主席。
考虑到这一情况，毛泽东决定把庆祝建国17周年大会和接见红卫兵合并进行，因此这次被接见的红卫兵比以前要多，有150万人。许多红卫兵半夜就守候在天安门广场等待毛泽东接见。他们不断地唱着《大海航行靠舵手》等歌曲，呼喊着“毛主席万岁”等口号。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天有的红卫兵组织在天安门广场打出了“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横幅，公开呼喊“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口号。
因为是国庆日，晚上在广场上要举行焰火晚会，毛泽东与其他中央领导人上午接见完红卫兵后，就到人民大会堂去休息。下午4时，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按照预先的安排，他们准备开完会后，晚间与红卫兵一同观看焰火，欢度国庆。但广场上的红卫兵却不愿意离去，一直等待再见到毛主席。晚上7时许，毛泽东与其他中央领导人从人民大会堂西门乘车，到大会堂的西北角，就是现在的南长安街南口，准备到天安门去。可是，车刚刚到南长安街南口，就被红卫兵和群众拦住了。红卫兵叫着要见毛主席。无法，毛泽东的车只好停下来。毛泽东的车一停，后边的车也都被堵住了，整个车队被包围在万人之中。这时，林彪下了车，走到毛泽东的车前边，边护卫着毛泽东的车边高声喊道：“我是国防部长，请让一让，让我们的车去天安门参加晚会。”可是，红卫兵一个劲儿地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不听林彪的话，可能也听不见。林彪只好请中央警卫团和机动部队前来解围。毛泽东一行的车队解围后，只好折回人民大会堂，没有能够参加天安门焰火晚会。
拦车事件后不久，中央就强调，以后毛主席再接见红卫兵，一定要有组织有秩序。
毛泽东第四次接见红卫兵时林彪的讲话和《红旗》杂志社论，引导了红卫兵的斗争方向。此后，红卫兵的造反行动，主要是针对“文化大革命”中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0月6日，首都红卫兵“三司”在首都工人体育场发起召开有北京和地方各大专院校师生10万人参加的“全国在京革命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在这次会上，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陈伯达率先代表中央公开点了刘少奇、邓小平的名。此后，全国各地到处都有“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口号和标语。
1966年10月18日，毛泽东第五次接见红卫兵。这次接见，毛泽东的兴致明显不如以前高。据毛泽东的警卫们回忆，他在这次接见红卫兵时，已经明显表现出很无奈的神情，他虽微笑着，但表情却很严肃。
毛泽东这次接见红卫兵时，天安门广场上除了高呼“毛主席万岁”、“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的口号之外，还同上次一样，高呼“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
1966年10月底，在北京的外地红卫兵越来越多，都要求毛泽东接见，不接见，他们就不走。无法，11月3日，毛泽东只好再接见红卫兵。这是毛泽东第六次接见红卫兵，人数比前几次都多，有200万人。毛泽东这次乘敞篷吉普车接见红卫兵，显得比上次还要疲乏，表现出很无奈的神情。毛泽东此时接见红卫兵已经很不情愿了，但从爱护青年学生的角度出发，他还是要接见。实际上，接见红卫兵已经成了毛泽东的一个负担。他对身边的警卫陈长江、李忠诚说：“红卫兵娃娃来了，你不见，他们不走，天气冷了，了不得。”
到1966年11月中旬，在北京的红卫兵更多了。无奈，毛泽东决定当月的11日接见红卫兵。这是毛泽东第七次接见红卫兵了。
这次接见结束后，毛泽东焦急地问周恩来：“我已经几次接见红卫兵了，为什么北京还有这么多红卫兵要接见？”周恩来回答说：“你不见他们，他们不走啊。”毛泽东又问：“中央不是决定停止串联，要红卫兵回原地闹革命吗？”周恩来回答说：“这些红卫兵已经来北京了，天气又渐渐冷了，北京市的压力很大，要尽快想办法见他们，让他们回去。”于是，毛泽东立即决定：“11月25日、26日连续两天接见红卫兵，让在北京的红卫兵都参加接见。接见完毕后，再不接见红卫兵了。由中央起草一个通知，以后串联再不实行免费了。”
毛泽东8次接见红卫兵后，转为依靠工人阶级，明确提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
1966年11月，上海发生了“安亭事件”，王洪文率一部分造反的工人卧轨拦车，造成全国主要铁路中断。
毛泽东明确表示支持这一事件。1967年1月，上海工人造反组织又夺了中共上海市委的权，毛泽东又支持了上海工人夺权。这就是震动全国的“一月夺权事件”。此后，毛泽东主要瞩目的是工人。他在此后的一系列批示，都是支持工人造反夺权的，很少再有批示支持红卫兵夺权了。十分明显，毛泽东已经决心依靠工人阶级搞“文化大革命”了。
对于青年学生及其组织红卫兵，毛泽东是不再信任了。不仅不信任，他还认为，这些青年学生是需要接受再教育的。基于这一考虑，毛泽东采取了三个措施：一是派工宣队进驻各学校，由工人维持学校的秩序，甚至在党委已经倒台的情况下，由工人代表来当学校的负责人；二是派军宣队进驻各学校，由军代表主持学校的工作；三是在后来成立的“三结合”领导班子中，让军队干部、工人代表、老干部代表担任主要领导人，青年学生代表虽然也结合进领导班子，但是位置排后，不担任主要领导工作。
再到后来，毛泽东看到，学校的秩序仍未稳定下来，而且全国的大学、中学都停课闹革命。加上全国各地都处于混乱之中，学生到了毕业期，却难以分配工作。怎么办？毛泽东想出的办法，就是让大学毕业的学生到工厂、部队去，接受工人阶级和解放军战士的再教育，让中学毕业的学生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于是，大学生们逐步分配出去了，一个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运动开展起来了。
此后，红卫兵组织大多自然消失，红卫兵运动沉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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