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吁政府向国民“分红”已经不是新鲜话题。今年2月，便有上海市政协委员拟提出提案，建议向全国人民每人派发1000元“红包”，以部分冲抵通货膨胀带来的生活压力。这一建议虽然最终未能形成正式提案，但这种以政府财政直接还富于民的思路，还是在舆论界引起极大的反响。而同在今年2月，美国、新加坡及中国香港、澳门等地政府，先后以发红包、退税等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实现了向国民的补贴。不久之后，广东省东莞市委书记公开表示，受到澳门启发，东莞市也将考虑给市民发放“临时生活补贴”，以帮助市民缓解通胀压力。

　　不同国家、地区政府在几乎相同的时间，采取相同或相似的方式对国民施以援手，一方面表明波及全球的经济表现疲软、通胀预期加大，已经给各国和地区的百姓生活带来普遍的压力，另一方面也证明以政府直补的方式帮助百姓缓解压力，间接提振经济走势，是必要也是可行的做法。而就中国内地的具体情况而言，从2003年到2007年，GDP总量连续多年以超过10%的速度稳步增长，税收收入则连续以20%到30%的幅度快速增长，财政收入增幅也连续超过20%，2007年的增幅更是达到33.5%。而同期农村、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也有稳步增加，并于2007分别达到9.5%和12.2%的最大增幅。虽然从平均数字上看，居民收入增幅基本与GDP增幅同步，也大致“跑赢”了消费者物价指数（CPI）连续数月高达8%左右的增幅，但考虑到人均收入增幅掩盖下的收入差距，和CPI增幅掩盖下食品价格的快速增长，及未计入CPI的房价暴涨，则大多数城乡普通居民面对的实际通胀压力，远远大于统计数字所描述的表面情况。尤其是连续数年来，居民收入增幅始终与税收收入和财政收入增幅之间，保持着20%左右的差距，这样的分配结构和经济现状，更强化了公众在收入增加不足与通胀压力增大的“夹击”之下形成的焦灼和不满。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以及时、可行的方式，尽量、尽快缓解公众的生活和心理压力，就成为必尽的责任和义务。

　　当然，还富于民、提振经济有多种实现的途径，常态情况下，财政直补也不是最佳的方案。但是面对通胀压力骤然增加的情况，减免税收等政策不但缓不济急，而且很难惠及那些收入水平本来就低于或接近个税起征点的低收入群体。此时，以“直补”、“明补”的方式，将有限的财政补贴直接给予最迫切需要的低收入群体，是最有效的救助手段，也是财政支出最正道的用途。

　　而在上述济贫助困的常识之外，经济学家的分析，显然有着更深一层的经济学意义。如哈继明所言，政府每直接发放给弱势群体1元钱，反映在GDP上就会有1.35元的回馈，并且，这笔直接补偿款不会增加企业的通货膨胀预期，比提高全民工资更直接、更安全、更有针对性。按照他的分析，如果政府财政拿出2000亿元直接补贴给弱势群体，中国2009年的GDP增长率仍能保持在8.3％上下。或许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他才把这样的补贴称作中国经济面对拐点时的“必由之路”。而如果他的分析成立，以目前国家财政5.1万亿的收入，则2000亿元补贴额不但必要，而且可行。如果仍按那位上海市政协委员提议的额度，则这2000亿元补贴可直接惠及2亿低收入人群。每年1000元不是大数，但用以帮助低收入者缓解通胀压力，也可起到一定的救济作用。

　　当然，如此重大决策，并非一位经济学家或若干媒体的建议、呼吁而可以决定，须经全国人大或中央政府层级的慎重讨论和决策。但既然是可行之道且事关公众的普遍利益，便值得公众共同参与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