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庙街78号院内的《正阳桥疏渠记》碑 

     开渠修路绿化降尘

      乾隆皇帝撰写的《正阳桥疏渠记》大意是说，天桥至永定门间为一条石板路（据《清会典事例》记载，这条石路是在雍正七年，也就是1729年铺砌），石路两侧地势东高西低，以致路西常年积水，而路东积沙又常因西北风刮到路西，堆壅了先农坛的一半坛墙。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天桥以南平行石路两边各开挖了三条水渠，又在石路两侧各修筑一条土路专供行车。挖渠的土，一部分筑路使用，其余在渠边堆成土堆，上面种植树木。渠中的清水也改善了城南多苦水井的饮水质量。据《疏渠记》中记载的水渠尺寸，大约挖出土方8万立方米，除筑路用土外，估计可以堆出平均宽约4.5米、高约3米的四座“土山”。挖渠堆山后，用乾隆皇帝在碑文中的话说，“于是渠有水而山有林，且以禦风沙，弗致堙坛垣，一举而无不便……胥得饮渠之清水，为利而溥。而都人士之游涉者，咸谓京城南惬观瞻，增佳景……”又说，修渠筑路以后，可以“洁坛垣而钦毖祀，培九轨而萃万方，协坎离以亨既济，奠经凃以巩皇图”，更赋予了强化皇权形象的意义。可以说，这是一次集疏导交通、防治风沙、改善饮水、美化环境、彰显礼制的环境综合治理工程。

     《疏渠记》中没有说是否重建天桥，但提到了在天街石路两侧各修了一条2丈宽的土路专供行车，可见在修路以前天桥上是可以行车的一座平桥。据记载，雍正时期永定门外护城河上还是一座木板吊桥，这时的天桥很可能还是明代遗留的木板桥。既然这次整治工程含有重彰礼制的内容，那就很有可能强化这座中轴路上重要礼制节点的形象重建石桥。重建后的天桥纯是礼仪桥，而不是以往的交通桥，它专供皇帝祭天时坐轿通行，不再行车。

      重建天桥贯通中轴

      重建后的天桥，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修整道路时降低了桥拱，恢复了人车混行的功能，1927年通行有轨电车时拆除，改为暗沟。那么乾隆至光绪时期的天桥是什么样子呢？据上世纪50年代一些老人的回忆，它是一座单孔石桥，桥长约8米（2丈5尺），宽约5米（1丈6尺至1丈7尺），高约1.9米（6尺），桥上铺

      石板御路，两侧有石栏杆。不少文字记载说，桥身很高，站在桥南，北望不见正阳门，站在桥北，南望不见永定门。据一张清末的老照片显示，它确实是桥拱很高的一座石桥。回忆文章中天桥的尺寸也基本上是可信的。桥的宽度，是一条9尺的御路，再加两边侍从行走的边路共5尺，以应天子“九五之尊”，再加两边栏杆，总宽约5米。桥长25尺是“双五”之数，五是数列之中，双五是对“中”的强调，以应南北两段中轴。拱高6尺，象征“宇宙六合”（东、西、南、北、上、下）。更重要的是，桥的高度强化了中轴线的整体意象。原来天桥的位置其高度在整个中轴线上是最低点，它低于正阳门外约2米，又低于永定门内约1米，天街在这里形成了一个“塌腰”，这显然大大损害了天街象征皇权直通天下的形象，不利于“王气”贯通。于是便提高了桥身，使它略低于正阳门外，又高于永定门内，形成了一条一气贯通的意象。桥的这个高度，自然就遮挡了在桥下的南北视线，以致出现了天桥是北京甚至华北平原最高点的传说。桥身的坡度大约1:0.48，它不利于行车，尤其是雨雪天气更有危险，所以在桥旁另有行车的土路。但这个坡度是正常的台阶坡度，便于抬轿行走。

       新造“国门”彰显古礼

      修渠建桥以后，乾隆皇帝亲自写了《正阳桥疏渠记》，刻在方碑上立于桥头东侧，同时又把乾隆十八年立在永定门外燕墩上《帝都篇》、《帝京篇》的方碑又刻了一座，立于桥头西侧。两碑尺寸、形式完全一致，对称放在桥头，形成了一河、一桥、双碑组合的格局。而这种格局正是古代都城门外有河、河上有桥、桥头立表的都门制度。古代的“表”，后来演化为阙，又演化为坊或牌楼。明代的正阳门外有河、有桥（正阳桥）、有牌楼（五牌楼），正是延续了古代都城的形制。

      为什么要在天桥这里又新造了一座“国门”呢？这是因为，古代皇帝祭天都在“国之阳”，即都城的南郊，所以礼制称为“郊祀”。元大都祭天的天坛在丽正门外东南7里，大约是在今天天坛祈年殿的位置。明永乐时天地合祭，在这里建了天地坛，嘉靖时天地分祭，在其南新建天坛（圜丘），这里改建为大享殿，即清代的祈年殿，它们都在当时的南郊。但嘉靖三十二年（1553）修筑了外城，天坛就进入了城内，严格说来，祭天就不能称为“郊祀”了。嘉靖皇帝后期笃信道教，明末清初的皇帝们也都没太在意考据古礼。但一贯标榜自己考究古礼的乾隆皇帝，对天坛从“郊祀”变成了“城祀”非常纠结。此前他已重刻了石鼓文，重订了十三经，仿造了“辟雍”殿，自然也要重塑“郊祀”形象，于是在这里打造出了一处新“国门”，象征天坛仍旧在郊外，祭天仍旧是郊祀。当初燕墩上的石碑就是一座国门前的迎宾表，乾隆在碑上的《帝都篇》诗中说：“我有嘉宾岁来集，无须控御联欢情。”现在再刻一座，也有同样国门迎宾的意义。其实这层意思在《疏渠记》的名称上已经表示明确了，《疏渠记》全部说的是天桥以南的事情，可题目却是“正阳桥”，可见乾隆就是把天桥看做了“第二正阳桥”，他在《疏渠记》里一开始就把永定门至天桥的道路称为“会极归极之宗”，“极”在哪里呢？就是天桥象征的新“国门”。