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印经济：200年间总体水平比较 综上所述，由于传统优势，即使在1949年中国农业生产总量仍然大于印度，国民经济恢复后更是如此，但自国民经济恢复至改革前，20多年间中国农业发展慢于印度，导致优势变小。工业则因战争破坏，1949年时中国一度丧失曾取得的优势，变得不如印度。后来在和平时期中国恢复了原有优势，而且与以往的和平年代一样，基础工业发展快于印度，使这方面的优势有所扩大。但是改革前中国工业产业结构比印度落后，基础产品以外的深加工、高增值、消费品与新兴产业大都屈居印度之下，因而整体工业水平与印度相比是否领先尚难断言。而第三产业的发展，改革前中国不如印度应当是众所周知的。这样，综合各部门而言，当时的中国国民经济在总体上比印度如何？ 关于这个问题，目前的研究似乎有两种判断，一是认为中国经济水平当时不如印度。中国的经济起飞和把印度甩在后面都是改革年代的事。二是认为历史上和平时期的中国经济一向强于印度，20世纪50-70年代也如此，但是这个时期中国经济比此前及此后的和平年代都更糟，因此成为中国经济相对于印度而言优势最小的时期，或者说是印度经济最接近于追上中国的时期。不过上述两个说法也有一个共识，即这个时期是中国近两百年来和平时期经济与印度相比最不利的时期。 第一个说法来源于世界银行。近年来，以购买力平价（PPP ）计算的国内总产值日益受到重视，它被认为可以矫正以往用官方汇率美元计值的GDP.不少人根据这项指标兴奋地认为中国实际经济水平比过去流行的说法要高。但是，这个新算法算出的印度经济指标比过去的算法高得更多。据世界银行的统计，如果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国内总产值作为总体经济指标来衡量，在整个改革前时期中国经济实际上始终明显落后于印度： 改革前中国按购买力平价计的国内总产值只相当于印度的五分之四不到。再考虑到当时中国人口不仅多于印度，而且（由于那时中国尚未厉行计划生育）多出的幅度比今天为大，人均GDP 之低于印度就更加明显了。按照这一指标，甚至在改革之初的1980年，中国总体经济仍然落后于印度，只是差距已经很小。随着1980年代中国改革对旧体制积弊的逐步消除，此后的中国经济逐渐转为领先于印度，而且由于印度的市场化改革举步维艰，中国的优势也越来越明显，到1995年，中国按购买力平价计的国内总产值已经高出印度77％了。
但由于中国人口更多，人均产值与印度相比优势要小许多。上表显示清代中国的人均产值略少于印度，到清末则开始超过印度，1936年中国这项指标比印度要高出26.3％。进入大规模战争时代后，中国经济滑坡，但根据麦迪森的计算即使在百废待兴的1950年，中国人均GDP 仍略高于印度，而到1956年，中国在人均GDP 方面相对于印度的优势恢复到1936年的水平。然而很快中国经济又陷于混乱，到1962年人均GDP 一度低于印度，甚至低于清代的中印比值，是两百年间中国经济相对于印度而言最糟的时期。以后中国经济复苏，人均GDP 自然又超过了印度。但直到改革前夕的70年代中期，中印之间的这项比值才达到与超过1936年水平。而进入改革时代后，中印的距离才明显拉开，到90年代中国的人均GDP 已超过印度一倍以上。当然，这一方面反映了中国经济的提速，另一方面也与中国此期内严格计划生育而印度则保持着高于中国的人口增速有关。 就纯粹反映经济增长速度的GDP 指数而言，上表显示清代中国经济增长率明显低于印度：以1913年水平为100，印度从1820年的55.8增至这一水平，中国只从66.2增至这一水平。进入民国后，在1913-1936年间中国经济增长明显快于印度：中国增长了将近四成，而印度增长还不到两成。1936-1950年间，中国经济因战争而大滑坡，印度经济仍保持增长，GDP指数也出现印度高于中国的局面。1952年后，中国GDP 指数再度领先于印度，但大跃进的后果与文化大革命使这一趋势再次逆转，60年代印度的GDP 指数又高于中国。70年代虽然中国又一次恢复领先，但直到改革前夕的1977年，中印GDP 指数之比仍然没有达到1936年时的水平。只是在改革年代，中国的GDP 指数才稳定地超过印度，而且超过的幅度也大大突破了1936年水平。 总而言之，无论是麦迪森的计算还是世界银行的统计，都显示出中国长时段（例如200年）的经济发展能力明显优于印度，但1950年后至改革前这一时段的经济发展绩效，则不能说比印度更好。 四、中印发展进程中的民族—文化因素 进一步的研究表明：中印经济成就差异的主要原因也许与其说在制度方面，不如说是在文化传统方面。一般来说笔者是反对文化决定论的。但是如果说文化因素在一些特定的比较组合中还是有相当作用的话，中印的比较可能是一个典型。 中印两国作为古老文明、近代东西方冲突中的衰弱者和现代非殖民化潮流中复兴的发展中大国，的确有许多历史类似点，而且从体制演变来说，近两百年来两国都经历了各种“纵向不同、横向类似”的体制：传统王朝或曰“封建主义”（印度莫卧尔王朝和中国清王朝），资本-殖民因素浓重的世界经济中依附体制（英属印度与清末民国）、独立后的“社会主义”（印度的“尼赫鲁社会主义”与中国的改革前体制），和迄今仍在进行的市场经济转型（印度拉吉夫。甘地以来和中国邓小平以来的改革）。可以说从经济体制来讲中印在各个阶段都是同多于异，而且体制间演进的轨迹更是十分类似。所谓中印是发展中国家中“走社”、“走资”两条道路典型的说法是十分可疑的。但是正如上文所分析的：只要中国不发生大战乱，在各种体制下印度的经济发展都不如中国——可能从1949到改革开放前是印度唯一暂时追近甚至在许多领域一度赶上和平时期中国的例外。因此尽管在微观、中观层面上两国的体制差异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很值得研究，但在宏观层面，两国的长时段差异勿宁说主要是文化上的。 自“轴心时代”中印两大古文明形态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文化性格后，中国文化的入世、世俗、经验理性与印度文化的出世、遁空、形而上学的对照是比较明显的。中国自西周以来就有从未间断的明确历史纪年，印度历史的文字记载比中国更久远但却更模糊，长期没有明确的纪年和连续的史料。中国秦以来的历史主要是大一统的帝国史，而印度在历史上分多合少，大部分时期“印度”只是个文化概念。印度文明在上古时期应当说相当发达，前雅利安时代的印度河流域城市文明（拥有世界最早下水道系统的砖构城区）比同一时期我们传说中的“夏王朝”（考古中是泥墙茅屋的遗址）要发达得多，后来佛教东传时中国人心目中印度是“西方极乐世界”，除了宗教渲染外应当也是有一定的物质文明高度的。但是后佛教时代印度就有点“中世纪黑暗”，显得越来越不如中国了。 近古印度民族、宗教、语言与文化构成复杂，冲突多，文化整合度低，这样的特征一直影响到现在的经济发展。而中国唐宋以后的汉族文化自身整合度高，与周边少数民族有相当大的文化势差，相对有利于经济发展。这是双方对比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以莫卧尔帝国与清王朝而论，虽然两者都是周边民族征服主体民族（满清入关代明和穆斯林化的蒙古人南下征服印度教诸族）建立的传统王朝，但是清入关后满族统治者很快高度汉化，满语和萨满教几乎消亡而满汉在文化上几乎已经融为一体。然而穆斯林的莫卧尔王朝既没有印度教化，也无法把印度穆斯林化，更无法整合出超宗教的现代世俗国家，而是形成了各族各教的大小土邦高度自治的局面，说好了是宗教包容、政治妥协，说得不好是一盘散沙、分裂割据。整个莫卧尔时代帝国只是在阿克巴、奥朗则布等几个强王时期维持了相当程度的统一，其他时期实际上是领主林立。近代印度的国家认同乃至文化认同实际上是在英属时期才逐渐建立，而且这个过程十分痛苦与艰难。期间经历了印巴分治、孟加拉问题、克什米尔问题等严重的冲突，导致“三甘地”（圣雄甘地、英迪拉·甘地与拉吉夫·甘地）相继因民族/宗教冲突遇难。许多冲突一直延续至今，锡克斯坦、泰米尔和东北诸邦（阿萨姆、那加、米佐等）至今不宁。印度这类冲突不像中国只发生在落后的边疆地区，而是国家心脏地带与最发达地区也充满这类矛盾。例如传统印度最富裕的旁遮普地区不仅因穆斯林与印度教徒的势不两立早在印巴分治时就被一分为二，70年代又因锡克问题分成旁遮普与哈里亚纳两邦。其它如西孟加拉、泰米尔纳德、古吉拉特等邦也是经济相对发达但民族宗教问题又很尖锐的地方。这无疑是印度经济发展的一大障碍。 但是在这方面，印度的宪政民主却显示出引人注目的成功。我们知道即使在欧洲，宪政民主也大都是在近代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在单一民族实体内出现的。美国、瑞士等是罕有的多民族国家民主成功之例，而奥匈、奥斯曼、苏联与南斯拉夫这些多民族国家的民主化都伴随着族群矛盾加剧和帝国解体。尽管“伴随着”不等于“导致了”，把民族冲突与国家分裂归咎于民主制度从而为专制制度辩护的说法是不难驳斥的。但是应该看到多民族国家的民主整合并不容易。而印度自印巴分治后成功地在一个不发达国家，在民族—宗教—文化冲突如此复杂的背景下长期稳定地建立了宪政民主体制，50多年来既没有军事政变与武夫专权，也没有一党专政与神权政治，不仅历年来联邦政府平稳地实现多党竞争正常轮替，而且在联邦制下同一时段上各邦政府也有左有右，一国X 制，左右都有执政机会。同时国家认同又持续稳固而且不断加强。尽管谁也不敢担保任何国家长远的未来如何，但是至少这半个多世纪以来，在印度所处的南亚地区，她周边的巴基斯坦、阿富汗、孟加拉、尼泊尔、缅甸、斯里兰卡等国都既不如她民主，也不如她稳定安宁，而印度的族教冲突传统本来是有甚于这些国家的。印度的范例说明宪政民主制度不仅能在一个不发达国家、一个大国实现，而且能够在一个传统上民族、宗教、语言、文化冲突严重的地区增强凝聚力与国家认同。 但就经济发展而言，印度文化淡于进取，安贫乐道，视人生非空即苦，以涅磐圆寂为最高境界，而中国文化追求人生幸福，求利求义都以此岸为基。不仅在“工具理性”方面中国人一般比印度人讲求实际，就是在价值理性方面，中国人的修齐治平之道是强调追求一个理想社会，而印度人的“普渡众生”却是要逃离一个悲惨社会。这种心如古井的状态当然不是一种刺激经济增长的有利因素。不过，人类生活中的正面价值并非只有求富求强这一维。从追求和谐、摆脱喧嚣、由心灵的安宁开出社会的安宁，到发展抽象思维和因明逻辑——这些方面印度文化的优势不容忽视。也许在未来不求高速度但求可持续的“后现代”，印度文化会给人更多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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