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心助学""遭遇冷漠回报的背后
自1997年开始，安徽省阜阳市政协机关，实施了一项似乎与自身职责不相关联的举动；从200多名政协委员中广泛募集了23万多元的资金，用于贫困大学生的扶持和救助工作。迄今为止，经由认真的操作，共有61名大学生受到了总计达l7．4万元的爱心捐助。
对于这些考入重点大学的贫困学子而言，每人3000元的资助，可谓是雪中送炭。也因此，在每一次隆重的捐助仪式上，他们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出乎很多人的意料……
二百多名政协委员的助学情怀
1997年，撤地设市后组建不久的阜阳市政协注意到这样一个严峻的现实：每年有不少贫困家庭的学子，在考入大学后，因为经济困窘，面临着失学的危险。一些政协委员在深入底层后，通过提案的方式，向有关部门发出呼吁：救救贫困学生，为国家培养和造就更多的人才。
上下联动之下，当年春天，阜阳市政协开始着手实施“助学成才工程”，旨在扶持贫困大学生顺利进入大学校园。尔后，一封以阜阳市政协名义发出的募捐信，陆续到达当时的400多名政协委员手中。信中，阜阳市政协着重提出：为了阜阳的明天，为了那些贫困的孩子，请你们伸出友爱之手。当时，政协方面设定的捐限额为：个人不少于l00元，团体不限。组织方甚至希望，能够募集资金上百万，将扶助对象扩大到从小学到大学不等范围，尽可能让更多的孩子从中受益。
回应是积极的。当时阜阳市下辖的亳州市一家著名酒厂一下子拿出5万资金；一位侨居在香港的阜阳籍人士则汇回400美元；200多名委员慷慨解囊；阜阳市一位企业界委员甚至提出：最后，他根据募集的总额，给予l：1的匹配资助。
短短数月，阜阳市政协募集到了23万多元爱心善捐，其中包括最大的一笔l0万元资金。这笔最大额度的捐助者是一位企业界委员。这位刘姓政协委员说：“孩子们能够上得起学，正是我们所期望的，为他们捐款，我们十分乐意!”
尽管没有达到预期的100万，但是，阜阳市政协方面仍十分兴奋。为此，成立了专门的“助学成才工程”办公室，指派专人打理此事。这些钱被存在专户中，按照当时的利率，每年1万多元的利息，足以扶助近10名孩子上大学。
其后，阜阳市政协领导提出：将扶助的范围放到城市下岗职工、贫困农村家庭考入重点大学的贫困学生；每年救助6名大学生，其中文科2名、理科3名，职业对口升学的学生1名，每人受助金额为3000元。
阜阳市政协还决定，这项工程于1998年正式启动，由专人深入对象家中调查摸底，之后，再由专门评定委员会最终决定，确保帮助的学生是最需要扶助的对象。
六十一名贫困学子重展“欢颜”
1998年，阜阳市政协“助学成才工程”正式启动。
当年高考过后，按照阜阳市政协的要求，相关学校将符合条件的学生资料报送上来。随后，有关工作人员开始了考察之旅。
一个个贫困的家庭，一把把辛酸的泪水，让考察人员深有触动。阜阳市政协办公室副主任丁克俭至今仍然难以忘记在临泉县某镇考察的经历。一个考察对象所在的住址，在当地就有4个重名的村民组。政协人员到来的时候，正是一场大雨过后，乡间道路非常泥泞，车根本就难以进村。为了寻找他的家，考察人员穿着胶鞋逐个村庄寻找。一直到下午2点，饥肠辘辘的考察人员才最终找到了目的地。
2003年，阜阳市政协最终确定了6名扶助对象，同时，还有一个贫困学生同样需要救助。为此，那位刘姓政协委员当即拍板，决定自掏腰包3000元，让该学生也跻身受助名单中。
每年，阜阳市政协都要举行一个隆重的捐助仪式，把所有受助的学生和家长请来，与政协领导合影留念，吃上一顿丰盛的午餐。捐助仪式上，几乎所有的学生都被深深地感动了，他们无一例外地表示：一定加强与政协方面的书信、电话等联系，一定要好好学习，以最优异的成绩回报所有好心人，回报社会，回报家乡。
为了满足学生们的愿望，阜阳市政协将具体的联系方式一一提供给全体受助者，希望双方保持联系。同时表示，一旦这些学生还有具体困难，政协方面仍将继续予以帮助解决。
消息通过当地媒体披露，受到了各界的关注和好评。一些贫困家庭主动前来，请求帮助。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阜阳市政协也是不遗余力，尽可能满足要求。据介绍，近些年政协资助的学生中，有相当数量的受助者属于额外增加。
说个“谢”字缘何如此难
8年过去了。据统计，一共有61名贫困学生受到了阜阳市政协的资助，得以顺利进入大学校园。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技大学等名校，这些贫困学生放飞梦想，追逐着美好的明天。与此同时，由于利率的一再下调，阜阳市政协当初依靠利息扶助贫困生的想法不得不随之更改，从一开始就被迫动用23万多元的本金。而今，用于助学成才工程的资金累计达到l7．4万元。
在感受到助人为乐的同时，一个尴尬的现象开始出现，并为阜阳市政协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据介绍，在接过政协方面提供的3000元扶助资金后，绝大多数学生从此杳无音信。8年间，仅有不到10名学生给政协方面写过信，而且每人仅限于写过一封信。甚至，在两三年间，政协方面连一封书信也没有收到过。除此之外，受助学生以及家长都不再与政协发生任何形式的联系，包括书信、电话、前来探望。由于受助对象没有主动联系，阜阳市政协方面基本不了解这些受助对象的学习、工作情况。
很显然，这与政协方面当初“加强联系”的动议相悖，也与受助学生一再表示加强沟通的承诺相悖。面对这一情况，阜阳市政协方面也有着自己的看法：孩子们不主动与政协联系，同时，政协自身的事情也很多，很难抽出专人展开回访，因此，双方信息不通在所难免。况且，这些孩子已经得到了帮助，政协也就尽到了本分。
但是，在闲谈中，参与助学成才工程的政协工作人员仍然感到十分遗憾。“我们真的很希望那些学生与我们加强联系。我们并非要求什么回报，只是想跟踪了解他们的学习和生活状况，同时，为他们尽可能地解决新的难题。”一位工作人员如是说，“这些孩子是受到高等教育的高素质人才，他们其实应该知道怎么做!”
受助学生缘何没有与资助方保持联系呢?随后，记者根据阜阳市政协提供的相关资料，与部分受助者取得了联系。
一位已经从某名牌大学毕业、现在某著名企业工作的受助学生接受了记者的电话采访。当得知记者的意图后，电话那头的他显得有点不好意思：“刚进大学校园时，我想着要给阜阳市政协写信，但是，由于后来功课很忙，所以也就一拖再拖。再后来，想与政协联系的心情也就越来越淡。”此外,这名受访者也认为，其实，资助者最大的心愿就是受助者能够好好学习，今后用更多的知识服务社会。所以，我认为回报和感恩不能流于形式，学习与感恩谁更重要?相信大家一目了然。
采访中，一些受访对象对政协资助的那段经历似乎不愿多谈。在稍微表示一下歉意后，迅速以“我很忙”便挂断了电话。一位受助学生甚至听到记者的来意后，说了一句“你打错了电话”后急忙挂机。
记者几经辗转，联系上了某重点大学的一位辅导员。他向记者介绍，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非常复杂。根据他的观察，有一些受助学生自卑心理严重，在社会交往中缺乏自信心和主动性，不愿意再和曾经捐助过自己的单位和个人联系；也有一些学生把受捐助的经历当作一段羞于启齿的个人隐私，在大学校园中和就业之后极力讳言；更有一些学生的心理和思想健康状况令人担忧，有的学生则认为自己是贫困生，接受捐赠理所应当。
当然，也有例外情况发生。2006年刚刚考入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受到阜阳市政协资助的刘东和梁金刚，在入学后不久就一前一后地给阜阳市政协写来热情洋溢的信。在信中，两位学子一再对政协方面表示谢意，同时承诺好好学习，将来报效社会。
尽管这样的信件十分稀少，但给阜阳市政协带来了不小的安慰。为此，他们专门将这两封信编发成简报，郑重其事地送给政协各位领导阅看。
应该补上“感恩”课
尽管阜阳市政协一再表示，他们扶助贫困学子的举动并不是为了有所回报，但是，记者在采访中却注意到，这种缺乏应有回应的捐助结果，已经或多或少地挫伤了他们的公益热情。
一位不愿具名的内部人士向记者透露，8年扶助61名贫困学子，已经基本耗尽了当初的募捐。23万多元的爱心款项，只剩下寥寥数万元。按照目前的扶助计划，这笔钱仅能维持3年左右的扶助行动。如何筹集更多的款项，继续当下的助学成才工程，已经不可避免地应该提上议事日程。
与此同时，政协内部也出现了些许不同的声音：有人明确提出，扶助贫困学生并不是政协机关的职责所在，这笔钱用完了，政协的心意也尽到了，可以理所当然地予以中止。也有人认为，扶助贫困学生当然是功德无量的好事，但是，根据受助学生这种冷漠“回应”，基于他们如此缺乏“感恩”意识的表现，让人无法不产生一种“挫折感”。“扶助这样冷漠的学生，我看不出其价值在哪里?”有人如是表达自己的观点。
这在一定程度上阻滞了热心人的行动。尽管他们提出要具体研究继续助学成才工程的事体，但是，截至目前，仍然没有得到明确的回应。“政协机关事务不少，一时半刻还顾不上研究这件事情，具体将来怎么办，到时候再说吧。”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要是这些受助学子多与我们沟通、联系，或许，助学成才工程会开展得更加有声有色，也不至于遭遇当前的尴尬!”
阜阳市教育部门一位熟知此事的人士告诉记者，通过数年的接触，可以深刻感觉到，当下的很多贫困生缺乏“感恩”意识，甚至没有健康的心理来面对贫困以及由此而来的公益帮助，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有调查显示，目前全国约有六成贫困高考生不能凑齐大学第一年学费。利用各种方式广泛开展社会性的公益助学活动，是一种必然选择。但是，在呼吁全社会“施恩”的同时，也应该提倡受助者常怀感恩之心。如果受助者普遍缺乏“感恩”之举，那么就会在很大程度上挫伤“施恩者”的积极性，就会大大阻止社会“献爱心”的后继动力，并进而对我国原本脆弱的慈善事业带来伤害，最终受损的还将是那些需要帮助的弱势群体。
这位人士也认为，当前，学校方面很少专门开展感恩教育，家庭也是尽可能对孩子讲奉献而不求回报，而社会也没有对受恩者作出硬性的要求。因此，孩子们缺乏足够的“感恩”意识原因是多方面的。助学捐款活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事业，分担的是一种国家责任。基于此，有关方面应该研究出一种良性的规范机制，以指导这项活动的持续发展，不仅要让受助学生在获取到社会温暖的同时，对社会怀有感激之情，而且，也应该使他们逐渐拥有健康的心态。
《合肥晚报》 张明
06-11-27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