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感的缺失是中国人真正的劣根性 11月10日新华网转载《华西都市报》的文章说，11月5日，都江堰中兴镇老桥桥头发生了一起令人心寒的事件:一名弱女子深夜遭遇歹徒追杀，发出撕心裂肺的呼救，整条大街的居民听到了呼救，却无人开门制止；惟一还开着门的店主，居然马上拉下了卷帘门!这名女子在绝望中被暴徒殴打致死。当晚很多人在对面楼上目睹了整个过程。网上还登出来了一幅尸横街头、血肉模糊、惨不忍睹的照片，她就是那个半夜遭遇危险，叫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的一个外来女子。那个寒冷而麻木的夜晚，人们听着她的呼救，看着她绝望地死去，这些人冷漠、麻木，而又精明、小心。 歹徒施暴，路人观赏，这也不是什么新闻。中国人的麻木冷漠，也不是从今天开始的，鲁迅一百多年前愤而弃医从文，就是受了中国人观赏日本人处决中国人的场面的麻木和痴呆的刺激。他想用文艺来疗救中国人麻木冷漠的灵魂，深揭出中国深刻悠久的国民性。不幸的是，鲁迅先生终其一生揭露国民性，我们的丑陋的国民性并没有见到有什么改变。一样的面目，一样的灵魂，一样的蝇营狗苟。 维护正义是社会每一个公民的道德义务。罗尔斯在他的著名的《正义论》一书中把这种义务叫作自然义务。这种自然义务不是谁赋予你，谁强加给你的。这是一种我们与生俱来的天然义务。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从正义中获益。在一个有正义存在的世界，人们才能够正常地生活，工作，享乐。但，正义不是自然而然地降临到我们的生活中的，也不是免费来到这个世界的，它是人们竭力维护的结果，为维护它人们必然要付出一定的成本代价。我们之所以拥有一个有正义存在的环境，是前人和别人为我们维护了这种正义。那么，我们为正义环境作出我们应有的义务，不是很正常吗？当我们在面对不义的时候，我们如果给受到不义摧残压迫的弱者施以援手，以支持，那么，不但社会上的恶势力会在这种正义面前低头，使我们的环境有更多的正义，就是将来有一天我们面对不义的欺压的时候，我们也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问心无愧地接受别人的援救帮忙。那些在深夜中被凄惨的求救声惊醒，却置身事外，眼看着一个弱女子被强盗惨杀，他却像乌龟一样缩起脑袋，像鸵鸟一样藏起头颅明哲保身的聪明人，当有一日他处于困境中时，在绝望中向人们求救时，他会为自己曾经的自私汗颜吗？ 自然，维护正义的自然义务也不要求人们总是冒死去行动。这种义务也只是在人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去行使。如果行凶的是一个团伙，手持凶器，气焰嚣张，有人出面，就会无辜受死，谁也不会苛求人们用自己的死去履行自然义务。但是，如都江堰中兴镇老桥桥头这件雪案中，仅仅一位凶手，就使那么多人一时闻风丧胆，噤若寒蝉！如果这些看热闹的人没有胆量出来干涉，呐喊，那么，打一个电话报警，到底花费他们多少成本？这让我想起有次出门在外，目击了一个小车祸：一辆出租车违章行驶，把一个孩子自行车的车轮压扁了。司机跳下车，怒吼着说孩子划坏了他的车。围观的人一大群人， 没有人说话，只是看着孩子被呵斥，被讹诈。我看不过去，上前理论，却不断被同行的同伴制止，把我拉上了车。我虽然还是打电话报了警，可是，就在那一刻，我感到非常非常地孤独。我们所在的竟是这样一个社会，眼看着不义的事情在眼前发生，却能熟视无睹，置身事外，心安理得，无动于衷。这种迷漫在人们心中的冷漠，这种正义感的缺失，正是中国人的真正的劣根性。 孟子当年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取，方为大丈夫。在我理解，这种大丈夫正是一种内心充满了正义感，不被富贵、贫贱、威武所改变的人。但是，这个要求是太高了，按此要求，今天中国已经没有多少人可以配称大丈夫。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些，退而求其次，在不影响我们无法割舍的地位、收入、生命、财产、家庭等等的前提下，在面对不义的时候，对受害者施以援手，给作恶者一声警告，中国人，尽我们一份力，当一个小丈夫，这有多难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