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意大利导演来华拍摄《中国》遭极左批判 1972年，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受中国政府的邀请来华拍摄纪录片，拍摄时甚至用过周恩来的敞篷车。“我去了中国，这首先是因为我想了解这个在政治社会结构和历史上都以全新面貌展现自己的国家。”1973年，罗马，在面对新闻界的《中国》首映式上，安东尼奥尼这么说。然而，影片放映之后，他受到了来自中国的批判，说他用多种方式诽谤中国，诽谤中国儿童，降低了南京长江大桥的高度，使用了“冷色调”来消除中国真正的色彩和风景……
安东尼奥尼说：“那些人到处侮辱我，而我找不到一个人来为我辩护。”这一矛盾几乎伴随了他的后半生。
如今94岁高龄的安东尼奥尼在罗马台伯河边的寓所，坐在靠窗的桌前专心绘画。他已经淡出了媒体的视线。他的画与中国传统的山水画有着莫名的相似。他总是怀念中国的山，画中的风景让他想着中国。
还有可能拍一部纪录片吗?
有一位著名的汉学家说，在中国度过一个月，也许觉得能写一本书，几个月后只能写几页，几年之后什么都不写了。这是一个笑话，但证实了收集那个国家深层的真实是多么地困难。
也许该说说我和中国官僚的关系，这是幕后的事情，没有成为电影里的影像。驻罗马的中国使馆告诉我们，应该提出一个旅行线路。就这样，我们在北京和中国电视台的官员初次会面时，我们展示了一张中国地图，那上面标注着一段段行程，那是一个理想的旅行线路。中国人否决了它。他们给了我们已经确定好了的旅行线路，和我们理想的线路完全不同。我们被关在宾馆的房间里，讨论了3天。房间很大，巨大的空间让人不自在，仿佛分隔中国和意大利的一万公里全部集中在那儿。外面就是北京，是中国。我有狂热的好奇，想出去逛逛，但是我必须呆在那儿拒绝他们的建议，修改，接受，就这样，一个令人疲倦的争论。
这场战争是艰难的和有礼貌的，没有胜利者也没有失败者。总之，影片是与时间、与官僚打交道的结果。我很不情愿用“官僚”一词，因为它让我想到一个卡夫卡式的官僚金字塔，以及等待，苦恼，想到从高层和远处来的命令。
在上海时，有一天我想看看黄浦江。我好不容易说服了我的一个陪同，换一下平时的角度，让他带我们到对岸。到达后，我明白了他为什么那么迟疑。河的对岸被一大片厂区占据，要看江就必须穿过其中的工厂。而要做到这点，必须向工厂的革命委员会请求许可。当时在场的只有一个委员会副主任，不到三十岁的粗壮汉子，面孔坚定，眼睛又细又冷。“电影？拍摄？”他一边说一边微笑。“不，不行……”他说。我的陪同向他解释我们是意大利电视台的，从北京来。我以为北京的、即政府的批文就足够了，所以不明白为什么我的陪同不以此为理由让对方让步，但这对他们来说不成理由。在中国，那个时候唯一有决定权的就是这个年轻人，而我的陪同只能尊重他的权威和责任。但我相信他的权威并不是写在书面文件中，或是由什么法律决定的。
中国和中国人
我对中国的第一印象是十几个穿蓝衣服的工人，头上戴着红帽子，他们在罗湖口岸，正从一个车厢卸货。蓝色是中国人衣着的主要颜色之一———其它还有绿色、灰色和少量的米色。外套是军服式样，但通常都开着领子。西方裁缝会觉得尺寸太肥了。实际上所有服装做得很严肃。
乡村的服装用很多粗棉布，染成黑色。款式也改变了，更过时，外套在扣子的位置有盘扣，裤子在脚踝束起来。妇女穿着高领衬衫，在一侧扣扣子。按照西方的品位，应该说农民的服装更漂亮。
在南京时，一天我去邮局发电报，他们给了我一张单子，比我们的电报单大许多。因为，汉字书写需要更大的空间。一个邮局工作人员用缺乏自信的英语问我电报的目的地，“意大利”，我答道。她不懂。我给她写下来，她看了一眼，然后边笑边跑向另一个房间。通过玻璃门，我看见她拿着我的纸条向她的同事咨询，所有的人都走到挂有地图的墙前，开始在图上寻找，并终于发现了意大利。一个人用手指着那个地方，所有的人都笑了起来：“这个国家那么小，几乎都看不见……”
在苏州时，我想录一段女人的声音作为背景音响：问好、打招呼、聊天。我把这想法告诉了一个陪同，他是一个非常礼貌和有工作效率的人，说一口完美的英语，他叫Sing。一天晚上，我们和他一起去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来录音。我们找到一个院子，四周有三四层高的小楼房，很多亮着灯的窗口，还有广播声。但这不是问题，我们让所有的人都关掉收音机，几分钟后，宁静降落在院子中。
那四个妇女不是演员，她们显然是家庭主妇。我作了些安排来设计声音方案，随后就开始了。第一次试录不太满意，但我没勇气说出来。几分钟里，我顾左右而言他。然后我抬起头，看见在窗户后人们的剪影，他们正在看我们的拍摄。突然之间，我意识到情况如此荒谬。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导过法语和英语的电影，甚至指导过一个土耳其海员，但我从未感到不舒服。我在导演一种语言，它没有一个字、一个发音和一个音调与我们的语言相同，这除了荒谬之外，还令人泄气。我看着我的音响师，他正鼓捣他的设备；我看着我的翻译，他还是一如既往地微笑；我看着那些妇女，告诉她们做得挺好，她们看上去相当高兴。
但是，现在我可以说出来了：我当时并不高兴。我觉得，为了听我的话，这四位妇女过于夸张，失去了自然性。她们说话时拉长声调，她们说的的确是中文，但是拉长了声调。
（据《生活》安东尼奥尼/口述侯宇靖/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