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湘洪、忻伟明两人都是具有一定级别的领导干部，以常理分析，如果不是出于非常特殊的原因，他们不可能以“玩失踪”这样一种很不正常的方式拒绝回国。而如果他们未能回国确有比较特殊但不失情理的理由，那么他们应该能够向各自所在单位及上级组织解释清楚，有关方面也应该能够把他们未回国的情况及原因向媒体和公众解释清楚，以避免因权威信息缺失而导致各种“小道消息”漫天飞舞。然而，对于杨、忻两人的出国“失踪”，对于媒体的询问和公众的议论，温州和上海卢湾区有关部门并没有大大方方地发布消息，没有通报各自对官员“失踪”事件所做调查的进展，权威部门的敏感、暧昧与讳莫如深，又进一步刺激人们对事件之内幕、隐情进行“无妄”猜测，展开丰富的联想。许多读者、网友表示担心，官员如此这般一出国门就人间蒸发，会不会又是像杨秀珠（浙江省建设厅原副厅长，曾任温州市副市长，2003年携家人出逃美国）那样的大贪巨蠹？ 难怪人们产生这样的猜测和联想，因为大量贪官外逃的事例足以让人们形成这方面的思维惯性。除大名鼎鼎的杨秀珠外，贵州省交通厅原厅长卢万里，河南省烟草专卖局原局长、烟草公司经理蒋基芳，河南省漯河市原市委书记程三昌，云南省交通厅原副厅长胡星，中国银行黑龙江分行哈尔滨河松街支行原行长高山等贪官，都是以出国考察、旅游等手段成功出逃海外。近年来一批中国贪官潜逃到美国洛杉矶、纽约、加利福尼亚等地后，大规模购置豪宅，甚至影响了当地经济的正常发展。越来越多的外逃贪官在异国大肆挥霍赃款，过着梦幻般的奢华生活，他们对国内一些贪官起到了很强的示范效应。外逃贪官以往多是在案发后仓促出走，现在则是在案发之前精心做好准备，瞅准时机神不知鬼不觉溜之大吉。这是当前反腐败工作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已经引起了反贪部门的高度重视。 同时也要看到，随着中国加入《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国正在越来越广泛地利用国际反腐网络，对外逃贪官进行有力的打击。以轰动一时的中国银行开平支行特大贪污挪用公款案为例，该案三名主犯余振东、许国俊、许超凡先后潜逃至美国，在中国的争取下，美国对余振东进行了审判，并于2004年将其移交中国警方；今年7月，美国法院对许国俊、许超凡进行审理，随后裁定两人合谋诈骗、合谋洗钱及合谋转运盗窃钱款等罪名成立。中国做出的这些努力以及参与的国际反腐合作意味着，在反腐败“全球治理”的格局中，中国贪官逃到了某个国家，对中国贪官的追缉和审判，不再只是中国的事情，同时也是这个国家的事情，这个国家对中国贪官进行追缉、审判以及可能将其移交或引渡给中国警方，就不只是在维护该国法律的尊严，一定意义上也是在履行反腐败的国际道义责任。 这样，我们一方面扎紧篱笆，密切监控问题官员以严防其外逃，另一方面，通过加强和完善反腐败国际合作，在全球范围内对外逃贪官施以严厉打击，方能既堵住贪官外逃的“出路”，又断了外逃贪官的“后路”。 浙江、上海两名官员出国大玩“失踪”，事件背后的真相究竟如何，尚待有关部门进一步调查与处理。无论如何，它们都是很不正常的官员出国未归事件，值得人们认真分析，深入反思。 短短两天之内，浙江温州市和上海卢湾区分别传出官员出国考察“玩失踪”的消息：温州鹿城区委书记杨湘洪9月底带团赴法国考察，借口探望定居法国的女儿而独自离队，后以腰椎间盘突出无法坐长途飞机为由拒绝回国；上海卢湾区副区长忻伟明日前随团在法国巴黎考察，以在法国会友为由离队而不知所踪。 杨湘洪、忻伟明两人都是具有一定级别的领导干部，以常理分析，如果不是出于非常特殊的原因，他们不可能以“玩失踪”这样一种很不正常的方式拒绝回国。而如果他们未能回国确有比较特殊但不失情理的理由，那么他们应该能够向各自所在单位及上级组织解释清楚，有关方面也应该能够把他们未回国的情况及原因向媒体和公众解释清楚，以避免因权威信息缺失而导致各种“小道消息”漫天飞舞。然而，对于杨、忻两人的出国“失踪”，对于媒体的询问和公众的议论，温州和上海卢湾区有关部门并没有大大方方地发布消息，没有通报各自对官员“失踪”事件所做调查的进展，权威部门的敏感、暧昧与讳莫如深，又进一步刺激人们对事件之内幕、隐情进行“无妄”猜测，展开丰富的联想。许多读者、网友表示担心，官员如此这般一出国门就人间蒸发，会不会又是像杨秀珠（浙江省建设厅原副厅长，曾任温州市副市长，2003年携家人出逃美国）那样的大贪巨蠹？ 难怪人们产生这样的猜测和联想，因为大量贪官外逃的事例足以让人们形成这方面的思维惯性。除大名鼎鼎的杨秀珠外，贵州省交通厅原厅长卢万里，河南省烟草专卖局原局长、烟草公司经理蒋基芳，河南省漯河市原市委书记程三昌，云南省交通厅原副厅长胡星，中国银行黑龙江分行哈尔滨河松街支行原行长高山等贪官，都是以出国考察、旅游等手段成功出逃海外。近年来一批中国贪官潜逃到美国洛杉矶、纽约、加利福尼亚等地后，大规模购置豪宅，甚至影响了当地经济的正常发展。越来越多的外逃贪官在异国大肆挥霍赃款，过着梦幻般的奢华生活，他们对国内一些贪官起到了很强的示范效应。外逃贪官以往多是在案发后仓促出走，现在则是在案发之前精心做好准备，瞅准时机神不知鬼不觉溜之大吉。这是当前反腐败工作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已经引起了反贪部门的高度重视。 同时也要看到，随着中国加入《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国正在越来越广泛地利用国际反腐网络，对外逃贪官进行有力的打击。以轰动一时的中国银行开平支行特大贪污挪用公款案为例，该案三名主犯余振东、许国俊、许超凡先后潜逃至美国，在中国的争取下，美国对余振东进行了审判，并于2004年将其移交中国警方；今年7月，美国法院对许国俊、许超凡进行审理，随后裁定两人合谋诈骗、合谋洗钱及合谋转运盗窃钱款等罪名成立。中国做出的这些努力以及参与的国际反腐合作意味着，在反腐败“全球治理”的格局中，中国贪官逃到了某个国家，对中国贪官的追缉和审判，不再只是中国的事情，同时也是这个国家的事情，这个国家对中国贪官进行追缉、审判以及可能将其移交或引渡给中国警方，就不只是在维护该国法律的尊严，一定意义上也是在履行反腐败的国际道义责任。 这样，我们一方面扎紧篱笆，密切监控问题官员以严防其外逃，另一方面，通过加强和完善反腐败国际合作，在全球范围内对外逃贪官施以严厉打击，方能既堵住贪官外逃的“出路”，又断了外逃贪官的“后路”。 浙江、上海两名官员出国大玩“失踪”，事件背后的真相究竟如何，尚待有关部门进一步调查与处理。无论如何，它们都是很不正常的官员出国未归事件，值得人们认真分析，深入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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